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层权力、薪酬标杆与高管薪酬制定

本文分析了管理层权力通过薪酬标杆的选取影响自身薪酬制定的过程和机理,并以2011~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管理层权力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探究了薪酬标杆在管理层权力和高管薪酬制定之中的传导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以及薪酬标杆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均存在正相关关系,上市公司高管利用管理层权力影响薪酬制定的路径之一,是通过影响董事会对薪酬标杆的选取进而达到操纵自身薪酬的目的。     

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粘性

最优契约论与管理权力论是目前管理者激励领域研究的两种主要理论基础。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国外资本市场上公司高管薪酬一样具有粘性特征,这与最优契约论的观点不符。薪酬粘性是指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不对称的特征,业绩上升时薪酬的增加幅度显著高于业绩下降时薪酬的减少幅度。笔者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显著高于非管理层权力型企业的高管薪酬,并具有更高薪酬粘性。     

企业家激励报酬制度的设计

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企业家报酬的线性结构.本文通过模型得出企业家报酬业绩敏感性系数的影响因素,进而对企业家报酬实证研究的结果给出一个基本的解释.文章还分析了如何利用这些影响因素来设计企业家激励报酬制度,并提出必须通过相应的组织结构调整来实现这种激励报酬的设计思想.     

企业债券、股权结构与高级管理人员报酬

本认为，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报酬可以单独解释上市公司的经营业债；而年度报酬又可由公司的法人股比例单独解释，或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哑变量和法人股比例共同说明，或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哑变量和国家股比例共同说明。本也发现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与国家股哑变量存在显负相关关系，但没有找到能够解释它的变量，这与上海市上市公司远未将股权作为激励经理的方法有关。所以，为提高企业绩效，减持国家股，并转化为法人股是近阶段可行的方法。     

政府控制、经理薪酬与资本投资

本文在代理理论框架下,基于中国国有企业薪酬管制的制度背景,就经理薪酬对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经理薪酬在企业资本投资决策方面的治理效应。结果发现,当薪酬契约无法对经理的工作努力和经营才能作出补偿和激励时,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存在着因薪酬契约失效导致的投资过度现象。上述研究发现,对理解中国国有企业经理薪酬管制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当前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薪酬改革的争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连锁股东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高管薪酬契约是否有效关系到薪酬激励效果,不仅受到管理层"寻租"的影响,还受到大股东监督的影响.连锁股东因关注投资组合价值的最大化而产生治理协同与合谋两种效应,因此,连锁股东能否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值得关注.本文以2004-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结果 表明,连锁股东通过改善公司信息环境,促进高管薪酬信息流动和提高监督力度,提升了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发挥了治理协同效应.横截面分析结果显示,控股型和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均能显著发挥治理作用,但非控股型和非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在高管薪酬契约方面不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为全面正确认识连锁股东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监管机构合理引导连锁股东发挥作用、促进控股型连锁股东和机构投资型连锁股东的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管理层权力、国有控股与高管薪酬激励

我国企业高管的薪酬激励存在着一定的激励扭曲(激励过度与激励不足)现象。利用2008～2010年我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管理层权力、国有控股对高管薪酬激励扭曲程度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管理层权力与激励过度程度正相关而与激励不足程度负相关,国有控股企业存在着一定的激励不足,且管理层权力越大越能减轻这种激励不足。研究结论对企业尤其是国有控股企业设计其高管薪酬激励方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实证分析

采用操纵性应计作为盈余管理的代理变量,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年薪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操纵性应计对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小于经营活动现金流与非操纵性应计;非经常性损益对高管年薪的影响并不显著;高管操纵盈余的动机随着年薪与报告利润相关性的增加而增加。     

全球化与高管薪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3-2018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论文从FDI流入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全球化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全球化显著提高了高管薪酬。该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控制同时期其他政策影响后依然稳健。此外,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全球化主要通过公司治理中的独立董事治理影响高管薪酬,市场机制的作用有限。拓展性研究还发现,全球化对高管薪酬的作用表现出异质性。全球化在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中具有更大的影响。相较于普通高管,权力型高管在全球化中受益更多,这意味着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企业内部高管之间的不平等在加剧。本文的发现提供了全球化对高管薪酬具有积极影响的中国证据,有助于丰富国际贸易与顶端收入分配领域的文献。     

职位补偿、攀比效应与高管薪酬差距——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

笔者以2010年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的截面数据为样本,分析职位补偿、攀比效应两个主要因素以及内外部制约条件对薪酬差距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高管薪酬差距的形成一方面源于企业规模扩大引起的职位补偿;另一方面源于对本地区、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攀比和跟随。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公司治理与费用粘性

代理问题是我国国有企业费用普遍存在"粘性"的主要成因,而高管薪酬激励被认为是缓解代理问题的重要机制。鉴于此,笔者实证检验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国有企业存在费用粘性,并且该现象主要源自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高管薪酬激励有助于缓和代理问题引起的费用粘性,同时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够增强高管薪酬激励在降低费用粘性时的效果。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作用的发挥因国有企业控制层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债转股”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

"债转股"对高管激励具有显著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债转股"公司来说,"债转股"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债转股"能提高对公司高管的激励效应。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要结合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当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时,可以引进新的股东改善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以更好地激励高管;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支配权的让渡必须依靠各产权主体之间的资源谈判来完成,应使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更好地发挥相机治理及其对高管激励的替代效应。     

经理人超额薪酬和公司治理——一个文献综述

经理人超额薪酬指的是指经理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寻阻而获得的超过公平谈判所得的收入。经理人超额薪酬不仅可能导致公司治理的失败、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等一系列不良的社会经济后果,同时也构成了对公司治理主流理论的挑战,迫使公司治理理论界开始重新反思一些业已成熟的结论的正确性和常用工具的新的政策含义。本文围绕经理人超额薪酬的危害、对传统公司治理理论的挑战以及研究现状等进行文献综述。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研究我国经理人超额薪酬问题的启发。     

高管股权激励 、约束机制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

对外直接投资速率是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重要决策 ,但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剖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决策驱动机制,并基于2004-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 ,探讨了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的影响以及高管所面临的内外部约束机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1)股权激励总体上使得高管倾向于选择快速扩张的投资策略;(2)内部约束机制会强化高管股权激励与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3)外部约束机制会弱化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率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民营企业内部 ,高管股权激励对于加快企业投资的激励效果以及外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更加明显;而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 ,内部约束机制的调节作用均十分显著.文章为如何充分调动企业高管积极性和主动性去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抓住国际化机遇提供了借鉴.     

高管薪酬与运气关系的非对称性研究

笔者以沪深两市2001年～ 2007年度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管理层权力理论出发,实证研究了高管薪酬与运气(行业整体业绩变动)之间的关系,解释了经济不景气时期高管薪酬只升不降、升多降少的现象.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运气正相关;区分行业整体业绩下滑与上升之后,发现高管薪酬与运气的关系呈现出非对称性,高管因为好运气(行业整体业绩上升)得到了额外的报酬,却躲避了坏运气(行业整体业绩下滑)对其的不利影响;且这种非对称性只存在于国有控制的公司,薪酬委员会的设立可以有效地抑制这种非对称性.上述结论支持高管薪酬的管理层权力理论,对完善我国上市公司薪酬契约的制定与执行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债务违约与高管薪酬契约关系研究

文章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分析了债权人与上市公司行为之间的关系,从债务违约的视角来研究债权人对高管薪酬契约产生的治理影响.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中债务违约对高管薪酬契约的不同影响.并利用会计稳健性这一外部治理来研究债务违约对高管薪酬契约的调节作用...     

Forward Markets and the Behaviour of the Competitive Firm with Production Flexibil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oduction and hedging decisions of the competitive firm under output price uncertainty when a forward market for its output is available. The firm possesses production flexibility in that it makes its production decision after the resolution of the output price uncertainty, albeit subject to a capacity constraint on production. We show that the firm optimally acquires a higher level of capacity investment than an otherwise identical firm with no production flexibility. We further show that production flexibility allows the firm to implicitly hedge against its output price risk exposure by the ex post production decision. The firm as such under‐hedges its output price risk exposure in the forward market wherein the forward price contains a non‐positive risk premi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