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治理机制实证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以江西省1990-2007牟统计数据为基础,以工业三废治理综合产值为被解释变量,环保因素（环保技术、环保投资和环保政策）为解释变量,进行环境污染治理机制的实证分析,就江西省这个具体区域进行研究和判别影响环境污染治理三大环保因素的贡献大小,通过实证手段达到寻找问题、发现问题的目的。     

农村环境污染根源及其治理——以辽宁为例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长期受到忽视,近年来这一问题更加凸显,给农村生产、生活带来日益严峻的问题.在大力倡导生态文明的今天,必须高度重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本文以辽宁省为例,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分析了农村环境污染的根源和现状,总结了近年来有关部门采取的一系列治理措施及其成效和不足,从法律法规、组织管理、投资、产业调整、环保意识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建议.     

贸易开放、FDI和环境污染治理——以工业废水治理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和环保理念的推动下，贸易开放对环境的影响已成为近年来较为热门的议题，然而以往的文献却仅集中于分析贸易开放对污染物排放量的影响，而忽视了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本文则着眼于分析了贸易开放和FDI对污染治理的影响，通过模型分析发现贸易开放和FDI能通过影响产品价格和资本利率对污染治理产生影响；并且利用工业废水治理数据...     

老工业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以株洲市为例

研究老工业城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对其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根据株洲市近十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建立了株洲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计量模型,然后用origin软件对其进行曲线模拟.结果发现二者的关系出现了四种情况:倒U型关系、同步关系、U型关系和反N型关系,文中对这四种关系分别作出了解释.研究表明,大部分大气环境质量指标和固体废弃物排放指标与人均GDP的关系曲线呈现倒U型,这主要是近年来积极的环境保护政策、不断扩大的环保投资以及环保技术升级的共同结果.同时,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大部分水污染指标随着经济的增长有恶化或是波动的趋势,这就要求株洲市政府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有针对性地扩大环保投资,加大环保力度,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的区域影响研究——以工业废气排放为指标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环境质量在不断下降.造成我国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的原因很多,但不容忽视的是,伴随着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大量涌入,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资源和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为揭示不同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对环境影响的差异情况,本文将我国31个省(区、市)划分为东、中和西部<'①>三大经济区域,利用1991～2006年实际使用的FDI数额和同期的工业废气排放量数据,分别考察三大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影响.     

庇古和科斯对环境外部性治理研究的比较分析——以环境污染为例

庇古和科斯对环境外部性治理研究有重要贡献。通过对二位学者的研究背景、假设前提、侧重点、解决主体和难易程度的比较分析，文章得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污染的治理方案，即在普遍征收较低税率的环境税的基础上，在产权容易明确的领域里，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以弥补二位学者观点中的缺陷，发扬二位学者观点中的优点。     

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研究——以燃煤电厂为例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以市场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为导向,集中各方优势助力环境治理。而在第三方治理的实际推进中,存在污染企业骗补和第三方企业治理不严等问题。鉴于此,以燃煤电厂为研究对象,基于演化博弈理论分析了燃煤电厂、第三方企业和政府的污染治理问题,讨论了不同情景下各主体的行为策略选择。经研究发现,政府监管强度、补贴标准、罚款力度和环境税征收额度等环境规制政策的引导与激励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的推广有重要意义。提高政府监管强度可以强化罚款政策效率,促进第三方企业严格治理;专项补贴和监管强度的配合增强了政府监管下专项补贴制度的弹性,监管强度、环境税、专项补贴的策略组合比单一政策的实施更有效。     

中国地区工业废气排放不平等成因的Shapley值分析

以工业废气为研究对象,拓展IPAT模型,构建30个省份的工业废气排放影响方程。运用基于回归方程的Shapley值方法分解各影响因素对地区工业废气差异形成的贡献程度。分析表明,经济发展程度是造成我国地区工业废气排放不平等的最主要因素,平均贡献率高达50.52%。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是导致地区工业废气排放差异形成的第二层次因素,分别导致了17.60%、21.93%和8.40%的排放不平等。而经济发展的对外依存程度的作用并不明显。     

产业结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联分析——以武汉市为例

选取武汉市2000—2020年经济增长、环境污染、产业结构数据构建指标，建立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得出武汉市目前产业结构的升级方向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发展的，武汉市的经济正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武汉市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已经过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武汉市的环境问题。最后根据分析结论对武汉市未来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本文选取六类污染指标构建了反映整体污染水平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基于1987-2008年相关数据,在严格计量检验基础上运用GIRF法、方差分解法考察了江西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结果表明,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与经济增长验证了EKC假说,经济增长是污染物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人均GDP对解释各类环境污染排放的预测方差贡献度较大,而污染物排放不是解释经济增长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     

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库兹涅茨效应:以二氧化硫排放数据为例

目前,国内文献关于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关系的研究还不充分,将三者置于同一整体框架下的研究能为理解和验证腐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直接的证据。本文在传统的EKC模型中考虑腐败因素,利用1995—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腐败对经济增长以及腐败和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1)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2)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我国仍处于经济增长越快,环境污染越严重阶段;(3)腐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弱化经济增长从而对环境污染有负向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手段,政府不能通过阻碍经济增长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环境治理的困境与突破——以多晶硅为例

具有清洁表象的高新技术产业同样存在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多晶硅产业就是典型例子。有效治理多晶硅产业的环境污染对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但是,地方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对多晶硅产业却是失效的。为突破这一治理困境,应该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外部约束下,充分发挥社群的中间治理作用,并通过延伸生产者责任、构造环境声誉机制,激励高新技术企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     

基于中国SO_2排放的环境污染与公共治理研究

基于2000—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STIRPAT模型为基础,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探索了中国SO_2库兹涅茨曲线及其影响因素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均SO_2排放存在明显的空间自回归效应,区域中西部省份具有高的人均SO_2排放,东南沿海省份具有低的人均SO_2排放。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从而验证了中国SO_2库兹涅茨曲线存在。此外,经济增长、第二产业增加能够促进SO_2排放的增加,能源强度降低、城镇化能有效降低SO_2排放。基于以上实证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环境压力的时空特征——以工业SO_2排放为例

采用工业SO_2排放总量作为环境压力的衡量指标,基于自然正交函数(EOF)揭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SO_2排放量的时空演变特征,将工业SO_2排放的空间异质性纳入STIRPAT模型分析框架中,通过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进行空间变系数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SO_2排放总体处于上升态势,但增加速度呈现明显的减缓趋势。EOF第一模态结果显示,SO_2排放量以武汉和长株潭为中心向周边地区扩散。低值地区集中在江西的东南部和湖南的西南部。第二模态结果显示,SO_2排放量增加速度较快的城市大部分位于湖北的宜昌、荆州、黄冈地区和湖南的株洲、衡阳、永州地区以及江西的萍乡、新余和赣州地区,SO_2排放量增加速度减缓的地区则是三省省会城市及其相邻地市。驱动因素分析结果显示,SO_2强度、人口、第二产业比重和人均GDP是SO_2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各个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因此,各个地区必需制定区域差异化的环境保护政策。     

共享经济下政府规划与环境治理——以共享单车为例

共享经济的出现是社会文明不断发展的象征,是社会信用制度不断健全的标志,是对传统商业模式的创新,在这种模式下,商品的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文章以共享单车为例,充分论证在共享经济下,传统自行车与互联网结合这种模式的利与弊,通过对省会城市空气质量数据的分析,认为共享单车的出现改善了空气质量,同时也指出政府城市管理能力的不足。据此,提出政府要抓住共享单车出现的契机,合理规划,建立健全以政府为主导,各共享单车公司共同治理的机制,促进共享经济的发展和环境改善。     

地区工业废气排放负担的差异及对策研究

工业废气的排放是造成大气污染和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对各地区的气体污染物排放负担、工业生产贡献进行比较和模型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各地区气体污染物的负担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各地区工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及环境政策的差异造成的,据此,从提升清洁技术、调整产业结构、污染治理和污染源管理等方面,提出更为有效的环境保护政策与措施,更好地促进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     

工业结构变化与结构效应分析——以宁夏为例

工业化过程中,资源要素在产业之间重新配置导致的工业结构变动是总体增长的一个重要因子。因此按照要素密集度界定产业类型,并对工业结构效应进行研究更加具有意义。笔者以宁夏1997年～2008年工业行业数据为分析基础,对工业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行分解发现生产效率的提升主要来自于产业内增长效应,结构转移效应虽然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其贡献并不显著,甚至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分解效应对不同产业类型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各异,不同产业类型对总体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也有着显著差异。劳动密集型产业及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类型对整个工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增长起着主要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则主要来自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文章依据福建省1995—2009年多个环境污染指标,建立环境污染指数,运用非参数统计方法讨论了其与经济增长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建立了二者之间存在的三次函数模型,就函数形状与转折点进行讨论,并随后增加了人口规模、进出口总额、产业结构等控制变量,建立扩展环境库兹涅兹曲线(EKC)模型。得出福建省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库兹涅兹曲线,而是呈现出U+倒U型波浪式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最后结合实际对模型加以改进,提出了改善环境状况的对策与建议。     

制造业企业建设与治理工业互联网企业级平台的路径——以海尔集团为例

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制造业升级的运行系统，是中国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关键期的核心，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因而制造业需要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同时制造业企业也应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企业级平台。因此结合工业互联网以及平台建设和治理等相关理论，以海尔智能制造COSMO Plat平台开展纵向单案例研究，梳理了海尔集团智能制造COSMO Plat平台建设过程与治理体系，试图提出普适性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工业互联网企业级平台的建设过程与治理体系。文章完善了工业互联网企业级平台建设与治理相关研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怎样建设和治理工业互联网企业级平台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