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地区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来自我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1989-2011年省级层面的发展数据,在基于DEA法测算各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分解内容的基础上,采用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各地区生产率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从总体上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发展存在着溢出效应,只不过这种溢出效应具有综合性和空间异质性的特征;在区域层面上,技术进步上的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东、中部地区,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来说主要源于东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本文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工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空间动态面板计量模型的分析

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构建了工业集聚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采用空间动态面板计量模型,探讨了工业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工业集聚的因素后,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集聚有着显著为正并且影响正在减弱;外商直接投资对周围省市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并且正在减弱,而市场潜能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断增强;政府税收优惠政策对集聚企业的吸引在降低,同时完善的基础设施对工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在不断增强。     

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新区发展存在溢出效应吗？——基于31个国家高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31个大中城市及国家高新区2001—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FDI)显著促进高新区发展,对高新区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果,并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溢出效应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部城市高新区的溢出效应强于中西部城市;外商投资强度越大对高新区溢出效果越好;高新区的人才数量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新区的溢出;继续扩大开放,促进投资自由化,吸引更多外商投向中西部地区,增加人才投入能够更好的促进我国高新区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基于我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重点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的影响,通过选取我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2005—2009年的产业层面数据,从实证方面就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工资效应及其对制造业国有企业的工资溢出机制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在其进入过程中,通过影响工资效应的两个传导机制即技术外溢渠道与劳动力市场渠道,对我国制造业国有企业的工资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并且其作用效果因行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而言,在行业引资程度较高以及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低的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将对工资溢出产生积极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门限面板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4-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O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并考察了影响OFDI就业效应的相关变量的作用程度和门限特征.研究发现:OFDI对于我国国内就业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促进作用呈现东、中、西部逐步递减的趋势.OFDI对就业的影响通过对外贸易、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等渠道来传导,OFDI存量大小、投资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刚性和对外开放程度对OFDI的就业效应存在门槛影响.     

国家经济风险与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基于面板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面板门限模型对2000—2012年间我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和东道国国家经济风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非洲东道国国家经济风险对我国的直接投资总体上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当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或超过一定水平之后,这种抑制作用会显著增加。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环境规制和FDI的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FDI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成立的证据不足。     

东道国腐败会阻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吗?

制度基础观认为东道国制度环境会影响跨国公司投资者对风险和收益的判断,削弱跨国公司全球网络整体竞争优势,不利于跨国公司决策者国际化战略布局的制定和调整.为了考察东道国制度环境中腐败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本文采用2001—2014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因腐败等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人数的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腐败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存在显著的摩擦效应.其中,东部地区腐败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阻碍大于中西部地区,且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按照不同时段重新检验后发现,现阶段(2007—2014年)中国腐败频数和腐败强度较前期(2001—2006年)明显下降,由于国家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推进,腐败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润滑剂作用难以为继.     

外商直接投资对皖江城市带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皖江城市带面板数据研究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作为迄今为止国务院批复的全国唯一一个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示范区,外资的大量进入是必然趋势。文章利用2006-2009年皖江城市带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和FGLS方法,对皖江城市带外商直接投资的产出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皖江城市带FDI确实带来了产出的增长,但是对技术溢出的效应不显著。本土的自主研发投入无论是对产出效应还是对技术溢出效应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创新能力形成的主要因素。尽管人力资本制约了皖江城市带的技术进步,但是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促进了皖江城市带的技术进步。皖江城市带FDI并没有通过本土的研发资本投入实现技术外溢效应。     

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与碳减排——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作为当今世界碳排放量第一的国家,中国如何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走好可持续发展道路,备受国内外关注。选取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产业集聚外部效应视角,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分析二者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集聚影响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31.1%。(2)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二者关系呈倒U型。当外商直接投资处于低水平时,产业集聚会增加碳排放量,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跨越更高门槛值,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凸显,抑制碳排放量增加。(3)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量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能抑制碳排放量增加。（4）经库兹涅茨曲线检验,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关系为倒U型,且产业集聚临界值为2.389。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动态效应实证研究

2005年7月21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人民币对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2006年5月15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首次破八.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再次引起社会各行各业的广泛的关注.本文拟用1986～2005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外商在华企业进口额和出口额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理论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动态效应,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以及全球经济结构背景来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内外原因以及相应的影响.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前言事实已说明,跨国公司是国际资本的主要拥有者和借贷者,也是国际间一体化生产的核心组织者,它组织起了以公司内部分工为特征的国际间一体化生产营销体系。跨国公司凭籍其拥有的资本、技术、信息和经营管理诀窍,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网络等一整套促进经济发展的要素,通过投资,向东道国提供有形和无形资产,促进东道国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因此,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欢迎外来跨国公司的投资。但是,事实又说明,在激烈的世界性竞争中,尽管跨国公司不断地研究和开发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以至于世界上绝大部分最…     

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分析——基于协整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现代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及其相关理论,利用1979-2005年的年度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与我国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就业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1%,长期来看将带动我国就业增加0.13%.文章还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就业量之间的短期波动及其调整机制.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门限特征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已有的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献中,大多数学者认为FDI技术溢出会显著促进东道主国家的经济增长,然而利用中国1997—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却发现FDI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门限回归模型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开放程度、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等四个方面检验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门限特征,并测算出了引发积极FDI技术外溢效应的门限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FDI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FDI增加有助于提升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降低第二产业比重,总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且FDI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呈边际递减规律。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利用山东、四川、吉林、河南、青海、浙江、湖南和广东等10个省市地区2004——2011年的面板数据,选择人力资本存量、经济发展前景和劳动成本、经济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和市场规模等对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选择含个体时期常量的确定效应的变截距模型分析得出:人力资本存量、经济发展前景、劳动成本、经济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对FDI的规模有正向影响,而市场规模与FDI规模呈现负相关,这很有可能是现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运输成本的大幅度降低,市场已经面向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直接投资生产的产品更多的是利用其它的优势进行出口。     

环境管制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外资进入发展中国家是为了获得由于环境管制程度的差异所带来的成本优势。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相对于经济发达国家而言的宽松的环境管制并不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外资污染产业指向特征并不显著,但宽松的环境管制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正向作用,放松环境管制可能导致外资产业结构趋于污染加重;同时,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市场化水平、产业集聚程度、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作用,这些因素的影响是引起外商直接投资增加的重要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99~2003年的行业层面板数据,考察了FDI对中国工业部门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考虑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并控制住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之后,研究结果显示,FDI产生了显著的行业内溢出和前向联系溢出,但后向联系溢出为负。此外,对技术差距最优区间的分析表明,当内资企业生产率为相应外资企业生产率的30%~70%时,前向联系溢出能实现最大化。     

基于技术创新的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

我国引进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主要在于引进内含在其中的先进技术。在回顾已有文献的基础上,利用我国的29个省份(市、自治区)1999—2006年共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仅对外观设计创新产生影响,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是技术创新最主要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