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能力现状、评价及对策

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背景下,财政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各项公共支出绩效。公共风险与公共危机是现代社会的常态,政府的使命就是尽力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作为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公共财政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影响着应对危机的效力。要加强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能力机制建设,加大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投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在公共风险视角下深入构建财政应急管理机制

公共风险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需要提供公共产品来防范和化解,而应急管理则是其中的一个现实手段。财政为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提供财力保障,因而财政应急管理机制当然是国家应急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财政应急管理机制还存在法律保障机制不健全、资金管理机制不完善、政策运行机制不顺畅、事权划分机制不明晰、监督评价机制不成熟等问题。基于此,在公共风险视角下深入构建财政应急管理机制,须将公共风险作为一条主线来贯穿,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推进财政应急管理法律保障机制建设,优化财政应急管理资金管理机制,完善财政应急管理政策运行机制,加强财政应急管理事权划分机制,强化财政应急管理监督评价机制。     

公共财政视角下我国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能力评价及建议

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背景下,财政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各项公共支出绩效。公共风险与公共危机是现代社会的常态,政府的使命就是尽力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作为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公共财政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影响着应对危机的效力。本文通过对中介指标和结果指标进行衡量评价,对我国应对公共危机的财政能力进行初步判断,并进一步提出了从"资源"和"制度"角度提高应对公共危机财政能力的思路和建议。     

公共冲突治理的三类干预角色分析——兼论政府和社会组织角色担任的适宜性

公共冲突治理中存在辅助型第三方、化解型第三方和保障型第三方三类干预角色,三类角色各自对角色担任者有着特定的要求。对这三类干预角色的担任,政府和社会组织都有着各自的适应性。政府在公共冲突治理中主要担任了制动者、化解者等保障型第三方和化解型第三方角色;社会组织主要担任了信息员、评估者、专家和顾问等辅助型第三方以及关系促进者、调解者、仲裁者、方案建议者等化解型第三方角色。总体而言,政府和社会组织对各自角色的担任是适宜的,但仍有调整的空间：政府需要强化对冲突化解的持续推动者、冲突后续过程的监管者等角色的担任,并需要与社会组织分享冲突化解者的角色;社会组织需要更加积极去承担辅助者角色。为达到良好的干预效果,政府和社会组织需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对应该承担的角色不逃避,对不应该承担的角色不越位,最终实现角色互补,共同构筑公共冲突治理的主体体系。     

地方公共债务研究综述

国内外有关地方公共债务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公共债务理论、公共债务风险、公共债务防范三大领域。国外的研究主要有公共债务有害论、公共债务有益论,并形成两大学派,以及风险实证分析;国内研究主要包括地方公共债务的内涵、债务风险、地方融资平台及存在的问题、防范及化解四个方面。     

地方公共债务研究综述

国内外有关地方公共债务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公共债务理论、公共债务风险、公共债务防范三大领域。国外的研究主要有公共债务有害论、公共债务有益论，并形成两大学派，以及风险实证分析；国内研究主要包括地方公共债务的内涵、债务风险、地方融资平台及存在的问题、防范及化解四个方面。     

社会保障与消费风险

社会保障制度既能化解可获得性消费风险,但也会引致新的公共风险,本文对此作了具体分析。在不确定的世界中,风险无法消除,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权衡风险——规避大的风险,选择小的风险。往往是化解了原有的风险,同时又需要面对新的风险。历史地看,世界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消费领域的公共风险和危机的推动下实现的。从这样一个视角来观察,作为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中大国,如何进一步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有风险思维,应以我国新时期的公共风险为导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不足为凭,因为未来的"石"和"玉"都是不确定的。     

治理与善治：风险社会视阈下公共危机的应因之策论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快，当今社会已经被异化为“风险社会”，独具普遍性、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及共振性特质的风险时刻在拷问我国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基于风险社会的理性考量，在对我国当前应对社会公共危机的制度现状检视的基础上，进行了缺陷性分析并及时地提出了相契合的应因之策，以期为当前我国社会系统工程实践中公共危机的治理与善治开拓出一条新的路径。     

浅探社会公共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构建

社会心理问题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何化解这一社会心理危机,政府与社会应该有所作为。笔者认为,除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救助弱势群体,及时化解矛盾外,还必须积极推进社会公共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构建。     

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策略

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社会风险剧增,公民意识觉醒,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息鸿沟、政府网络舆情监督意识的薄弱、媒体的炒作等导致公共危机频发.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具有不同于大众媒体的传播特性,在公共危机爆发时,利用得当则能使危机顺利化解,反之则导致危机升级甚至难以控制.新媒体环境的复杂性给政府的危机应对带来极大挑战,政府应积极主动地适应新媒体环境,充分发挥新媒体的积极作用,转变危机管理理念,注重危机预警体系的建立,增强法律供给,完善沟通体系,提高危机应对能力.     

社会问责与公共信息供给:理论与启示

本文探讨了社会问责过程中作为问责客体的公共部门与问责主体的公众之间公共信息供给与需求的问题,运用社会问责理论构建了以公共信息供给为主轴的社会问责体系,围绕该体系对当今中国社会问责案例展开分析,认为只有公共部门向公众或社会团体提供及时的、完整的、有效的公共信息,才能避免被问责或减少被问责的频度,据此给出了几点启示。     

我国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中的风险分析

城市公用事业在市场化过程中会面临各种风险,其中最直接和最主要的是竞争缺失带来低效率、国有资产流失等经济风险和社会公平、公共安全等方面的社会风险,这些风险将会影响到公用事业市场化的执行效果。     

市场失灵以及社会性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社会性规制的内部性和外部性具有产权特征,并可统一到产权分析框架中。社会性规制无论是外部性还是内部性的产生都根源于产权界定不清和产权保护不力。西方经济学家所称的公共品、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社会性规制的理论,是内生于产权界定不清和产权保护不力的现象。产权界定不清和产权保护不力可能是导致我国的"公共领域"比西方发达国家更大的原因。     

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合作

在农民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活动中,理性的农民过于算计个人的经济利益,无法克服公共事务中的搭便车等行为,从而出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短缺。而乡村社会资本即农民长期相互交往形成的关系网络、组织以及体现于其中的信任、互惠、网络、宽容、同情、团结,它们能够促进农民合作。因此,培育乡村社会资本是促进农民合作以及提高乡村治理绩效的关键因素。     

合作型政社关系与社会组织公信力:基于文化认知的调节效应

公信力是社会组织治理主体的合法性保障。以往研究主要从微观组织层面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结构进行探讨,忽视了对我国政社关系结构与宏观文化的关注。为此,本文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15年的中国数据,考察了政社关系对社会组织公信力的影响机制及文化认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构建合作型政社关系,公共服务需求的回应性影响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知。公共服务需求回应性越强,社会组织公信力越高。其中,权威层级取向的文化认知不具有调节作用,集体利益取向的文化认知起负向调节作用。社会组织的公共服务供给不仅要关注特殊群体现实需求,更要强调公共服务供给的基础性与公共性,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加强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建设。这些发现拓展了社会组织公信力研究的理论视角,对进一步提升社会组织公信力,发挥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当代青年的社会态度及其启示——基于辽宁省14市1912名青年的调查

调查发现,当代青年关注社会大局,重视道德规范,对政府工作态度评价较高,但其创业意愿较低,对收入分配持负面印象,且认为生活环境欠缺安全。因此,要引导青年认识到社会理想实现过程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运动过程,从青年自治和社会环境重构青年道德体系出发,发挥群团组织在促进青年就业方面的作用,并监测青年舆情,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公共品本质探究——兼对西方主流学派的质疑

介绍了学术界对公共品概念界定中存在的两大标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质疑,指出,公共品具有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属性,是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以增进全社会或某一特定群体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为全社会或某一特定群体共同享用的一类产品。     

公益性社会组织公信力研究

公益性社会组织公信力是公益性社会组织获得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信任的能力,体现组织与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的互动关系,是公益性社会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我国公益性社会组织公信力缺失的原因在于法律和政策管理错位,公益性社会组织欠缺合法性和自主性,内部治理和发展能力不足,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外部监督和评估机制不完善,活动偏离公益使命。为此,急需改善公益性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和政策环境,强化其信息披露和内部治理,健全社会监督和问责机制。     

公共财政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通过回顾学术界对公共财政的讨论,得出公共财政是建立在市场失灵基础上的,以实现财政管理科学化为目标的一种财政管理模式.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进而提出了确立这一主导地位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