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视角下我国社区银行发展路径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时,普惠金融的概念正式进入公众视野,并且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由于长久以来中国金融体制的原因,金融行业相关资源的分配呈现不均匀的状态,中国大众的金融需求难以得到全面的满足.因此,官方在2013年正式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普惠金融政策成为国家重点战略,各金融机构也被鼓励参与到普惠金融的发展之中.在普惠金融概念的引导下,中国的银行业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和发展,相较于区域大银行更具有发展优势的社区银行走进大众视野.社区银行具有许多天然的优势,例如客户信息采集以及提供个性化服务等.但社区银行仍然处于发展中的状态,尚存极大的发展空间.本文将从普惠金融背景入手,结合社区银行的优势,联系社区银行与普惠金融发展的关系,探究我国社区银行发展路径的可能性.     

县域社区银行发展的理论与策略研究

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的贯彻落实,推动地方中小银行机构的转型发展,都需要在县域大力发展社区银行服务.本文在对社区银行机构与社区银行服务的概念内涵阐释基础上,总结了社区银行服务的主要政策指导意见和实践模式特点,进而提出发展县域社区银行服务的策略.     

政策独立性如何影响中小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基于普惠金融的研究

提高普惠金融政策的有效性是助企纾困解难的重要路径。本文通过文本大数据分析,探讨地方普惠金融政策独立性的效果。研究发现,地方普惠金融政策独立性越低,中小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越慢,表明地方政府的“搭便车”行为降低了普惠金融政策效果。金融发展程度好、中小企业活跃度高、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以及高创新投入企业样本中,上述不利影响更明显。普惠金融政策独立性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发挥作用,进一步探究政策失效原因发现,“贷款”和“支柱”作为普惠金融政策文本中的两个高频词,独立性较低的普惠金融政策在这两方面均没有发挥出有效作用。本文对理解和优化普惠金融政策制定、提高普惠金融政策的有效性以及促进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结构的现状分析及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目前已成为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文章分析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消费结构的发展现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居民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升级中。数字普惠金融会影响居民消费结构,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并提升发展享受型支出占比,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改善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因此,应当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并加大监管力度,出台政策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以此促进数字普惠金融与消费结构的良性发展。     

普惠金融、家庭异质性与消费结构升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2017年的微观数据,构建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发现普惠金融可显著促进家庭总体消费水平提升,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提升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和农村家庭更显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同时金融素养会调节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因此,应大力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针对家庭异质性特征精准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使普惠金融成为提振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数字渗透、金融普惠与家庭财富增长

数字金融已成为普惠金融发展中最具影响力的形态之一,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家庭财富增长的效应及机制.研究发现,与传统普惠金融相比,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家庭总体财富规模的增长,运用工具变量的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升家庭的耐用消费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房产净值;数字普惠金融在货币基金和电子支付方面的使用深度能够增加家庭财富规模;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家庭及中西部家庭的财富增长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但"数字鸿沟"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     

县域银行网点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思路分析

县域银行网点实施数字普惠金融、践行“金融为民利民”，已成为县域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补充。文章分析县域银行网点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思路，充分认识实施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意义，找出制约其发展的难点和问题，给出从构建政策框架体系、优化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着手，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在县域银行网点全面铺开的策略。     

普惠金融发展悖论与破解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普惠金融成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途径,但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景况。问题的症结还是未能有效解决商业银行的经营性与普惠业务的政策性、成本高、风险大的矛盾。文章研究表明,有效发展普惠金融需要建立政府、金融企业与普惠金融服务对象三者之间的良性循环经营机制,政府要有真正政策激励,通过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杠杆作用,撬动循环机制中的支点;商业银行通过业务创新实现业务扩张和收益增长,达到减轻普惠服务对象成本负担,促进其经济成长的目的。     

湖南武陵山片区普惠金融发展研究

基于2006-2015年湖南武陵山片区37县市区的数据,利用ArcGIS 10.2软件对片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六个维度的时空演变规律的分析结果表明,湖南武陵山片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各个维度均展现出了明显的空间差异,不同维度表现出的时空演变规律之间也存在差异,区域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不高.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湖南武陵山片区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有为政府”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基于上海财经大学2015“千村调查”

文章基于2015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从大概念的普惠金融角度,用渗透度、使用度和效用度衡量普惠金融,用政策扶持、基层工作和基础设施衡量政府作为,分析了政府作为对普惠金融的影响及地区差异。研究发现,东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最好,西部农村政府最有作为;普惠金融的核心应是提高金融服务的使用度,尤其是银行业务的使用度;有为政府应是全方位有所作为;政府的积极作为能显著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但以带门槛补贴为主的政策扶持并不有效,应慎用;在普惠金融发展中,西部地区政府应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并提高政策扶持力度,东中部地区政府则应夯实基层工作。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8)"数据,文章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Dagum基尼系数分解、核密度估计和Markov链等分析工具,多视角分析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空间集聚特征;区域间差异是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和三大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呈现向右移动趋势;各发展状态较为稳定,且彼此之间的流动性较低,呈渐进式动态演进.据此,研究从市场和政府联合调控、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及统筹区域间和区域内发展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与“中国梦”:思想联结与发展框架

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步入新时期,并进入“顶层设计”视野,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普惠金融与“中国梦”在思想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但实现我国普惠金融的“中国梦”还需要解决一些关键性难点问题.未来,我国发展普惠金融需要在坚持创新、公平和可持续性原则的前提下明确发展思路,形成对普惠金融的正确认识,加强顶层领导规划,从“存量”和“增量”途径构建普惠金融服务供给体系,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和技术创新,构建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加强政策引导与激励.     

黑龙江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策研究

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我国当前阶段表现的越来越明显,黑龙江省作为全国重要的农业大省,普惠金融发展的好坏对促进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本文在梳理国内外普惠金融研究现状及概念的基础上,结合黑龙江省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从金融参与者、市场调节机制和政策支持三个方面构建黑龙江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体系,最终提出适合黑龙江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合理对策和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对比

本文构建传统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率、渗透性和可持续性四大维度展开，选取了12个指标加以综合评价，结合熵值法和变异系数法计算出全国各省份的传统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以及本文构建的传统普惠金融指数的数据，通过构建固定效应面板分析模型，实证检验了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的影响并进行对比分析。本文研究得出结论：数字普惠金融比传统普惠金融对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影响更大；但从区域层面来看，传统普惠金融对三线以上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数字普惠金融更大；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三线及以下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效性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传统普惠金融更显著。研究结论有助于提高中国普惠金融相关政策的精准性，从而更有效地提升中国居民家庭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助力全面深化改革和共同富裕。     

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非均衡及收敛性分析

基于2010-2015年中国1733个县(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趋势面和泰尔指数刻画2006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后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并运用空间收敛模型检验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演进态势。研究发现: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但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非均衡状态;全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差距在缩小,相比省际差距,省内县级区域间的普惠金融发展差距始终是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县域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且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落后的西部地带和低-低集聚区内实现了最快的收敛速度。上述发现为认识中国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进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普惠金融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财务脆弱缓解——政策冲击与经济机会提升视角

作为一种新兴金融模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赖于政策的规范指引，而《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是国家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政策颁布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广义双重差分和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评估了政策对农户财务脆弱的冲击效果以及经济机会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策能够缓解农户财务脆弱，经过平行趋势检验、PSM-DID、安慰剂检验以及替换指标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不变。机制分析表明，政策通过提升农户经济机会(创业和金融市场)参与意愿及参与能力缓解了农户财务脆弱。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具有显著普惠效应，对高龄、高健康风险以及低财富的农户具有更明显作用。因此，应加强相关金融部门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指引，强化对农户等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从而解决农户财务脆弱问题。     

社区银行能否成金融便利店?

有钱人聚集的社区正在被一一抢占.为了争抢存贷款业务的“最后一公里”,如今各大银行不再仅仅布局商圈,而是将触角伸向了社区,开起了迷你支行——社区银行,甚至很多家银行扎堆进入一家社区. 尽管打着“零距离、更亲民”的旗号,但社区银行并不好做.无论从小区金融还是从监管的角度来说,社区银行的存在都带着一丝尴尬.那么,被寄予厚望的社区银行能否成为银行业的便利店?     

中国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耦合演进

文章选取2012—2020年中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灰色关联模型研究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耦合演进。研究显示：中国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耦合度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U”型变化特征;东部地区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化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东部地区省份耦合协调类型以耦合型为主,中西部地区省份以拮抗型为主。据此,提出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升级普惠金融服务质量、完善地区要素资源配置等政策建议,以期促成普惠金融与农业产业化良性互动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相对贫困吗?

相对贫困是我国未来贫困治理的重点.数字普惠金融目标是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获得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实现了其普惠性,缓解了相对贫困呢?文章基于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从是否能获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和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受益程度两个角度分析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不利于减缓相对贫困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城镇和农村的相对贫困;第二,低收入家庭缺乏数字工具,难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购买理财产品便捷性获得更多的收入增长,是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第三,数字工具的普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缓解相对贫困.据此,文章提出应进一步推进数字金融改革,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低收入者教育水平.文章的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建立应对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