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线性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采用2008—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采用线性面板模型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互联网发展提高了地区人均碳排放量,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存在倒"U"型关系,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程度提高减少了人均碳排放量,第二产业增加提升了人均碳排放量。考虑门槛效应时,互联网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单门槛,即互联网发展与碳排放是倒"U"型的关系,当地区互联网水平处于中低水平时,互联网发展显著增加了地区的人均碳排放,当互联网发展水平越过门槛时,互联网发展又表现为抑制碳排放的增长。     

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分析

论文应用汉森的门槛模型,借助我国2006—2016年省域面板数据,以城镇化水平为门槛变量,分别验证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和二者协同产业不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集聚均对碳排放存在双门槛效应,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碳排放的负相关关系表现为强—弱—强的特征,而制造业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呈现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2)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具有单门槛效应,二者协同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初期具有正相关关系,但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正相关关系逐渐减弱。最后从构建经济—绿色—低碳城市、推行新型城镇化模式和发挥产业集聚碳减排效用三方面提出几条碳减排措施。     

FDI与区域CO2排放关系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动态门槛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FDI）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为了分析FDI对CO2 排放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6 年省际面板数据,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门槛变量,利用GMM方法构建了FDI对不同地区CO2排放影响的非线性动态门槛效应模型。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东北地区FDI对CO2排放具有双门槛效应,知识产权保护最优区间为(8.8939,,10.4714),华北地区不存在门槛效应。东部沿海、东南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北和西南六个区域存在单门槛效应。其中黄河中游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于门槛值为最优区间,而其他五个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低于门槛值为降低碳排放的最优区间。各地区应合理确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外国直接投资负面清单,并通过金融优惠、构建技术共享平台等方式降低碳排放水平。     

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与碳减排 ——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作为当今世界碳排放量第一的国家,中国如何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走好可持续发展道路,备受国内外关注。选取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产业集聚外部效应视角,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分析二者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集聚影响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31.1%。(2)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二者关系呈倒U型。当外商直接投资处于低水平时,产业集聚会增加碳排放量,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跨越更高门槛值,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凸显,抑制碳排放量增加。(3)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量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能抑制碳排放量增加。（4）经库兹涅茨曲线检验，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关系为倒U型，且产业集聚临界值为2.389。     

城镇化进程中碳排放轨迹及其传导机制

中国碳排放水平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提升，如何降低城镇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对于实现双碳目标以及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并结合200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不同阶段城镇化影响碳排放的规律以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城镇化由低级阶段迈向高级阶段时，碳排放呈现倒“N”型轨迹；城镇化主要通过消费、投资以及对外贸易影响碳排放，并且在不同城镇化门槛区间内，其传导机制存在异质性。因此，未来政策应重点倡导低碳消费方式，优化投资结构，推动对外贸易结构升级，从而降低城镇化进程中的碳排放水平。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绿色金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9—2019年我国30个省市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为研究样本,综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空间效应,并分析其中的中介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绿色金融对企业TFP存在明显促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②在影响机制方面,绿色金融与TFP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中介影响,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其中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的提升能够有效提升绿色金融对TFP的带动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在两者间存在逐步弱化效应,城镇化水平则对两者间的影响呈"U"型.本文研究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战略目标,完善绿色金融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性参考.     

环渤海经济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2011-2020年环渤海经济区内五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回归中,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水平发展较高的地区可以有效促进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减小,在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地区则相反,但其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贫困发生率。因此,应采取措施增加落后地区人均GDP的增长水平,早日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跨过门槛值,实现经济区内城乡共同发展。     

金融深化对中国碳排放有影响吗?

估算了中国1998~2012年30个省份的CO_2排放量,利用全国30个省份多个指标数据,考察了金融深化和CO_2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建立静态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首先以人均GDP和金融深化指标为解释变量考察金融深化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然后在模型中加入城市化水平等控制变量,采用滞后期工具变量来控制有关变量的内生性,最后运用GMM方法研究了金融深化、经济增长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金融深化与中国CO_2排放量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而证实了中国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成显著正相关,研发强度与对外开放度对我国碳排放成负相关关系。最后从长远来看,金融深化有利于我国节能减排以及我国低碳进程的发展。     

金融全球化、门槛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尽管在理论层面假说很多,但实证层面没有定论,最新研究发现存在门槛效应：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绩效差异取决于一组门槛变量水平的变化。在一国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门槛变量水平高的国家,金融全球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绩效就相对较好,反之相反。但是,当前研究尚未就所有门槛变量的作用机制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下研究清楚,具体的门槛阈值依赖于模型设定和计量方法而不能准确得出。鉴于此,本文基于Kose等（2011）,从门槛效应的视角出发,尝试采用整体性实证框架（根据是否关注门槛变量及是否关注门槛效应）,综述了金融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城镇化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改进熵值法拟合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作为非合意产出,采用非径向、非角度SBM模型和DEA-GML指数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并构建以城镇化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系统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TFP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OFDI对TFP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城镇化的双门槛效应,即当城镇化水平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OFDI对TFP的正效应不明显;当城镇化水平跨越第一个门槛值而未到达第二个门槛值时,OFDI显著驱动了TFP增长;当城镇化水平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OFDI对TFP的正效应愈发强烈。(2)样本期内中国各地区OFDI与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普遍位于中高值区间,且二者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地区倾向于具有较高的TFP。     

城市信息化与制造业转型: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采用2003—2013年中国283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城市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构建非线性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城市信息化与制造业转型关系中的"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市信息化对制造业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金融发展门限效应:当金融发展低于门限值时,城市信息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负效应;当金融发展高于门限值时,城市信息化对制造业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研究还发现,总体上我国各地区金融发展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城市信息化对制造业转型存在负效应。     

基于岭回归的山东省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碳排放量也与日俱增,本文以山东省为例,首先选取碳排放量及影响城镇化发展的总人口、科技水平、人均GDP、单位能耗等指标;其次,借助SPSS统计分析软件,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指标数据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并建立岭回归模型消除多重共线性;最后,根据模型结果分析指标变量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关的建议及措施。     

研发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

研发投入是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作用形式可能是非线性的。以中国2007—2015年30个省际(西藏及港澳台地区除外)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研发投入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金融发展水平门槛效应。研究表明:研发劳动投入、研发资金投入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着基于金融发展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与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是显著存在的;研发劳动投入能推动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而研发资金投入对中国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区域创新能力的主要促进因素有研发劳动、城市化水平、政府投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直接投资;当金融发展水平处在不同区间时,研发劳动投入、研发资金投入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中国金融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系实证分析

在城镇化金融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环境、经济和社会的新型城镇化指标,将金融发展分为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运用1998—2012年中国城镇化发展数据和中国金融发展数据,建立VAR模型实证研究不同金融种类对新型城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及其差异。研究表明,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协整关系;政策性金融更有利于新型城镇化的社会水平发展,而商业性金融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水平;两种金融支持对城市环境水平发展推动均不明显;良好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可以进一步推动金融水平的整体发展。     

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建立以区域金融实力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2-2012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分东中西部地区,区域金融实力对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直接促进效应,提升区域金融实力可以显著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FDI溢出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和方向都存在基于区域金融实力的双门槛效应,FDI的引入必须与区域金融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当区域金融实力较低时,过剩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当区域金融实力提升到或跨越临界门槛值后,适量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金融规模、结构、效率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分析

论文采用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保险规模、信贷规模和股票市场规模代表金融结构,利用门槛效应模型实证考察金融结构、效率和规模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以保险规模、信贷规模、股票市场规模、金融效率、金融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保险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倒"U"型关系;信贷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股票市场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由正转负;金融效率与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金融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显著为负。     

财政支出结构、新型城镇化与碳减排效应

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支柱,对碳减排发挥关键作用.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进行检验,考察了财政支出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提高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占比有利于减少碳排放,非经济性公共支出通过规模效应、预算效应与替代效应对碳排放保持促进作用,而直接效应与环境规制效应对碳排放保持抑制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财政支出影响碳排放的重要路径,利用经济城镇化指标衡量中介效应时,发现非经济性公共支出与碳排放存在负向关系,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稳定经济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减少碳排放;利用人口城镇化指标衡量中介效应时,发现非经济性公共支出与碳排放存在正向关系,通过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来调节城镇人口和就业水平,实现碳减排目标.因此,需推进财政支出政策向绿色低碳、生态协调发展模式转型,发挥财政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导向作用并加快产业绿色升级,形成新型城镇化建设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     

交通基础设施影响下的物流业与区域经济的关联研究

鉴于通过物流业发展来解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这一主题存在的一些不足,文章在综述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的观点。利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铁路和高速公路路网密度作为交通基础设施门槛变量,证实了其在物流业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这一运行机制上存在着非线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2004-2013年间,铁路基础设施作为门槛,二者作用机制表现出了"由强转弱"的相关关系;高速公路基础设施作为门槛,二者作用机制表现出了显著的"倒U"型相关关系;在发展低水平阶段,铁路作为物流业的主要运输方式,对区域经济影响作用强大,随后作用逐渐减弱;公路在中等水平阶段明显高于低水平阶段;在其高水平发展阶段,促进作用略低于中等水平阶段。由于交通基础设施门槛效应的存在,文章建议应系统、动态地看待我国交通基础设施作用和因地制宜地制定物流业发展政策,推动区域经济的有效发展。     

城镇化、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关系研究

通过构建指标体系,采用1991年至2010年的数据,对我国城镇化、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形成城乡统筹水平、城镇化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变量综合数值,通过序列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相关分析等方法对问题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镇化与城乡统筹、金融发展与城乡统筹之间都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城乡统筹水平的提高。     

长江经济带OFDI、技术进步与异质性研究

利用2009—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回归的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现各省份对外直接投资确实存在着明显的逆向技术溢出。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影响的作用过程中，在吸收能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门槛效应，例如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研发投入力度、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外资利用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研究表明，只有当某个省份这些门槛变量达到某一门槛值之后，对外直接投资才会带来显著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另外，由于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要素禀赋、基础设施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异，所以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也存在着显著的地区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