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吗:空间溢出的视角——基于中国城市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的。本文构建了金融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理论框架,并采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以地理距离为空间权重矩阵,运用解释力更强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检验了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显示,金融产业集聚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受产业发展阶段和城市规模的限制:(1)金融集聚对东、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但对西部地区的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2)金融集聚能显著促进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溢出效应,但对小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且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3)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控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将促进中国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上述发现为优化金融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等宏观决策提供了研究基础。     

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上市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金融发展调节效应的分析

文章以全国192个地级市的1540家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上市企业绩效的影响，重点关注了金融发展在其中的调节效应与城市异质性。实证结果显示：从全国整体看，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上市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金融发展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从区域异质性看，东部地区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金融调节效应对上市企业绩效的推动作用强于中西部地区城市；从规模异质性看，50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上市企业绩效的推动作用更强，而50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金融调节效应更加显著。最后文章提出了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加快金融发展、促进上市企业绩效提升的对策建议。     

锁定效应与反锁定安排：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产业选择与金融支持

本文通过对资源型城市——朔州经济发展中产业锁定与金融锁定的个案研究，探讨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金融服务问题。文章认为：第一、锁定效应是资源型经济的发展中的突出特征；第二、通过对资源禀赋的探讨，可以寻找到反锁定安排的可行“解”；第三、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金融安排，引导资源合理配置，资源经济的锁定问题可望得以解决。     

资源型城市转型与金融支持研究

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决定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必然性，转型直接关系到城市及至整个区域的持续发展大局。转型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产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应积极发挥其整体功能，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结合当地实际就资源型城市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对金融积极支持资源型城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     

金融发展、要素积累与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的变动源于要素的积累变化,而金融发展对要素积累具有明显作用.本文通过构建要素积累模型,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要素积累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结论表明,金融发展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和各个产业资本和劳动的积累,对第一、二产业产生负向影响,且对第一产业的负向影响大于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产生积极影响,存在明显的“产业替代效应”.但是,影响产业结构的决定因素是要素的原始积累能力,金融发展只是起到推动作用.并且,金融作用的发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得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呈现出“U”型结构.     

基于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模型的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路径研究

针对金融支持城镇化路径模糊、作用机制不清的问题,以全国31个省市1995~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基于多重链式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的多条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可以分别通过教育培训、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的中介传递来有效支持城镇化发展;也可以通过支持教育培训到技术升级进步的中介传递、教育培训到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传递、技术升级到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传递来有效支持城镇化发展;还可以通过支持有利于技术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有效支持城镇化发展。本文认为,在支持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金融资源要重点配置到教育培训、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也要特别重视产业结构优化在城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     

金融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及路径选择——以安徽省马鞍山为例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离不开金融支持。如何突破由产业锁定带来的金融锁定,有效解除金融约束,推动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与金融深化的双赢是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阐述未来马鞍山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发掘当前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及路径选择,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空间溢出与经济绿色增长

中国经济亟需转换增长动力，实现绿色增长。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研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绿色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研究发现：（1）2011—2019年，数字金融对城市绿色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数字金融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增长产生虹吸效应。这种虹吸效应在大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小城市则没有显著的虹吸效应。随着邻近城市人力资本的提高，数字金融的虹吸效应将显著减弱。（3）数字金融的虹吸效应主要来源于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的提高能够减弱这种虹吸效应，促进邻居城市绿色增长，但目前的金融数字化程度还未显著发挥作用。（4）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绿色增长，其中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了主要作用。本文为推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绿色增长提供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各地区商业银行的竞争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整理计算200845条银保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信息构建商业银行竞争指数,实证检验2011—2018年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地区商业银行竞争;消费需求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中介效应;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商业银行竞争的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具有重要启示。     

资源型城市转型与金融支持研究——基于乌海市的个案分析

资源型城市转型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具有交叉性和复杂性的世界性难题。煤炭等自然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这决定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必然性,转型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城市乃至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大局。转型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产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应积极发挥其整体功能,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转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以乌海市为例来分析资源型城市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对金融积极支持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