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跨区域交易政策对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

为促进节能减排,助力“双碳”目标达成,部分城市建立排污权跨区域流转的交易市场。作为市场型环境治理政策,排污权跨区域交易政策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有待检验。以二氧化硫排污权跨区域交易为切入点,通过采用PSM-DID的方法研究排污权区域间交易制度对污染物的政策影响。在综合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研究发现,排污权跨区域交易政策未能有效实现降低二氧化硫排放量的目标。因此应综合考虑地区特性,完善市场运行机制,真正发挥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减排潜力。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对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

以我国2007年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政策为准自然试验,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但促进效果偏弱且具有时滞性;进一步,分类型和分地区的异质性归回结果显示,试点政策对我国不同区域、不同创新类型的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强,主要是有效推动了绿色发明专利的增长,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较东部地区偏弱且偏向于绿色实用新型专利。     

二氧化硫排污权价格体系的江苏样本

正由于不同区域环境容量、经济发展水平、治理成本不同,合理的初始价格在不同区域是有差异的,可以通过不同区域系数进行修正。近年来,国内10多个排污权交易试点省的实践证明,在排污权初始有偿分配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二级市场,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环境资源合理配置原则,有利于此项环境经济政策的推进。目前江苏省正在探索将太湖流域水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成果向二氧化硫排污权价格政策延伸。     

环境规制、对外开放与绿色经济发展

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是影响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探讨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于推动绿色经济提升具有现实意义。文章在梳理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对绿色经济影响机制的基础上,选取2008—2020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来测算各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三者间的影响变化关系,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空间正相关性,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在环境规制、对外开放相互作用下,相比环境规制对外开放对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发挥的作用更大。为此,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完善环境规制,扩大对外开放,强化科技创新等政策建议,以推动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路径和动力来源。文章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并以环境规制异质性门槛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环境规制门槛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异质性明显；特别地，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受限于环境规制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效激发了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即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出U型关系。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利用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为区域政府制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切实依据和参考借鉴。     

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经济发展稳定性、绿色发展水平、福利改善程度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六方面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促进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分项来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效率,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程度,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不过,环境规制显著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且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稳定影响并不显著.最后,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不能显著影响综合经济增长质量,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     

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PSM-DID检验

随着我国环境规制体系的不断完善,环境规制在促进经济绿色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其中2011年提出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是这一体系中重要的一种环境规制制度。因此,在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来测度中国2009—2017年30个省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将2013年在试点省市正式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匹配得分的双重差分法(PSM-DID)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实证研究表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逐步改善,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和对MGTFP的影响相一致。在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中,技术进步所受的影响最大,纯技术效率所受的影响最小,综合技术效率所受到的影响要大于规模效率所受到的影响,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及城镇化对MGTFP及其分解项的影响存在差异,技术创新对MGTFP及其分解项的影响为正,对外开放对MGTFP分解项的影响为负,这与对MGTFP的影响一致。     

环境经济政策评估正当时

正从2007年环境经济政策路线图推出至今,以排污权交易、生态补偿、绿色信贷、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为代表的环境经济政策试点实践已经走过8个年头。试点效果如何?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有哪些?试点经验能否大范围推广?这些经济政策还存在哪些问题?尚需怎样加以完善?随着经济政策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人们开始关注这些问题。环境经济政策评估由此开始。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证据

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兼顾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调统一。环境规制政策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亦会影响企业内部的生产决策,进而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与环境绩效,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体现,基于此,本文利用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数据库,采用Super-SBM模型测算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重点考察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总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影响;第二,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以及能源配置效应等渠道影响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环境规制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权、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认为,环境规制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其在推行过程中要注意“度”的问题,避免过强的规制强度造成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进而损害企业生产效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此同时,政府要避免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刀切”问题,根据不同规制对象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     

中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政策效应研究

将2007年中国11个省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评价了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政策效应及背后的作用机理。基于2004—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并考虑内生性问题、选择性偏差、安慰剂和反事实检验后,实证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制度会降低污染物排放,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该效果主要通过绿色创新、市场化和政府干预三种媒介发挥作用。排污权交易制度政策效果在不同工业基地、不同资源型和不同地区城市呈现明显异质性,相比于老工业基地、非资源型城市和东、西部城市,该效果在非老工业基地城市、资源型城市和中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该研究为评估中国排污权交易制度政策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对加快实现污染减排和绿色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中国制造业技术路径选择

面对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约束,中国制造业如何选择技术进步路径,在实现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满足低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本文基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视角,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研究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推动了制造业技术路径转化的过程,在碳排放约束影响下,创新主体通过技术路径由引进模仿转向自主研发,满足绿色发展的要求;该影响受环境规制强度调节,适度提升规制强度能够强化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技术路径转化的促进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对技术路径选择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低碳城市制造业的技术路径选择受内在要素禀赋的制约,随着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能力升级,低碳试点政策对制造业技术路径转化的促进效应愈加明显。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制造业技术路径选择的相关文献,也为实现低碳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     

金融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效率

基于2007—2018年我国2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金融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和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提升绿色经济效率,金融集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绿色经济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因不同的环境污染程度、环境规制强度和地理区位存在显著差异,高环境污染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调节作用更强,高环境规制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调节作用更弱,沿海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调节作用更强。因此,改善我国不同区域金融集聚程度,发挥金融集聚和绿色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有助于我国绿色经济发展。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的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影响研究

伴随经济的发展,中国越来越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绿色经济发展引起了政府以及社会的普遍关注,由此,绿色经济效率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论文从影响绿色经济效率关键因素环境规制出发,利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了中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模型验证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结论显示环境规制对全国样本及分样本东中西部区域的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呈现不同特征,最后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提出了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对策建议。     

鄱阳湖流域内企业排污权的市场交易模式研究

排污权交易作为一种现代市场化治污防控重要手段,在污染物总量和种类得到控制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促进排污权交易双方效益最大化,实现社会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行政区域为界实施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和污染物随自然区域扩散的特点对排污权交易的实施带来了一定困难,文章认为以流域管理为基础,按自然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讨论了不同地区同类污染物排放的成本差异,在考虑了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公平与效率的基础上,分析了鄱阳湖流域内排污权交易市场的供求状况,建立了该流域排污权交易平台的交易模式和交易流程,并对合理完善排污权交易给出了如下政策建议:完善机构设置,发挥综合决策功能;完善排污权交易的分配制度;构建现代化排污权电子交易平台;完善企业排污主体的责任制度体系。     

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选取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的外部溢出效应，并探讨异质性环境规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对工业碳排放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能够正向调节绿色技术创新的工业碳减排效应，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调节能力有所区别，表现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调节能力最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次之、自主参与型环境规制最弱。据此，提出积极推动工业领域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工业绿色发展区域协同性、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工具组合等相关建议，以助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

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文章基于熵权法构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测算得到绿色GDP指数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采用非径向、非角度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了2000—2016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并从时间和空间维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运用面板模型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整体绿色经济效率水平稳定在0.826左右,上、中、下游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呈依次递增态势,且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倒"U"型曲线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强度在逐渐减弱,对外开放、城市化、能源强度和环境规制等因素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各异,上、中、下游地区及各省(市)之间发展情况存在显著地区差异。     

排污权交易:渐呈蓬勃之势

正排污权交易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一项环境经济政策,旨在通过市场手段解决资源环境优化配置问题。我国对排污权交易的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试点工作真正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但是进展缓慢。"十一五"以来,排污权交易试点探索加快,原国家环保总局(现环保部)联合财政部"自上而下"推进排污权交易国家试点与地方"自下而上"自发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探索交互进行,渐呈蓬勃之势,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试点实践经验,同时,排污权交易     

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法相结合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碳减排,但是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中部地区的碳减排,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碳减排影响不显著;（2）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为中介促进了碳减排;（3）环境约束力度的强弱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强约束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