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能源消费结构与碳排放关系的实证分析

能源危机与CO2的无限制排放将使人类的生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是全球共同的责任.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将会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上降低碳排放强度,有助于中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推进.本研究引入SSM模型并加以改进,以黑龙江省为研究区,以全国为参照区,以选定区域1981-2009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系统研究区域能源消费结构和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以期为黑龙江省能源消费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决策依据.     

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效率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随机前沿模型,采用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首先测算了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碳排放效率,然后分析了其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效率的核密度估计分布曲线,最后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碳排放效率的因素。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碳排放效率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负空间自相关性,经济增长对碳排放效率的提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而环境规制强度、产业结构升级、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能力和能源消费结构对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效率产生负影响或在统计学上不显著。因此,对于提高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效率工作的重点应放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加强环境规制强度、调整各产业内部结构、合理分配科研经费与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上。     

中国区域碳排放空间计量研究

如何从空间视角实现经济发展与碳减排双赢,是建设“美国中国”的重要推手,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基于STIRPAT模型,从区域层面构建碳排放驱动因素扩展STIRPAT模型,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考察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规模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地区间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示范和带头作用,驱动因素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影响碳排放,除能源价格外,其他影响因素均表现出显著性。因此,实现碳减排需要充分考虑空间相关性、异质性和外溢性,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大技术创新步伐,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消费结构,适度提高能源价格,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对外商投资的甄别。     

京津冀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

运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的碳排放核算方法[1],测算2000—2011年京津冀二氧化碳排放量、排放强度、人均排放量和单位面积排放量,从变动趋势、消费结构、相关性和空间分布四个角度分析京津冀的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结果表明:京津冀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在12年间均呈增长趋势;碳排放强度均呈下降趋势;津冀的高排放主要是由以煤炭消费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高耗能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引起的。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应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建立碳汇合作机制。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关联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VAR模型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城乡消费结构的升级,但对农村的促进作用要比城市滞后;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弱的正向诱导效应,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则不具备这种效应。     

低碳经济的国际和国内影响因素分析

发展低碳经济是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但在如何实现低碳发展问题上各国有不同的路径。从国际来看,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石油消费结构、煤炭消费结构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从国内来看,中国的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相关。     

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国际贸易分工等方面探讨了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对STIRPAT模型进行了扩展,利用1990~2008年浙江省的统计数据,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贡献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均GDP、能源强度、人口规模、单位能耗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总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人均实际GDP的影响最大,能源强度的影响较大,人口规模和单位能耗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小,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最小,而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不显著;人均实际GDP持续增长是碳排放增长的最大正向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率最大,能源强度变动是碳排放增长的最大负向驱动因素,能源强度变动对碳排放增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中国省域碳强度驱动因素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文章基于1995-2011年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通过构建经济权重矩阵,分别从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对中国30个省（市、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论表明：在样本期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Moran指数均为正值,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其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本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会受到邻近省份碳排放的显著影响;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能源强度成正比,与外商直接投资、人均GDP、人口密度成反比。最后,文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即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能源使用结构、适当提高建成区的人口密度等能有效降低中国的碳排放强度。     

江苏省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强度存在着对应的上升和降低与回归自然可承载水平的演进关系。为了从二者对应关系所处的实际状态来正确认识江苏省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碳排放问题,文章依据P曲线模型理论,针对江苏省2002—2012年期间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碳排放强度及相应行业效率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强度不断降低存在正的红利贡献,表明了产业结构调整处在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良性阶段,获取碳排放回归自然可承载水平的理性选择就是要进一步的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优化中,获取更大的结构红利贡献。     

双向FDI协同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及跨国面板数据,探讨双向FDI协同互动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双向FDI协同互动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政府调控力、行业规模、资本投入强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双向FDI协同互动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两条路径助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因此,全面推动双向FDI协同互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是助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重要途径。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我国区域碳排放分析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我国省域碳排放分别从全国层面及东、中、西三大区域层面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全国省域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正自相关性,各省份碳排放对相邻省分的碳排放具有溢出效应;区域层面上,我国东、西部省域碳排放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而中部地区存在负向的空间相关性;人均GDP、人口规模、能源强度对我国三大区域碳排放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有所不同;产业结构对东部地区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能源消费结构对中、西部地区碳排放有显著影响,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云南省生产部门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MDI模型

基于LMDI模型,分别研究碳排放系数、经济发展、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人口六个因素对云南省生产活动的碳排放的贡献量和贡献率。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是驱动云南省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因素,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也是碳排放量增加的驱动因素;能源强度则是抑制碳排量增加的最主要影响因素,碳排放系数和能源消费结构因素也对减少碳排放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很明显。说明云南省由于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工业发展对能源的消费需求大,影响因素中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量的贡献率大于抑制因素,在短时期内云南省的碳排放仍将持续增长。因此,云南省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促进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     

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碳排放空间效应研究

中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域,缓解经济发展需求与环境保护双重胁迫压力尤为至关重要。为此,基于2000—2018年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集,构建空间滞后模型,模拟产业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空间作用关系。结果表明:(1)中西部区域碳排放持续增长且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性及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出现"高—高"和"低—低"空间分布。(2)产业资源配置效率(TI)及产业结构高级化(TS)对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减缓作用,现阶段优化TI比TS升级对减缓碳排放更有效,其直接和间接的边际效应强度分别达41.2%和32.2%、8.0%和6.1%,远大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增长对碳排放的边际效应强度。(3)为此,中西部地区应加强TI和TS优化升级,特别是近期内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优化,进而解决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与生态环境双重胁迫压力,减少碳排放。     

数字经济、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数字经济逐渐成为优化消费结构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为了探究数字经济、消费结构优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内在关系，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三者的内在关联与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数字经济产生了显著的“消费激励”效应，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促进地区消费结构优化，但激励作用效果在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相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呈现出更强的消费激励效应，这也为中、西部地区促进消费、优化消费结构提供了新的路径。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地区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消费结构优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现代工业型与传统资源型城市能源消耗碳排放的对比分析——以无锡市与包头市为例

以现代工业型与传统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包头市与无锡市为代表进行对比,采用对数平均权重分解法对能源消耗引起的碳排放量进行分解,探究两种类型城市碳排放特征与驱动因素的异同。研究认为：①两种类型城市经济发展同碳排放量协同增长,碳排放效率逐年减小,离绝对减排的目标相差较远。新型工业城市具有高GDP低碳排放的特点,且碳排放量趋于稳定;传统资源型城市具有低GDP高碳排放的特点,碳排放强度、减排空间和潜力均大于前者,且碳排放量有进一步增大的潜力。②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有效改善,使得能源结构调整收效不大;能源效率的提高对碳排放量起到了微弱的抑制作用;经济发展对碳排放贡献一直保持高位。③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提升,是工业城市尤其是资源型工业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路径。     

空间溢出视角下的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研究

推动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选取2010—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对科技创新与碳排放强度的空间自相关检验,选择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科技创新等因素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为降低碳排放强度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表明:(1)西北部地域碳排放强度值较高,东南部地域碳排放强度值较低。(2)"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科技创新与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3)科技创新和人均GDP对本地碳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抑制作用。(4)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空间外溢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的负效应,人均GDP和城镇化率有显著的正效应。据此,提出鼓励企业创新研发、环境协同治理,从而推动低碳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增长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碳排放权交易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从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分析产业转型升级在二者关系中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开展能够显著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产业转型升级在碳排放权交易与经济高质量增长中存在异质性传导效应,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作用更明显。对此,应统筹规划低碳经济高质量增长方案、厚植绿色低碳产业转型“基底”、多主体协同推进碳减排工作,助力经济高质量增长。     

北京市低碳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对2005~2010年间北京市CO2排放和碳强度进行了测算,并利用LMDI指数分解法对历年碳排放量和碳强度差异进行了因素分解。研究结果表明:(1)2005年到2010年北京市碳排放总量基本呈上升趋势,但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2)北京市经济和人口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节能减排的推进和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减缓了碳排放总量的增长速度;(3)产业部门能源强度因素和产业结构效应是北京市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导因素,碳强度效应(即能源结构效应)对碳排放强度变动的降低效果不明显。     

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的影响

基于多重包络分析测算了生态效率,计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并运用最小二乘法和系统矩估计方法验证了我国30个省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以及清洁能源发电在中间所起的传导作用。测算结果表明:产业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提升均会提高生态效率,但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空间效应;清洁能源发电通过能源消费结构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生态效率提高之间发挥传导作用。     

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区域差异及变化趋势分析

为充分揭示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区域差异及变化趋势,选取中国内地30个省（直辖市）1997-2011年的碳排放相关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能源结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对中国碳排放强度都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且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依次递减;不同省级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明显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结构层次越合理、技术先进且创新能力越强的地区,碳排放强度越低,反之碳排放强度越高;预计中国碳排放强度将保持不断下降趋势。研究结果对于科学制定中国碳减排政策、发展低碳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