中国儒商的用人之道

儒商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经济现象。这里,“儒”可理解为“知识”,“商”可理解为“经济”、把“儒”和“商”有机结合在一起,把做人之道和经营之道统一起来,具有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美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企业经营者,我们称之为“儒商”。儒商们的“用人之道”值得身处新经济时代、实践“学而优则商”的现代企业家们潜心研究、吸取精华、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光大。 一、德、功、才相统一,用人唯贤的用人原则 1.论德定次,用人唯贤。德、功、才三者并非并列、同等重要。古人云:“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司马光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即选用人才的原则,应将德行放在首位,唯贤者方用之。     

我国政德建设的传统、现状与走向

政德,即为政之德,是构建社会主道德体系的主导层面,是社会道德水平的最高体现。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政德始终是人民关注、统治者倾心着力的大事。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引起的一系列深刻变革,必然涉及政德领域里的调整与革新。作为社会道德示范的党政干部的政德建设,面临着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 一 我国是一个有着浓厚道德伦理色彩的国家。在关于人之“治德”与“政德”方面,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确有许多精华,值得总结: 第一、视人的自我内在修养为治德之本。所谓“三省”“九思”“内圣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原则,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科学”与“民主”在传统文化中的厄运

传统中国人缺乏“科学”与“民主”精神并不仅仅是由于其愚昧无知,而且也是由于其在追寻人生终极意义的过程中对“科学”和“民主”精神的自觉拒斥。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与“民主”绝非什么创造性发展,它只能是“科学”与“民主”精神被中国传统文化扭曲后的变异态。     

上天有好生之德

“生生之德”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生”的意义不仅仅表现为生命,更表现为生生不息、和谐有序的深层次含义,尤其在儒家的世界观里,宇宙的本质即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动态过程。中国自古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不仅充分体现出主体性,同时也生发出“民胞物与”的极具包容的博大情怀。天地有四时,人体亦有春夏秋冬,以人道应天道,才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应循之道。     

理性与信仰间的精神拔河——冯达文《中国古典哲学略述》述评

《中国古典哲学略述》是冯达文先生新近推出的一部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力作。该书的理论贡献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对孔、孟原创儒学之“世间情”的发掘,对汉唐哲学之“宇宙论”模式的反思,对宋明理学心性论之“俗世化”的追问,都别具一格而发人深省;尤其是书中一以贯之的“信仰”与“价值”主题,曲折而清晰,宏大而深邃,或是冯先生对中华民族之精神历程的独到发现。该书的出版,无疑是当今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一件幸事。     

儒家管理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诞生在我国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之际的儒家管理哲学,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国家管理的指导思想。到了现代,人们依据各自管理活动的实际需要,对儒家管理哲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之分别成为工业社会的“企管精神”(例如日本)、后工业社会的“救世药方”(例如新加坡)。在当代中国,只要我们遵循马     

关注人才中"德"的问题

从本质上讲，人才是创造性、进步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它强调的是人解决实际问题和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范畴，在本质上体现着关系性，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和谐、协调发展，追求真、善、美的内在统一。德才兼备是社会主义人才的本质要求，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同时，要重视对人才中德的要求、评价和调控，坚持以德为先，着眼长远。     

社会实践与大学生素质教育

素质的概念，在心理学中被定义为人的先天解剖生理特征，指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征。从教育学的角度看，一般认为素质不仅指人的解剖生理方面的自然特征，而且还包括人的精神领域的社会性特点，是人在生理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基本要素及其品质的综合，泛指人的情感、意志、气质、性格、思想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范畴。素质教育就是遵循教育规律，全面提高学生群体的基本素质，发展其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个性。大学生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     

老龙头月报

贵友的经营哲学贵友大厦连续6年荣获北京市“双好”、“双信”、“首都文明”等先进单位，是全国百强企业。它之所以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是因为领导班子坚持与运用了五对经营哲学。奇正相生——逆向思维。“正”是指常规，“奇”则是反常规。只有出人正奇之间，以正出奇，以奇功正，才能牢牢掌握竞争的主动权。德智相融——立店之本。在干部工作中，坚持“四化”标准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做到任用干部优胜劣汰，领导干部率先垂范，领导集体优势互补。义利相通——兴商之道。企业开展的一切经营活动都是为了社会主义的整体、长远利益，此乃为义…     

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企业文化

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企业文化刘宏章，唐镜一、＂道之以德＂的＂善教＂、＂治心＂原则与企业职工道德精神的塑造问题企业文化与儒家＂道之以德＂和＂善教＂、＂治心＂原则的德治管理路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或者说是相通的。儒家的管理控制理论，其着眼点主要的是对人的控...     

影响会计诚信原因及其提高途径的分析

在自然经济和传统文化层面上,诚信是道德文化的核心,强调的是内在品德修养,追求的是人格高尚,境界崇高,更侧重于精神方面的追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二字具有极其重要的分量。”忠义礼智信”是人们提倡并力求遵守的行为准则。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人而无信,未知其可也。”又说：“信则人任焉”。荀子认为：“养心莫善于诚”。老子也把诚信作为人生行为的重要准则：“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庄子把“本真”看作精诚之极至。这些圣贤哲人的论述,生动显示了诚信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     

文学翻译中创造性误读的价值原则——和而不同

文学翻译中，创造性误读的存在是客观的，也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为解决这种创造性误读的标准、原则问题，本文引入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概念，以作为误读的原则。     

东方管理文化与中国式管理模式的融合与创新

管理的根基是以文化为转移的,并且受到社会价值、传统与习俗的支配。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人们的理念和行为都是在文化的无形影响下形成的。东方管理文化的人本观、和谐观、中庸观和义利观四大核心价值观念,为中国式管理模式的建立提供了哲学基础。中国式的管理模式的特点是: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管理的前提和出发点是“修己”,管理的目的和落脚点在于“安人”;管理的最佳原则是情、利、法、理四者的结合,即做到以情感人、以利驱人、以理服人、以法齐人;管理的理念是天人合一;管理的至高境界在于“无为而治”。     

王道文化与21世纪大中华的道路

本文旨在论述：王道文化是21纪大中华必须走的道路。首先分辨“王道”之内涵,指出孟子思想中的“王道”之精神基础是“不忍人之心”,以德不以力,与“霸道”之以力不以德完全相反。20世纪孙中山将孟子的“王道”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日紧张的政治关系脉络中,呼吁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必须走“王道”的历史道路。世界历史上采取“霸道”的帝国多半不可避免地走向覆亡的命运,20世纪日本帝国的灭亡就是近代史的教训。在大中华文化圈中,台湾之地理位置与人文风土具有优越性,可以在21世纪海峡两岸互动之中,与中国大陆协同开拓21世纪“王道”文化的新道路。     

当代人文精神的现状及其出路

本文从学术界一度沸沸扬扬的“人文精神”讨论入手,具体分析中国人文精神的现状——落俗和媚俗的表现:痞和纯情。指出:中国人文精神的出路从社会角度讲,是要从“圣人之德”复归为“小人之德”,从个人角度讲就是对知识分子“本心”的自我批判和否定。     

以马列理性迎欧风美雨——读《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评介》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文化碰撞加剧,交汇加速,各种西方思潮特别是哲学思潮涌人中国,引起各界注目。“他人即地狱”,“存在”就是“自我”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曾风行一时。实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的流布,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的蔓延,强烈地冲击着传统思维方式、心理框架     

"形而上学"与现代唯物主义的使命

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企图在科学之上再建构一种关于整个 世界“普遍联系”的世界图景的确是“多余”的,其实质只能是“形而 上学”在现代条件下的“复辟”,或者说是“对哲学的本质要求过 多”。 我在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指与辩证法相对立意义上的思维方法,而是指传统的哲学形态,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理论。这种哲学形态力图从一种永恒不变的“终极存在”或“初始本原”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性和行为。从起源上看,“形而上学”形成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形而上学”就…     

张之洞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贡献探究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谥文襄,直隶南皮人。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的晚清季世,张之洞“身系朝局疆寄之重四十年”,“矢抱冰握火之志,持危扶颠之心,冀挽虞渊之落日”,宵衣旰食,披肝沥胆、励精图治。他身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以中国传统的“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镜鉴,在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外交等诸多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浅谈我国现阶段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一、“依法治国”必须与“以德治国”密切结合 “德”、“法”之争，古已有之。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德治”与“法治”，“礼治”与“刑治”，“王道”与“霸道”，“仁政”与“暴政”的争论异常激烈，直到今天这种争论仍然存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德治”，提出要“为政以德”；但孔子也曾提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法治”，提出要“以法为教”，但韩非曾提出“誉辅其赏，毁随其罚”，“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的原则，强调道德舆论的毁誉必须与法的赏罚相协调。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刑者德之辅”，“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而苟子则认为但靠赏庆刑罚不能尽人之力，教化不足万能的，主张教与诛、礼与刑相结合。总之，古人在如何处理德刑关系上，主要有“德主刑辅”，“刑主德辅”，“德刑结合”几种观点。事实上，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作用。     

宋明儒学动物伦理四项基本原则之研究

万物一体是宋明儒学的基本精神,在一体“不忍”之仁心的推致过程之中必然涉及人类之外的其他生命的问题。在面临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的困境下,儒者不得不“忍心”选择牺牲某些生命,“忍”与“不忍”背后牵涉到宋明儒动物伦理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决定了宋明儒“生杀得正”、“不可太生拣择”的对待动物的态度。从现代的语境重新审视这些原则,其中知性的缺憾与不戒杀的理据皆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