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规模和结构有明显改善，但仍滞后于农民的现实需求，农村公共产品长期供给不足和滞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从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问题及影响、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效机制方面的对策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各级政府充分认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性和全局性，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职能，促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安徽省L县、N县的实证

通过安徽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调查,总结其现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特点,分析现行供给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建立健全需求表达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等创新农村公共产供给机制的政策建议.     

城乡统筹下四川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创新与重建

近年来,由于农村地区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进步,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出现了全面快速的增长,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已成为阻碍农村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固有的城乡二元供给机制因背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而妨碍了社会公平,制约了供给效率。对此,本文在对四川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调研的基础上,探究了当前四川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存在的弊端,并结合城乡统筹的时代背景,以及农村社会发展对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改进的要求,提出了适宜地区现状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     

构建一个公平有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构建一个公平有效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对于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问题及影响，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效机制的现实性及实施对策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各级政府充分认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性和全局性，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职能，促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     

农村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与有效供给分析

本文基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视角,梳理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若干基本问题。文章首先解析了农村公共产品这一概念范畴的内涵、外延和特征,然后以经济学局部均衡理论和生产可能性曲线为分析框架,考察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实现条件。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构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传达机制和识别机制、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协调地区间公共产品供给、科学确定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数量和定价原则等政策建议。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探析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从财政角度来看,要顺利推进新农村建设,应着重解决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我国目前应该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体系,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管理和监督等,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山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及政策研究

目前山西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不够健全和完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一些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和不平衡问题,尤其是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与城市之间实行两套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造成农村公共产品历史性欠账较多,供给严重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不合理、财政投入不足和供给模式单一。山西获批为"综改区",更需要不断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逐步创建一个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农村公共产品协同供给逻辑与路径探究——基于协同治理视角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节点,也是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但是,目前国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行模式存在很多不足和问题,如供给主体过于集中、激励机制尚未完善、投资模式有待改进、使用效率急需提高等。乡村协同治理的兴起,从另一视角为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途径和路径需要进一步完善,应稳步推进单一型主体转向多元化主体、筹资机制由制度外筹资转向制度内筹资、决策机制由自上而下转向民主协商、监督机制走向社会监督等配套制度。由此,协同供给科学路径的选择,将促进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     

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的构建——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已成为WTO的正式成员,我国与发达国家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巨大差距凸现出来.因此如何解决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成为公共领域的重大课题.本文在对农村公共产品界定的基础上,提出要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应从建立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入手,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得到不断完善,但在新的历史背景直仍然面临不少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为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民公共间品的需求,必须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构建多层次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构建公开、透明的民主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提供与生产的适度分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相关法律、法规.     

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思考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一直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这一问题进一步凸现出来。本文以西北地区为例分析了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状况,从义务教育、乡镇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及基础设施四个方面阐明了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产生的影响;并从基层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互动及基层政府与农民的供给能力和财政转移支付、"一事一议"等几个方面分析和反思了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产生影响的原因。     

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私人供给的制度设计

按照是否严格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传统经济学中的公共产品可以细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的存在为非政府部门供给提供了可能。实践证明,私人供给以及志愿事业组织供给都是行之有效的供给方式。通过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私人供给方式的论证,本文旨在设计一套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非政府供给机制,作为政府供给的有效补充。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的不足及其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实行"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农村税费改革后,伴随着"一事一议"制度的实行,出现了有农民参与的"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实践中,这两种决策机制都暴露出一些问题,为了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必须对现行的供给决策机制进行改革,本文从决策主体、决策依据和决策运行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     

农村制度变迁、公共产品供给演变与农村社会组织发展

农村制度环境的变化直接推动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也可通过作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间接促进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筹资和决策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构成了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政治环境。将农村制度变迁和公共产品供给演变作为构成要素,构建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动力机制,并且反思当前农村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提出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组织的法律制度,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和扶持。农村社会组织应当规范其内部的管理机制,并且不断挖掘其服务职能。     

选择最优供给制度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忽视广大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求机制的失衡。因此,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必须要选择最优的供给制度模式。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政府责任担当:基于扩大内需视角

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又是扩大农村消费需求的关键。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仅能够缓解农村贫困、提高农民收入,而且能够直接提高农村消费能力。总量不足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及社会保障事业城乡差距明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政府责任的缺失。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政府应切实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合理界定纵向间政府职责、建立政府间责任分担机制,建立体现农民偏好的决策机制、提高供给效率,强化农村公共产品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责任。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探析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难点和重点问题.要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改革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通过重构供给体系、完善表达机制和多元市场供给机制、强化预算和监管、改善政府绩效考核、理清不同层级政府间的责权关系并精简机构,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问题及原因思考

本文从相关的概念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出发,通过江西省对九江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及供求关系研究,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存在的深层次原因,并试图探讨有效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     

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法治的路径探析

本文从分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及存在问题入手,就完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法治的路径进行研究,以期对强化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践有所裨益。     

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农民本位”机制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证分析

在农村社会结构持续变化、农村利益格局不断重构的现实情况下,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农民本位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是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更好、更多地流动的核心问题。成都市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调整农村治理结构,协调平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集体、农民三者关系。本文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对成都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本位机制进行分析,认为这一模式达到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满足农户多元化公共需求的显著成效,但同时也存在不可忽视的风险。成都实践给予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启示在于:通过调整农村组织结构显著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通过给予公共资源推动农民在公共事务上的组织化建设、通过程序公正修正效率导向下的公平损失风险、通过农民受益的显性化和最大化提升农民本位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