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都市区治理模式、困境及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大都市区逐渐出现并不断发展.当前我国大都市区主要采取中央政府主导治理模式和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引导下的治理模式.但是,大都市区治理实践中面临着治理碎片化、 行政边界限制和行政色彩浓厚等问题,而我国由单中心治理向多中心治理转型的认为尚未完成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     

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研究述评

大都市区已成为全球竞争的主要单元,治理是影响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针对美国大都市区政府碎化现象,相继产生了单中心主义、多中心主义和新区域主义三个区域治理流派。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政府碎化的测度,政府碎化与政府成本、经济增长、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以及大都市区治理模式的选择等几个方面。     

大都市区:中国城市化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城市发展迅速,出现了大都市区这种新的城市空间形态。大都市区将成为新世纪我国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地域空间形式,同时也对传统的城市发展战略、城市规划和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大都市区财政及其政策含义

21世纪人类进入了大都市区时代.随着大都市区人口急剧增加及其对公共财政需要的扩大,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出来.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现行财政体制已成为大都市区进行区域资源整合的严重桎梏.因此,建立大都市区主导型的财政体制应成为我国基本的政策指向.大都市区财政要求赋予大都市区以更大的自治权,让其更多地承担起组织、调节区域经济和提供公共服务等责任.     

公司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在分析英美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和德日银行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有效性的基础上,归纳出了一种治理模式要取得良好的治理效率应满足的条件,并结合我国的股权分置改革,以及新《公司法》、《证券法》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了通过进一步优化所有权结构、大力培育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经营者调控模式、发挥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和字善的外韶精督棚制等．形成有中国特仁。的公司治理栅制的对镱性建议．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国际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英两国在保留家族企业最终控制权的同时,有选择地将现代公司制度的优势融入家族企业,形成了比较成熟、规范的企业治理模式;日、德两国家族企业家族色彩浓厚,以保障相关者利益的思想与人本主义的融合为基础,是一种内部监控型模式;东南亚包括韩国、香港、台湾等国家或地区在儒家家族传统观念基础上,建立了以家族为代表的控股股东主权模式.比较分析三种模式的共异点,对我国家族企业的治理和发展可以得出诸多重要的启示.     

大都市区: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文章首先论证了大都市区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此基础上指出长江三角洲区域已经进入大都市区形成和发展阶段,分析了动力机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推进大都市区有序发展的若干建议。     

国外公司治理对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的启示

发达国家有代表性的公司治理模式有三种,即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治理模式。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有明显的区别,它们在公司股权结构、及职工的作用方面都有不同的特点。     

德国公司的共同治理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已经成为当前"企业改革的中心议题"[1],是企业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 德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被认为是比较典型的共同治理模式.在德国,企业全体职工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参加企业职工委员会,参与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与雇主分享经济权力.     

国外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及启示

英美股权主导型治理模式和德日债权主导型治理模式具有不同的资本结构特征。在这两种公司治理模式演进中,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相互学习、吸收和借鉴,使不同的治理模式出现一定程度的趋近。同时,公司治理模式具有与其整体制度环境之间的适应性,从而在较长时期内,不同治理模式在演进过程中将保持一定的差异性。公司治理模式演进中表现出的新趋势,对完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了有益启示。     

乡村自治的“弱治理”困境及突破

我国以乡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走过坎坷不平的道路.取消农业税、快速城镇化等等带给乡村自治机遇的同时带来挑战,乡村自治自身实践也遇到“弱治理”的发展滞碍.面对发展困境,要加强自治主体培育、理顺乡村自治中的关系、创造良好的乡村自治法律和外部环境,要为实现乡村自治向民主政治转型打下基础、铺平道路,加快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乡村自治需要不断突破困境迎接挑战.     

基于制约理论的超限超载形成机理与治理思路研究

超限超载现象及治理是国内外公路运输管理研究的热点。运用制约理论对超限超载行为的产生、恶化及自加强机制进行分析,认为各利益相关主体对超限超载的支撑作用、监管缺失条件下治理者自由裁量权和选择性执法导致的寻租行为,都加强了运输者超限超载动机。对超限超载行为的治理,不仅要突出对超限超载运输者的治理,也要突出对政府治理行为代理人的治理。提出从超限超载系统的构成入手,从路上治理向源头治理和利益相关者治理转变,从阶段性治理向日常性、程序化治理转变,从行政手段治理为主向制度化治理转变,最终形成公路运输超限超载控制的长效机制。     

信任约束、交易费用与内部关系治理——华人家族企业行为模式分析

华人家族企业较重视"五缘"关系,特别是亲缘关系。这种关系是家族主义人际信任的认知基础。人际信任关系的不同对交易费用产生重要影响,现阶段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模式(表现为关系治理)是现存儒家文化积淀和现有企业规模上的最小交易费用安排。随着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和家族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华人家族企业的"关系治理"将被"理性"的制度化治理所取代。     

我国环境治理的制度成本解析

文章用经济学成本分析方法,对我国现行环境法律制度的设计及实施进行了探讨。认为:当前,我国环境法律制度作为环境治理的正式制度,其供给和需求不足且交易成本过大,因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虚设、制度失灵现象和环境治理不力。究其因,是由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征及诸多因素所致。环境法律制度供需的最优化应体现为公平与效率的充分合理化及交易成本的最优化,以此作为我国环境法律制度创新和改进的目标非常重要。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环境治理的困境与突破——以多晶硅为例

具有清洁表象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样存在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多晶硅产业就是典型例子。有效治理多晶硅产业的环境污染对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但是,地方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对多晶硅产业却是失效的。为突破这一治理困境,应该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外部约束下,充分发挥社群的中间治理作用,并通过延伸生产者责任、构造环境声誉机制,激励高新技术企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     

公司治理及独立董事的激励与约束

公司治理理论,产生于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没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就没有公司治理理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本文在对当前有关公司治理问题进行简单述评的基础上,探讨了独立董事的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及激励与约束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独立董事激励与约束的网络平台思路.     

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的障碍与突破

由于各类银行及金融机构的兴起,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壮大,外资银行的进入,使得国有商业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任何一家商业银行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重视对市场营销的研究。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测度与治理

本文在探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现实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因素,并由此形成测度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讨论由定性分析向定量研究拓展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通过选取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基础经济指标,本文测度了1993—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状况并分阶段对经济发展质量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993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处于逐步提升状态,但各阶段的提升速度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与经济发展质量变迁并不具有趋同性。在经济增长处于中高速阶段的2013—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最为快速。从各方面指标贡献看,经济效率与稳定性及经济成果分配指标的贡献率随阶段变化波动较大;人力资本及其分布的贡献率,呈倒U型曲线特征;而自然资源与环境贡献率,则呈U型曲线特征;社会相关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贡献量2013—2018年较前几个阶段有所增大。本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政策含义:一是中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稳步推进,但潜在的挑战依然较多,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付出努力;二是要加快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转型,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知识阶层崛起,形成有利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消费与创新效率补偿的良性互动。     

Active Investment Strategies under Tracking Error Constraints

International Advances in Economic Research - Active portfolio managers are judged on their ability to outperform agent’s benchmarks, so optimising fund returns is important. Maximising fund...     

我国经济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经历的深刻转型对社会治理形成正反两方面重要影响。从积极方面看,持续的经济增长为社会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行政改革为推进服务导向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体制环境。同时,社会阶层结构与治理主体结构持续优化,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助推社会治理智能化。从消极方面看,我国社会治理面临多方面挑战:经济风险可能向社会领域传导;农村地区基层治理与服务半径加大;中产阶层增长缓慢与群众诉求多元化并存;人口大规模流动及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冲击社会秩序;网络信息犯罪增多而相关管理规范相对滞后。未来应将社会治理目标与政策逐渐融入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在大发展、大服务、大预防、大调解中协同解决社会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