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性研究

本文运用系统耦合理论,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了物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利用城市群内31个城市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计算了各城市在2008～2017年的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物流产业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随时间和空间变化的趋势。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平均耦合协调程度属于轻度失调状态,部分中心城市耦合协调度较高,但其周边邻近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物流业对经济发展的先导性作用,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培育一批国家物流枢纽,加快都市圈建设,大力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物流行业内的应用,实现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效率研究

通过对产业生态化、生态效率内涵关系的梳理,以生态效率作为测度产业生态化程度的指标,构建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首先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2010—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4个城市各相关指标进行了处理,然后将新的投入产出数据代入DEA模型当中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效率进行了评价。研究结论显示:1使用PCA-DEA方法评价得出的产业生态化效率结果较直接使用DEA方法更为科学;22010—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效率先上升后下降,但是纯技术效率一直处于改进状态;3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产业生态化效率的无效性主要来源于规模效率低下,尤其是产业规模不在最优状态。最后,提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生态化效率改进建议。     

长沙交通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策略研究

交通的发展是一个地区发展交融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交通系统一体化也是城市群建设的关键.长沙作为长江中游三大城市圈(群)的核心增长极之一,它的主动融入将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建设带来极大的助力.本文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的现状基础和不足之处,从航空系统、铁路系统、航运系统、公路等4个方面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以期基本形成密集的立体化交通网络,为长沙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奠定坚实的基础.     

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次区域间竞合问题研究

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处于快速发育阶段,加快域内城市间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各地区优势互补,使次区域间竞争逐渐走向竞合,已成为提升整个城市群综合竞争力的现实选择.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域内次区域间竞合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竞合梯度明显,竞争大于合作, “软环境”竞合不足,竞合意识保守等方面.域内各次区域间竞合水平的提升,必须要着力加强发展规划的对接,建立次区域合作利益补偿机制,加快优化产业结构,增强城市吸引力因子建设,重塑地方政府竞合理念,使次区域间的竞合关系进一步得到优化和增强,从而推动整个城市群经济健康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研究

运用引力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展开了实证研究。通过对城市综合实力及城市间交通距离得分进行计算,最终得到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值,在此基础上,从城市群综合实力及空间相互作用倾向度两个方面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及机理展开了分析研究。综合分析得出: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水平较低,城市与城市群的空间相互作用水平差异显著;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网络形态主要呈放射状,武汉、长沙在区域中的中心性作用明显;武汉都市圈与环长株潭城市群发育较为成熟,环鄱阳湖城市群发育水平较低;三个二级城市群之间武汉都市圈与环长株潭城市群相互作用水平最高,沿京广铁路—京珠高速形成了一条较高水平的空间相互作用带。     

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绿色发展协作机制研究

工业绿色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是绿色制造的内在要求。长江中游城市群同处工业化中期阶段,共同面临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难题。在"不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的理念下,走绿色工业协同发展之路是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存在工业污染排放强度大、降能耗任务严峻、绿色发展协作程度低等问题,有必要从绿色工业选择、绿色技术研发、绿色产品市场体系共建及工业废弃物绿色处理等层面构建协作机制,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从生产到消费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工业的协同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化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差异

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化发展意义重大。发展新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地区需要认清其绿色化发展的整体水平,比照差距,寻找原因,推动各地区科学、有序和高质量发展。文章从绿色生态、绿色生活、绿色生产等三个层面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化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其空间差异展开了实证。研究认为,各地区绿色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形成的原因具有异质性,而经济实力、产业结构以及城镇化发展水平和开放开发程度是对其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对此,新阶段应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深入推进地区城镇化水平、推动地区开放开发,以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绿色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随着长江中游城市群国家战略地位的上升,一体化成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主旋律,科学评价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有利于破解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协同困境,形成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格局。选取长江中游城市群内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2013—2020年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相关数据,在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同度模型评价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研究发现：2013—2020年长江中游三大城市群的数字经济产业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2020年武汉城市圈数字经济产业达到优质协调,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达到良好协调;从三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空间协同来看,三大城市群之间数字经济产业协同达到良好协调,但三大城市群之间数字产业化协同程度明显滞后于数字基础设施协同水平和产业数字化协同水平。基于此,提出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协同的顶层设计,加强城市群数字产业化,推进数字经济产业链的协同治理,建设数字经济产业联盟和完善体制机制的对策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与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演化及互动关系

搜集了2000—201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9个城市的相关数据,探索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变化及其互动关系,结果发现:(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旅游增长速度大于经济增长速度,且旅游增长速度区域差异大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区域差异。(2)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发展的不平衡性大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旅游和经济的基尼系数及重心在不同区域的变化趋势不同,在不同的时间段内两者的变化方向也不同,既有同向变化,也有反向变化。(3)整个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对旅游发展的平衡性无显著影响,而旅游发展的平衡性会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性,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的旅游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呈负相关关系。     

长江中游城市群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经济新常态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核心引擎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已步入快车道,但仍存在行政边界刚性约束、合作机制不健全、产业同质化、管理松散化、屏障脆弱等问题,影响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应采取突破行政壁垒、健全区域合作机制、推进产业秩序优化、构建综合交通体系、建设信息共享平台、创新生态保护机制及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等多重举措,为长江经济带向纵深发展奠定基础。     

长江中游城市群知识创新合作网络研究

选取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作为研究区域,基于2006—2017年区域高水平合著论文构建知识创新合作网络,分析网络特征并探讨网络邻近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网络规模日趋扩大,联系日趋增强并趋于稳定,基本形成了以长沙、武汉、南昌为核心的多中心网络空间结构,且网络节点具有显著等级层次性。通过特征路径长度和集聚系数分析发现,网络具有小世界特征,但无标度特征不明显。QAP回归结果表明,地理、社会、技术和人力资本邻近都对知识合作网络有显著影响。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作用机理与空间结构研究

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新的增长极,已经纳入国家重点规划行列。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城市间的集聚效应是影响城市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本文运用经济引力模型来测度城市群集聚机理并揭示其空间结构。首先,对长江中游四省各城市的中心性进行测定,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是由4个"核心—边缘"结构的城市圈组成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然后,通过经济引力模型对4个城市圈的经济引力范围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画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包络线,明确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引力的范围,揭示了群内的空间结构。从经济质量、经济距离和经济引力等三个层面,探寻城市群内部集聚的机理。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文章运用熵权法测算2006—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并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经济韧性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1)时间趋势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和高质量发展整体呈现稳定上升趋势,且上升趋势趋同。(2)空间趋势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处于中高值区及以上的城市持续增加,高质量发展先呈现出武汉、长沙、南昌“三足鼎立”的分布特征,到2020年形成了“东南部高,西北部低”的空间格局。(3)影响效应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韧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环境规制抑制高质量发展。基于此,应该充分利用武汉、长沙和南昌的优势,使得各城市间进行优势互补,缩小发展差距。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效率评价及时空分异

从新型城镇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视角,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化效率的时空分异测度指标体系,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的影响测度城镇化静态效率,并进一步使用DEA-Malmquist模型测度城镇化动态效率。研究表明:(1)部分城市的城镇化过程存在低效率问题,其资源配置与利用水平不完全合理,生态环境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2)存在一定的能源浪费现象,全社会用电量的投入冗余程度在所有要素中最高。(3)总体上来说长江中游城市群全要素生产率在2009—2018年是上升的。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加强污染治理与宏观管理,提高土地利用率与空间聚集水平,优化产业结构。     

空间经济联系视角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研究

城市群协同发展是现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下,为把长江中游城市群打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第四极,以城市群差异为基础的城市群间协同发展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本文从经济发展的外在条件出发,就长江中游城市群与长江经济带发展引擎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经济联系进行分析;从内生条件出发,通过介入机会和介入能力模型就两者间产业同质化程度进行对比.综合内外两个维度得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环鄱阳湖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联系最强,环长株潭城市群对长三角城市群介入机会最好,而武汉城市圈对长三角城市群介入能力最佳.在区域整合和协同机制下,整合外在和内生条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各自特点和当前发展状况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各城市群对外经济合作新模式及协调发展新路径.     

以数字经济产业协同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研究

数字经济是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稳住宏观经济大盘和应对突发外生冲击的重要支撑,加强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和打造全国经济重要增长极具有重大意义。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初步形成“一强两核”格局,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基础不断巩固,呈现良好势头。但与国内其他主要城市群特别是长三角城市群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在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协同、数字基础设施支撑、数字产业化协作体系、产业数字化协同平台、数字技术协同创新、数据要素共建共享机制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长江中游城市群应推动数字经济产业政策协同、强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布局协同、加强数字技术研发创新协同和促进数据要素共建共享共通,多措并举,切实提高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创新度动态评估与比较

运用扩展的DEA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状态进行实证研究,揭示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创新度的动态特征和变化趋势。首先从城市群协同创新度的表征因素和影响因素两个维度构建城市群协同创新评价指标,然后运用扩展的DEA方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2003-2012年间协同创新状态进行动态评估与比较分析,得出结论：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创新整体处于初级水平,10年间协同创新度均值在波动中上升,城市群内部协同创新度差距呈扩大之势;环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已形成中心-外围的协同创新结构,两大城市群内部协同创新度差距有扩大之势,而环鄱阳湖城市群尚未形成中心-外围结构,城市群内部协同创新度呈差距缩小之势。     

基于面板数据SDM的长江中游城市群FDI决定因素分析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40个城市1991—2012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Durbin模型对影响该地区城市FDI区位因素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发现:①FDI区位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效应,但有随时间弱化趋势,空间相互作用不可忽略;②从总体样本结果看,各因素对城市FDI区位的影响与理论预期基本吻合,较好地验证了理论假设;③近20余年来该地区城市FDI区位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呈阶段性演变特征,市场规模和外资集聚经济一直对城市FDI区位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并有增强趋势,工资效率、市场化程度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初期阶段作用不明显或者呈负向影响,但后期转为显著正向影响,城市化因素初期显著但后期不显著,基础设施因素在所有估计样本中不显著;④各因素对FDI区位表现了不同的空间效应,部分因素的空间作用对FDI区位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