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共管:公众环境权与居民生存权的权衡

传统的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式通过对保护区居民采伐、捕猎等行为的禁止及活动空间的限制,实现对自然保护区的管控。实践证明,这种管控机制在维护公众环境权的同时,也损害了保护区社区居民的生存权,使得保护区管理机构与社区居民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社区共管则兼顾公众的环境权和居民的生存权,一方面通过吸收保护区社区居民参与保护管理,提高管理效能,以保证自然保护区环境生态功能的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开发保护区资源,改善保护区的民生,以满足保护区社区居民生存权的需求,从而缓和保护区管理机构与社区居民的紧张关系。社区共管优势明显,势必将成为自然保护区管理模式发展的方向。     

基于生计资本的农户生态保护行为研究

农户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主体,农户行为直接影响到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本研究建立了生计资本和农户生态保护行为评估指标,利用湖北省、江西省、云南省14个保护区周边社区抽样调查的594份有效农户问卷,评估了不同生计资本对农户保护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农户在保护区中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并不高,参与过保护区管理活动的比重占到41%,参与野生动物救助的农户占到12%。(2)人力资本变量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同资源利用行为成反比,同保护参与行为呈正比;物质资本变量中,住宅面积较大,通讯设备较多的农户其生产投入越小;社会资本变量中,村干部家庭更少地采集山野菜,更多地参与保护区的管理活动;金融资本变量中,人均年收入同农户保护参与行为成正比。     

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社区社会经济调查与分析

近20年是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展史上的最重要时期,但在保护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自然保护与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凸显出来。处理好这对矛盾首要条件是对自然保护区社会经济要有深入了解。基于以上目的,对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社区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包括个别访问与问卷调查,涉及新建县南矶乡总户数1 590户,这些居民全部生活在保护区试验区。本调查的覆盖率达到全部农户的45%,扣除外迁农户后覆盖率高达69.3%。调查结果表明:(1)南矶乡保持着典型的湖区社会经济特征,其对湖泊自然资源依赖性极强;(2)保护区内渔业资源较为丰富,但区内渔产量因湖池不同而不同,因此,从承包湖池的渔获量来看,拥有较优的湖池的农户收入颇丰;(3)近几年,小龙虾产量猛增,市场价格攀升,成为当地农户的主要经济来源,因此,其捕获量与市场价格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居民的收入与社会稳定。认为:(1)该保护区的主要保护对象是赣江—河口湿地生态系统,在不破坏其基本特征的情况下,适度捕捞,特别是对外来种小龙虾的捕捞,与自然保护不发生根本冲突;(2)由于当地农户收入颇丰,无外出动力,如何有效管理和利用湖泊渔业资源,是解决保护区与社区共同发展的唯一途径;(3)从长远来看,在各级政府支持下管理局应当建立一种机制,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冲突并把社区农户作为保护的生力军。     

自然保护区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社区参与日益成为解决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之间矛盾的一条有效途径。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构建居民社区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模型。以兴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采用Amos17.0软件对模型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居民对保护区的感知通过影响参与态度进而影响参与行为;参与机会对参与态度和参与行为都存在直接的正向影响,进而提出提高自然保护区社区参与的相关建议。     

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自然保护区是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自然保护区事业的蓬勃发展,如何提高保护区的管理质量成为当前保护区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文章以海南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保护区自1983年建立以来,热带常绿季雨矮林生态系统等主要保护对象得到了有效保护,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保护区的保护与发展仍面临一些问题,主要包括: (1)保护区整体面积偏小,重要保护对象分布比较分散; (2)机构设置和管理制度不健全.基础设施和设备不完善; (3)周边社区人口多,人类活动对保护区自然生态系统构成较大影响; (4)周边社区居民的海水养殖活动对保护区海域环境造成威胁; (5)未来几年旅游发展对保护区的压力将显著增大.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对策: (1)健全保护区的保护管理机构,实行二级区划,(2)合理划分不同功能分区,制订详尽的生态旅游规划; (3)规范海洋渔业方式,定期检查海水养殖企业的养殖污水达标排放情况; (4)积极推动社区共管,促进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户对保护区满意度与保护态度分析——基于中国7省保护区周边农户调查

保护区周边农户对保护区满意度与保护态度研究是协调保护与发展问题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基于7省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农户调查,运用卡方检验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对保护区满意度和保护态度以及对保护区不同满意度农户的保护态度,研究发现区内外、不同区域、不同收入水平以及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在对保护区满意度和保护态度上都存在显著性差异,农户对保护区的满意度越高,保护态度越积极。最后从提高农户对保护区满意度、可持续生计策略设计以及建立野生动物肇事补偿机制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和谐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对广西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关系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社区居民普遍认识到建立自然保护区对资源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保护区开展社区共管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保护区从业人员和社区居民对"社区对保护区的响应"和"保护区对社区的影响"方面的多个指标存在差异显著的看法;保护区边界不合理,资源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社区居民责、权、利不一致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到自然保护区和社区的和谐关系.     

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适应性研究——以张家界4个村为例

以社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及其工具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张家界4个中国传统村落农户适应类型、适应驱动因子和适应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产生旅游专营、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务工主导、工农均衡和务农主导6种生计适应类型,参与旅游农户比例低,务农和务工不同程度地成为了传统村落农户的生计策略之一;(2)影响农户适应效果的主要适应因子有6个,即农户家庭劳动力总量、户主学历、房屋面积、家庭存款、邻里关系和种植面积,均为生计资本指标;(3)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失调、政府政策制度、生计资本是农户适应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分别是农户选择务农、务工和参与旅游生计行为的内在动因,生计策略和传统观念是农户旅游适应结果的决定因素。最后,对传统村落农户在区域发展乡村旅游背景下如何提升适应力提出了对策建议。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利益主体研究——以北京松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在自然保护区管理过程中,应强调管理者、当地社区、经营者、市民（游客）以至专家学者等各个关系主体之间的联系。本文运用利益主体理论的相关研究,根据对松山自然保护区的问卷调查、访谈、实地观察及相关背景资料的分析,确定松山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处、游客、大庄科村村民、旅游经营者为其利益主体。通过解析各利益主体各自特点以及两两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为松山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提出优化建议：理顺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效率;管理者与旅游经营者进一步合作,规范经营环境;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以生态旅游资源为基础,树立保护区形象;以高质量服务赢得游客,用高级管理人才实现景区高效运作;管理处充分行使协调功能,各利益主体协作共事等。     

乌苏里江沿江自然保护区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

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的最有效形式,而伴随着保护区的快速发展,其与周边社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社区参与成为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文章对乌苏里江沿江的多个自然保护区社区参与状况进行分析,构建社区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得出居民的参与态度和参与机会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参与行为,而其中参与机会是对参与行为的正面影响最显著。最后从制度、文化和主体三个视角提出增加居民参与行为的相应对策。     

乡村旅游视角下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影响研究——基于重庆乡村旅游地农户调查数据

在重庆12个乡村旅游示范区(县)开展实地调查,考察调查区内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将农户的生计策略分非旅型、兼旅型、旅兼型、专旅型4种,利用二元、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不同资本状况下农户如何选择乡村旅游参与策略。通过整理466份问卷数据,最终得出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分别是促使农户选择非旅型、兼旅型、旅兼型、专旅型生计资本的关键因素等。发展乡村旅游,应合理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促使农户选择乡村旅游生计策略,补贴农户经营乡村旅游启动资源,促进与监管并举。     

乌苏里江沿江多个自然保护区社区参与状况研究

自然保护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领域,近些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重量轻质的发展路径导致很多问题的出现,与周边社区之间的突出矛盾便是其中之一,而解决这一矛盾最主要的途径是实行社区参与。通过考察乌苏里江沿江多个保护区的社区参与情况,发现该区域内社区参与处于严重不足的状态,并从保护区管理局、地方政府、社区居民三个角度分析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社会参与不足的对策。     

社区参与的理论与模式探讨--以九寨沟自然保护区为例

社区参与是发展经济学的新兴的理论.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在社区参与管理中具有典型性,在实践中摸索了一套社区参与管理的模式:设立专门机构和利用社区自由组织对居民进行管理、创造多渠道社区居民就业和参与管理、组建股份制旅游经营公司,建立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等,这些经验具有理论上的创新和实践上的突破.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需要进一步解决"公平"问题、加强社区居民"实质性"参与、兼顾区域发展、建立就业培训机制.     

北京松山自然保护区的经营目标与生态旅游对策

本文通过阐述我国国有林场体系自然保护区的来历,具体介绍了北京松山自然保护区概况及设置过程,分析了其经营目标,并对其旅游的开展进行了评价。最后提出,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在国有林场体系的自然保护区内开展生态旅游是必要的,即以生态旅游为中介,由经营者、当地居民、旅游者及相关行政部门等利益主体来共同参与保护区的管理,最终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

选取秦岭北麓四个不同旅游发展阶段景区,采用半结构性访谈方法对景区周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设计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农户分类,对乡村旅游影响下六种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家庭特征、生计策略和生计资本进行对比分析。最后提出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包括:1乡村旅游深刻改变了农户传统的生计组合模式,农户生计方式发生变迁和重构,传统单一的生计方式趋于多样化;2在乡村旅游的影响下,当地农业生产功能衰退,大量传统生计农户向新型生计(旅游经营和务工结合)农户转化,形成六种不同理性偏好共存的生计模式;3乡村旅游发展改变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储量和组合形式,改善了农户原有的生计环境。总体而言,当地农户生计资本规模有限,且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差异显著,传统生计型农户生计资本储量和生计活动多样性均明显低于旅游参与型农户。     

加快保护区周边新农村建设,促进大熊猫保护地建立与完善

大熊猫保护区与其周边社区关系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二者的主要问题一直集中在保护区内的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和周边社区经济发展的矛盾与纠结上。生活在自然资源丰富的社区,老百姓希望通过资源利用改善生产条件和生活质量。处在社区周边的自然保护区则需要充分保有自然资源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因此,二者关系的纽带主要在于资源利用管理,并以此衍生出复杂的人际关系、约定俗成的管理制度以及保护、发展的僵持与相互妥协。社区已成为大熊猫保护(地)区建设的重要因素,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将保护区与周边社区一体化建设的思路越来越有必要,需要尽快确立和践行。     

北京胡同社区参与研究——一个探访民族旅游现状与出路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北京胡同旅游为研究对象,从政府、胡同旅游开发商、社区居民三个视角,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北京胡同进行了社区参与的分析研究。研究表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北京胡同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存在着文化选择、旅游承载度、管理力度、社区居民参与利益分配等诸多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以北京胡同旅游个案为视角,以民族旅游为视野,探讨了我国目前的民族旅游发展。文章提出,民族旅游要发挥民族传统文化的比较优势,以政府、开发商、社区居民、游客为一体,在强调政府的宏观指导的同时推进社区居民的参与度,鼓励开发商和社区居民的双赢的开发。最后,作者探讨了社区参与研究对民族旅游发展的重要性。     

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村为例

生计恢复力能够评估农户应对乡村旅游等外部冲击时的适应能力,是当前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基于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3个维度构建了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民族旅游乡村48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划分其生计恢复力类型,定量评价生计恢复力指数,并分析生计恢复力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恢复力可分为文化传承型、生计多样型、政策扶持型和传统生计型4种类型。(2)4种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指数分别为0.4562、0.3865、0.2022和0.1964,文化传承型农户的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均最高,生计多样型次之,政策扶持型的转型能力最低,传统生计型农户的缓冲能力和适应能力均最低。(3)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等4项指标是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最主要障碍因子。     

干旱环境胁迫下民勤绿洲农户生计脆弱性与适应模式

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获取研究数据,按照调整的VSD脆弱性评估框架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农户生计脆弱性,应用障碍度模型识别生计脆弱性形成的主要促成因子,并对研究区农户生计适应方式及适应模式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脆弱性与生计暴露度—敏感性指数整体呈现随农户生计非农化水平增加而减小的特征,适应能力呈现出兼业型(农兼户和兼农户)农户高于专营型(纯农户和非农户)农户的特征;②不同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在各维度主要促成因子具有趋同性,种植业收入比重、人均水资源配给量、饮水质量、人均劣质耕地量、人均非农收入、农技培训应用情况、住房情况与大牲畜资本量等分别从不同维度促进了生计脆弱性的形成;③根据生计脆弱性促成因子与适应行为选择,可将研究区生计适应总结为"节水技术+设施农业适应模式""种植结构调整+节水技术适应模式"以及"种植规模削减+劳动力转移适应模式"等三种适应模式,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具有积极的缓解作用。     

保护区周边社区对保护区的认知研究——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本文以社区对保护区的认知态度为研究重点,选择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案例,抽样调查了高黎贡山东坡村寨居民对保护区的认知和态度,使用SPSS对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整理。本文研究发现,社区群众对保护区的正面认知要远远高于负面认知,形成正面和负面认知的原因多种多样,政府管理活动本身是影响认知的一个主要因素。为改善社区与保护区的关系,促进保护区的管理,需要从影响认知和态度的因素入手,加强社区对保护区的正面认知,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消除负面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