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第一代农民工向小城镇落户

<正>大变革、大转型时代的社会矛盾往往集中在最基层,正确处理好社会矛盾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截至2016年末,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82亿人,50岁以上的农民工超过4600万人。农民工进入代际交替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将成为主体,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返乡,他们的工作、养老、医疗、社保等问题都尚未衔接好。在城市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并不容易,他们背后隐藏着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依据江苏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在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分布水平上,受教育水平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差异更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大。因此,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考虑两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的多元化路径探析——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

城市化的本质是外来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实现市民化的过程。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日益成为城市政府管理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解决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不应是一种模式,而应是多种模式的共存。天津滨海新区在解决外来人口城市融入问题上探索了多元化的融入模式,包括企业员工蓝白领公寓模式、农民工"建设者之家"模式、优秀外来建设者奖励模式、青年农民工社区融入模式等,这种多元化模式为其它城市解决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融入问题提供了借鉴。     

农民工市民化是经济转型的突破口

<正>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特殊群体,为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农民工群体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目前,农民工     

不能只在“用工荒”时才想起农民工

正大年初七,新年气氛意犹未尽,上班族已经回到城市,开始假日后第一天工作。然而,一些大城市出现的"用工荒"使许多人真切地感受到了外来务工人员的不可或缺。由于许多外来人口返乡过年,一些大城市几乎上演了"空城计",让城里人一下子觉得没了往日的方便。(2月16日《南方都市报》)每到春节过后,许多大城市的"用工荒"便格外凸显。由农民工姗姗来迟演绎的"空城计",不仅让城     

我们在“前盐”都挺好

<正>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城市繁荣和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农民工社会保障工作涉及面大,政策性强,如何破解这一复杂难题?在大连市甘井子区大连湾街道前盐村,我们找到了答案——大连前盐村,三面环山,一面向海。这里不仅聚集着上万名外来农民工,更有为数众多的"失地失海"农民。在我们的采访对象中,既有外来务工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也有本地村民和村干部。尽管身份不同,但他们对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     

江苏外来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分摊

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采用核算的方法测算了不同视角下江苏外来农民工市民化的费用。结果显示,江苏一个外来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支出12.3万元。其中,第一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约为11.2万元,新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约为14.3万元。本文还发现,江苏三大区域之间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差异明显,苏南、苏中、苏北对应的成本分别为14.6万元、12.4万元和11万元。如果一次性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公共财政需要为每个农民工一生支付的成本为92.7万元。     

社会支持对青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调节效应研究

城市的建设离不开外来务工人员,在我国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是来自各地的农民工,且青年农民工占很大比例,他们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做用,但同样,他们也是城市当中处于弱势的一个群体。在我国对青年农民工的关注还远远不够,青年农民工已占外来务工人员绝大多数,其心理健康的问题不容忽视。     

第二代农民工婚姻家庭问题探析

本文以第二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利用对不同地区第二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与访谈材料,描述了微观视野下第二代农民工真实的婚姻家庭生活图景。研究发现:第一,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在婚恋观、通婚圈等方面表现出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过渡特征,不过,这样的转变并不彻底;第二,第二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生活在从农村到城市与从子女转变为父母方面面临着窘境,在维护家庭和选择定居地方面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与政策启示

基于2013年进城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应用描述性统计方法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身份五个维度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并不理想,多数人没有建立"城市人"身份认同;在户籍制度障碍下,农民工工资歧视、社会保障程度低、子女教育受限等现象依然十分突出;农民工对定居城市的积极性较高,但他们并不愿意以农村土地作为交换的筹码;群体异质性是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特征,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外来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的融入程度更高。本文提出赋予农民工与市民平等的公民权、探索农民工跨地区服务管理体制、发挥城市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等政策建议。     

第一代农民工的发展研究:意义、现状与方向

第一代农民工规模过亿,是一笔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巨量劳动力资源,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养老压力,在经济社会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文章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农民工代际变化现象后,学术界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发展研究有所忽视。现有的少量研究,看到了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老去的一面,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较,对其养老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需要重视第一代农民工的发展研究,将当前过于聚焦的养老研究拓展向全面的发展研究转变,同时展开系统的第一代农民工发展现状与需求调查,并努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第一代农民工发展理论。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系统论述了第一代农民工发展研究的意义,发现了现有研究在第一代农民工现状与问题描述上的偏差,指出了进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方向。     

代际禀赋视角下的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了禀赋代际差异的两代农民工,代际禀赋差异导致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代际变化,使两代农民工产生了不同的身份认同:大部分老一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属于农村传统温饱型消费方式,其在身份认同上仍把自己当作农民,其最终归宿是"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则有着向现代城市消费方式转变的特征,其最终愿景是通过"留城"实现市民化。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时事围观

正农民工买房,去库存的"救命草"?今年的全国两会,楼市去库存是个热点话题,最近有观点认为,要让农民工成为城镇商品房去库存主体。目前,已有部分城市将农民工纳入政策支持群体,通过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纳入公积金缴存范围等方式,加大对农民工购房的支持力度。如山东将对农民进城购房给予契税     

把解决农民工问题作为共享发展的突破口

正经济发展能否让全民共享,不仅决定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且决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口,更要高度重视共享发展的落地与实施。尤其需要提升数以亿计农民工的获得感与归属感。要把提高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作为重点。第一代农民工出门打工时,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健全。这些年来,社会保障建设在加快推进,但农民工参保率仍然偏低。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陆续退出劳动力市场,需要着力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这方面,还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农民工纳入保障房体系面临的问题

提高城市化质量必须把农民工市民化，把农民工的定居问题看作一个主要的任务。解决农民工的定居问题。对于转变发展方式和真正把经济发展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之上，是至关重要的。假设允许把农民工纳入保障性住房当中，那么面临的问题有这样几个：第一，对需要大规模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城市往往都是资源环境承栽能力开始下降、城市病已经开始显现的城市。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及其健康效应探究

基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在我国城市化建设和工业化发展的浪潮之下,新一代的农民工在对我国城乡的认同方面有别于第一代进城的农民工。这批农民工主要在城乡之间进行徘徊,在城市文化的逐渐熏陶下已经无法适应农村地区的生活方式,而且对于乡村地区的情感认同以及心理上的依恋正逐渐减弱;受到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方面、生活习惯方面、社会资本方面、人力资本方面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还未完全构建对城市方面的认同感,导致其无法融入城市又难以融入农村。本文主要对农民工目前社会融入方面的情况和阻碍其社会融入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寻找出突破困境的相应措施,进而促进其社会融入。     

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何种人力资本更有利于农民工正规就业?

人力资本是促进农民工正规就业、改善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研究并未深入挖掘何种人力资本在提升农民工就业层次方面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对此,本文基于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在Logit模型基础上采用系数集束化的统计方法,比较了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正规就业影响的相对效果。研究发现:技能培训是影响农民工正规就业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人力资本要素,其作用远远高于正规教育,但技能培训相对于正规教育的作用优势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化特征。在代际差异上,对于两代农民工而言,技能培训的作用均高于正规教育,但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就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职业分化上,技能培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高于正规教育,并且前者相对后者的优势会随着农民工"去体力化"的职业分化过程表现得愈发突出。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因素及个人因素综述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最有可能实现从农民转为市民的群体,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比有更强的留城意愿,但其城市融入水平受到诸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状况、子女受教育机会等社会因素及年龄、受教育程度、原生家庭经济水平等个人因素影响。     

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与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

基于目标设置理论的渐进适应模型,本文利用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预期的影响及代际差异。生活适应状况对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平感知程度的强化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融入预期,同时其在农民工的生活适应状况和社区融入预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调节效应;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预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在生活适应变量上突出表现为完全适应城市生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而对第一代农民工则呈现抑制效应;在公平感知变量上主要表现为公平感知程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