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绿色繁荣”的路径探索:基于优势叠加的分析——以武陵民族山区恩施州为例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位于武陵山区的经济发展较落后的民族地区,但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特色产业已有一定发展基础,要实现该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必须整合各种优势资源,发挥优势叠加效应,根据本地资源禀赋条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走生态发展之路,这样才能后来居上,实现绿色繁荣的目标。     

绿色需求视角的企业绿色发展动力机制研究

当代的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无法回避的挑战,持续损害的自然基础威胁到人类大部分的生存空间,实现削弱环境、资源冲击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路径是企业实施绿色发展战略。首先,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采用DRCCGE模型,估算了2010-2020年的潜在经济增长指标,论证了绿色经济不是简单的数量级别的调整,而是以创新为核心的内涵式经济增长;其次,文章指出了绿色创新基石是绿色需求,包括消费者导向、企业导向和社会责任导向三大绿色需求;最后,文章阐明了三大绿色需求的共同作用形成推动企业主动因应环保压力的五大动力机制,即制度压力、效率提升需求、最终绿色消费需求诱导、竞争力培育推动和绿色形象树立等,得到了绿色发展是企业主动因应生态环境问题合意性策略行为的结论。     

资源禀赋与绿色创新——从中国省际数据的经验研究看“荷兰病”之破解

文章基于"资源诅咒"假说,利用1999-200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资源禀赋、绿色创新及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绿色创新的激励机制主要源于煤炭的污染性、而非能源的稀缺性,各地区的绿色创新主要面向"减排"、而非"节能";(2)我国资源充裕地区的绿色创新动力,主要依赖于投入相对更多的研发资金与人力资本、采取相对更严的环境政策及措施;(3)绿色创新对资源丰裕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传统创新对资源丰裕地区的相应贡献率,绿色创新对资源丰裕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其对资源贫乏地区的相应贡献率.结论认为,绿色创新下的资源禀赋并非"资源诅咒",而是"资源福音",这不仅是"适者生存"的必要手段,更是破解"资源诅咒"的重要途径.     

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绿色发展转型:以北京地区为例

创新与绿色发展已成为中国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现代农业的发展同样需要实现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迫切需要加快农业领域绿色经济转型发展的速度.北京的农村经济创新与绿色发展既是优化农业发展格局、培育新的农村经济增长点的必然选择,也将为全国范围内探索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的模式提供宝贵经验.本文通过实地调查、专家访谈等形式,并结合北京市历年统计年鉴数据对当前北京地区农村经济转型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本文分析了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取得的成效及面临的挑战,并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全国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北京地区农村经济绿色发展转型提供参考.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贵州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贵州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多数民族地区偏重于依靠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增长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模式。转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坚持可持续的发展方向,是民族地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是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有效途径。     

双重目标约束下土地资源错配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求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和经济绿色发展。因此，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约束视角，分析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1 9年中国2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错配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经过一系列诸如更换解释变量、缩尾处理等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分析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具体而言，土地资源错配的抑制效应是通过促进城市蔓延和降低城市绿色创新实现的，在中西部地区城市、非资源型城市和中型城市，其抑制效应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会强化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环境目标强约束会显著削弱土地资源错配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而环境目标弱约束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构建市场化导向的绿色创新技术体系、加强官员考核的环境目标约束条件，以缓解土地资源错配程度，从而提高城市绿色发展效率。     

西南民族地区发展特色经济与优化产业结构政策设计

发展特色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各地经济的重要内容,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产业结构作为区域经济的核心内容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所以通过发展特色经济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特色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区位商等指标对西南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得出西南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发展特色经济与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措施.     

生态环境约束下欠发达地区产业转型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产业转型是产业升级、提高产业经济效益的必由之路,也是欠发达地区产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紧张关系的一次机遇。文章以云南省为例,分析我国欠发达地区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认为云南省存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型产业和生态容量的过度使用两大不利因素,要实现产业转型的成功,必须在打造生态服务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循环经济以及延伸资源产业链、提高产业效率等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技术赶超的政策支持研究

民族地区已进入了一个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本文认为,民族地区要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发展缺口在哪里?离发展前沿有多远?哪些缺口容易弥补?哪些缺口弥补的难度有些大?本文重点讨论了民族地区的技术缺口和赶超。文章认为,民族地区的技术缺口不仅大,而且还在进一步扩大之中。文章根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从政策选择、政策强度、政策工具等方面给出了实现技术赶超的政策建议。     

“西部地区经济转型与跨越式发展 研讨会暨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与管理 前沿论坛”会议综述

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与兰州商学院主办,兰州商学院经济学院承办的“西部地区经济转型与跨越式发展研讨会暨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与管理前沿论坛”于2013年7月12—14日在甘肃兰州市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商学院、《光明日报》、黑龙江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河海大学、贵州省委讲师团等近40家高校、科研和政府机构的7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论文50余篇,分别研究了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问题、产业经济与西部发展问题、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西部地区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等。论坛开幕式由兰州商学院经济学院院长张存刚教授主持,兰州商学院副校长王必达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方福前教授、中国社科院科研局副局长、甘肃省社科院副院长刘进军教授、兰州大学副校长、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高新才教授分别致辞。方福前教授主持了论坛主题报告阶段的活动,刘进军教授根据自己对西部区情的深刻了解和对全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全面把握,分析了跨越式发展的概念和西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对中国农村改革中的家庭农场问题从现实意义与实现路径视角进行了分析;黑龙江大学乔榛教授报告了他对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过程中收入分配逆向转移现象的研究;台州学院副校长张明龙教授联系我国发达地区浙江省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与中国西部发展的现实,分析了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与经济转型的实现路径;贵州省委讲师团原团长、贵州省扶贫办原副主任龚晓宽教授就西部地区反贫困问题与未来趋势,结合自己多年在贵州省担任省扶贫办副主任的工作实践和理论思考,提出了很多鲜活的思想;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张建君教授运用翔实的图表和数据,分析了如何开创更有质量和效益的中国经济增长新周期。在其后的论坛专题讨论阶段,分设了“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与产业发展”和“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与民族经济”两个专题小组进行自由讨论,与会代表踊跃发言,讨论热烈。会议第二天上午,《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学家》和《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联合召开读者、作者与编者座谈会,杨万东教授主持。《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主编杨万东教授、《经济学家》编辑部主任蒋南平教授、哈尔滨理工大学期刊社社长杨淑珍教授分别介绍了各自刊物的办刊宗旨、投稿要求与刊物基本情况。四川大学毛道维教授主持大会交流,浙江师范大学曹荣庆教授、山东财经大学王传荣教授、浙江财经大学赵海利教授和兰州商学院高云虹教授进行了交流发言。论坛最后阶段,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张建君教授和兰州商学院赵锋副教授分别介绍了各自所在小组分组讨论的情况;兰州商学院经济学院党总支书记慕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谢辞,对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对代表们的积极参与和理论贡献表示感谢;杨万东教授代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对论坛的进程进行了回顾,对论坛取得的理论成果进行了总结,并对为论坛做出艰苦努力和辛勤劳动的兰州商学院经济学院各位老师和同学表示衷心感谢;论坛最后由台州学院副校长张明龙教授宣布闭幕。
本次论坛重点研讨了以下问题：
一、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
西部地区属于欠发达区域,是我国经济空间布局中相对落后的区域,作为中国经济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自身转型、跨越式发展和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方福前教授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用一系列数据说明,加快西部地区经济转型和跨越式发展,不但对于西部地区广大人民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全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对于缩小我国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对于巩固国防,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对于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健康和和谐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快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是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在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规划、西部大开发新的十年规划以及进一步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的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面临着新的更大的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进军教授在主题演讲中指出,当前全国已有27个省市提出了“跨越式发展”,跨越式发展不是“浮夸风”、“大跃进”,而是需要一定的基础条件,它涵盖了GDP的跨越、城乡收入的跨越和城镇化的跨越等方方面面内容,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落后者”对“先行者”走过的某个发展阶段、发展路径的超常规赶超状态和跨越行为。跨越式发展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区域经济学中的后发优势理论,它是一种超常规、创新型发展,要求以创新为前提并贯穿过程始终,在发展思路和观念、科技、体制和机制等方面不断实现自我超越。
兰州大学副校长高新才教授认为,甘肃与青海、贵州一直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排名中靠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意义尤为重要。甘肃省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300年看北京,3 000年看陕西,8 000年看甘肃,把华夏文明的保护、传承、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使之与甘肃转型跨越式发展相融合,对于扩大甘肃文化的国家影响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台州学院副校长张明龙教授认为,西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赶上发达地区,必须大力培育植根于当地的制造业,逐步形成以优势产品为主干的区域产业体系,以及相应的生产基地、技术条件、企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要深入挖掘特色产业潜力,整合区域经济优势,发展更多的差异性产品。同时,不断拓宽招商引资空间,争取以较多的投资增量,促进区域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
中共贵州省委讲师团原团长龚晓宽教授在分析西部地区反贫困问题时指出,西部地区反贫困问题的基础首先是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在于经济转型。内蒙古自治区利用8年时间将其GDP在全国的排名提升了8位,其在农副产品加工、城镇化战略和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做法为西部其他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经验,而这对做好西部地区的扶贫工作具有很大帮助。同时,西部地区的扶贫问题需注意与土地改革、市场机制之间的关系,努力提高扶贫工作的综合效应。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邓生菊研究员认为,西部地区作为欠发达区域,能否成功实现跨越式发展,对国家战略的实现至关重要。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发展方式粗放,增长动力单一,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贫困形势严峻,自主创新能力弱,民族宗教关系复杂,经济增长跨越式起点低、任务重、难度大、矛盾多。针对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和小康社会目标,西部地区必须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增长动力转型、发展目标转型、产业转型、行政管理转型和城乡关系转型。
浙江师范大学曹庆荣教授认为,“跨越式发展”的提法由来已久,“大跃进”、“赶英超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当前浙江省金华市提出的“赶超发展,浙中崛起”一定程度上都能看到跨越式发展的缩影。跨越式发展既是弱势群体的一种雄心壮志,也是强者能力（即弯道超车）的一种自然体现,它是区域发展过程中弱者对相对强者超越的一种主观要求。
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刘奇洪教授以西部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四省区为例,在回顾了四省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从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中找出经济发展优劣势;同时,着眼现实,客观地对四省区经济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四省区的经济转型、跨越式发展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发展对策。
四川大学毛道维教授对“跨越式发展”这一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跨越式发展”究竟应该“跨越什么”以及“如何跨越”？这些似乎都不明晰,结果这个提法往往成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口号,而地方政府竞争同质化会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最后只能通过经济衰退来解决。
二、产业经济与西部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新的十年规划的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已从地方行为上升为国家战略。
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历来产业经济研究的热点和焦点。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教授认为,受制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土地密集型的规模化农业在中国没有成为农村经济主流模式的可能,我国农业的发展模式必须立足于中国农业的实际,抓住当前持续上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持续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以及伴随着城乡消费结构转型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极佳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劳动密集型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家庭农场。同时,要使中国特色的现代家庭农场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主体,还需依赖土地制度、农业经营组织的创新和发展,农村教育条件的改善和政府政策的支持。
西北师范大学李兴江教授认为,“十二五”时期,西部地区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市场需求约束日渐强化,竞争格局已从数量竞争转向效率竞争,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成为重心,以往西部地区资源导向型的传统工业化战略和依靠规模扩张带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资源型经济转型迫在眉睫;而转型能否成功,关键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因此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把西部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竞争优势,进而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的产业发展模式是目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台州学院张英杰副教授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在研究了西部地区产业集聚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后指出,近几年我国西部地区的产业集聚通过协同效应显现出的产业竞争优势,吸引了更多的国内外资本流向我国西部地区,提高了我国西部地区高端产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增强了产业集聚区的带动能力,助推了西部经济振兴,实现了金融资本增值。但是西部部分区域的耦合强度要高于协调程度,两者未达到良性的协调共振,同时金融发展对产业集聚的短期效应不显著,而产业集聚对金融发展具有明显的拉动效应。
兰州商学院高云虹教授利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分析了工作搜寻成本、劳动力流动和产业集聚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劳动力趋于向工作搜寻成本降低的区域流动,并促进该区域的产业集聚。通过利用2011年北京市工资水平相近的10个区县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在工资差异不显著的情况下,工作搜寻成本对劳动力流动和产业集聚都有显著影响。
四川大学张仁枫认为,西部地区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应该在承接产业转移和区域协同创新的同时,加快自主创新的制度建设和调整产业结构,避免与其他地区的产业同构。这就需要政府采用正反馈机制,通过正反馈机制的放大作用增加输入量,通过循环回路的逐级放大,强化始端功能,推动其上升到新的水平。
西部地区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促进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不能忽视产业转移承接中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甘肃政法学院石玉军博士以甘肃省为例,在分析产业转移对生态环境影响时指出,近些年来甘肃省在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等行业上招商引资规模增长明显,由于这些行业大都属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因而承接的产业转移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三、西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西部地区的经济转型与跨越式发展需要注意与生态环境、资源、民生等的相互协调,走出一条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兰州商学院张存刚教授和陈增贤博士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就当前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两难“困境”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是形成“困境”的价值观根源,西部地区传统发展模式则是形成“困境”的制度性根源。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要克服两难“困境”,就应将价值观变革和制度变革相结合,首先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起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共存的新型自然观;其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破解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态制约;最后,实施既有利于发展经济,又有利于保护生态的双向配套政策和措施,做到既要考虑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又要考虑西部地区的生态战略地位,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原则,加快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步伐,促成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相耦合的可持续发展态势,并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推动西部地区的转型跨越式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道路。
黑龙江大学乔榛教授指出,包括西部地区在内,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影响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与收入分配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标准的经济学中,收入分配被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并且强调初次分配更关注效率,再分配更注重公平。其实,在收入分配的这两个层次之外,还有一个隐形的收入分配形式。这种分配发生于一些处于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劣势的人群向处于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优势的人群的收入转移。这种转移相对于再分配的公平效应属于一种收入的逆向转移。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商品化和市场化开始渗透到政治和社会领域,从而出现了较为普遍的收入分配逆向转移现象,这对我国的收入差距起到了放大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吴翌琳认为,经过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全会、十八大等重要会议的强调和部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已成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西部拥有众多贫困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期滞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点和难点地区。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指数的排序普遍高于其人均ＧＤＰ的排序,说明缩小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有助于降低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可以成为西部经济稳定发展、缩小区域差距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刘升琛副教授指出,西部经济的崛起需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能走先开发后治理的老路,要在建设生态文明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背景下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建设生态型产业,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当代人发展,更要有代代人都能发展的心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兰州商学院赵锋博士以甘肃省为例,实证分析了人口资源对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甘肃省的“人口红利”期大体上从1982年开始,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以上,有力地促进了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劳动参与率是影响甘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人口红利对甘肃人均GDP的提升具有正向的激励效应,劳动参与率是人均GDP发生变动的重要原因。为此,甘肃省应采取措施,进一步通过劳动参与让人口红利效应充分兑现。
山东财经大学王传荣教授指出,经济文化因素作为历史地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从深层制约个体及其社会活动的状态,从而影响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如果没有经济文化的转化,就无法形成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新型农民,也无法演化出能够提高效率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劳动投入,也就无法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因此,加强农村经济文化转型是农村现代化和实现农村未来发展的客观要求。
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主要包括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重庆、四川、甘肃和青海六个多民族省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理位置、地域面积、资源分布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北师范大学陈开军利用实证方法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贸易开放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认为西部民族地区贸易开放度对技术进步的正向作用大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此西部民族地区当前首先要抓住国家的各项诱导性政策,因地制宜地发展对外贸易,提高开放水平,如沿边省份可以大力发展边境贸易,积极参与边境地区区域与次区域合作,内陆省份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发展加工贸易;其次,在注重增加对外贸易数量的同时,还应调整优化贸易结构,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要立足比较优势,稳定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限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逐步增加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同时利用地理文化优势,发展服务贸易的出口。
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政协秘书长胡宪林认为,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和生物资源以及民族文化资源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优势资源,但是西部地区存在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落后、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化规模发展制约因素多和科技开发能力低且不平衡的发展现状。为了抢抓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机遇,实现区域经济全面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首先要用活用足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及中央对民族地区帮扶的各项优惠政策,深化政策创新,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真抓实干,促进发展;其次,以科技体制改革与创新为动力进一步加大科技研究与开发应用的政策扶持力度,立足于区域资源优势,点面结合,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最后,大力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及其相关的服务产业,充分体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及其发展趋势。
西北民族大学贺彩银指出,由于历史、地理和经济原因,西部民族地区对外贸易发展落后于全国其他地区,且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于农业部门,而民营部门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载体,民营对外贸易是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是增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求力量。因此西部民族地区在强调资本形成作用的同时,应积极鼓励民营对外贸易的发展,充分利用对外贸易所创造的市场和引进技术,达到加快二元经济转型的目的。
兰州商学院陈欣怡认为,文化资源的开发对经济绩效的促进作用,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西部民族地区多民族特征与自然、人文、历史条件的耦合产生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因此实现西部民族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对于促进西部民族经济的发展,缩小与汉族集聚地区的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     

支持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

2013年2月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准设立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这不仅有利于保障我国战略资源安全、推动国防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精神,也是实现攀西地区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推进四川省等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在对建设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的重要意义及现状并对财税政策支持创新开发试验区的理论分析之后,在借鉴国内其他试验区和国外创新开发试验区经验基础上,提出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的相关政策建议。     

新时期下中国西部民族省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

西部民族八省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区,城镇化发展要以民族地区特色资源开发为基础,以城镇可持续发展为原则,以国家各项政策、战略规划为保障,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大力培育具有民族特色产业支撑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创新建立合理有序的城镇体系,提升城镇公共服务水平,逐步提高城镇质量,完善政府宏观引导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动力机制,紧紧抓住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机遇,积极利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稳步推进关键期的契机,探索西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实现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表现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要符合国际分工发展的新趋势;其重点不再是保护民族工业,而是培养国际竞争力;经济结构调整应以国际市场为导向,既不能满足于国内市场,更不能像过去那样只注重生产领域的调整等。考虑这一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应该确立开放的产业发展模式,调整产业政策实现机制,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间协议发展等。     

云南民族地区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机制分析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推动之下,民族地区出现一种新的经济增长形式,即民族产业集群.本文认为,云南民族地区已进入产业集群的初步阶段,但具有集群程度低和生产网络不紧密的现状,产业集群形成具有很强的地方文化性、民族互动性等方面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重点提出民族地区特有的资源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产业集群又为民族地区提供就业机会、增加人民收入、完善民族地区的市场体系和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并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由此揭示了产业集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新疆科技人才现状与对策研究

人才是决定经济增长潜在力和市场竞争力的科技人才的关键资源。充分重视和发挥科技人才的作用,为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两大历史任务,通过对新疆科技人才的现状分析,提出着力提升新疆科技人才发展的创新相关机制的发展对策建议。     

服务化如何驱动绿色创新——知识整合与组织合法性的作用

绿色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服务化是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企业可以通过服务化获取价值与资源,促进绿色创新活动。通过构建服务化对绿色创新影响的理论模型,实证分析服务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并探究知识整合、组织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与调节作用,揭示服务化驱动绿色创新的路径及边界。基于252份问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对绿色创新与知识整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整合对绿色创新具有积极影响;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且在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更显著;组织合法性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以及知识整合与绿色创新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组织合法性正向调节知识整合在产品导向服务化、客户导向服务化与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结论可深化服务化与绿色创新研究,并为促进绿色创新提供指导。     

北京房山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

从困扰房山可持续发展现阶段新难题入手,剖析阻碍房山区“绿色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成因;从科学发展观理论入手,理论联系实际、因地制宜探讨分析,房山经济转型的思路与做法.坚持发展第一要务的原则,创新绿色经济发展理念与模式,切实解决新区可持续发展困境;坚持统筹兼顾,在文化建设与绿色经济的有机结合、产业完善中,实现地区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北京房山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研究

从困扰房山可持续发展现阶段新难题入手，剖析阻碍房山区“绿色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成因；从科学发展观理论入手，理论联系实际、因地制宜探讨分析，房山经济转型的思路与做法。坚持发展第一要务的原则，创新绿色经济发展理念与模式，切实解决新区可持续发展困境；坚持统筹兼顾，在文化建设与绿色经济的有机结合、产业完善中，实现地区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其除了在经济发展中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外,还会促进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而绿色金融则是以在金融资源的导向作用下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即金融产业向环保产业及环保技术倾斜,为低耗高效的环境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使其在发展过程中吸引更多生产资料,重新配置各个产业之间的经济资源.由此可见,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启动器与催化剂.     

中俄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比较分析——以甘肃与伊尔库茨克为例

中国甘肃省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两地以发展矿业产品的出口来带动本国本地区经济发展,都形成以初级产品生产与出口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但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较为落后。文章通过对比自然资源对甘肃与伊尔库茨克地区经济的影响,指出两地面临相同的机遇-资源型产业为创新经济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但因资源枯竭也面临共同的发展问题-资源经济倒逼机制,就目前两地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都应该把创新发展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和核心。因此,两地应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加强合作与交流,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努力使外部积极因素为发展创新经济所用,尽快整合内外优质要素为创新经济的发展服务,最终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