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以中原经济区为例

以中原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人口结构、发展能力、生活水平、土地利用投入、土地利用产出等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测度指标体系,以耦合协调模型为研究方法,对中原经济区2003—2013年人口与土地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原经济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呈不协调趋势。除周口市人口城镇化指数(0.113)与土地城镇化指数(0.094)差距较小外,其余城市均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其中郑州市、信阳市、宿州市、泰安市二者的指数值差距较大;(2)人口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发展与耦合度由轻度不协调类土地滞后型向勉强调和协调类土地滞后型阶段转变;(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对比类型始终表现为土地滞后型。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上)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是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手段。以辽宁省1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赋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度量人口与土地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辽宁省人口城镇化水平比较平稳,城市建设面积在快速增长,但是土地利用效益较低,出现了下降趋势比较明显。(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处在耦合颉颃阶段,以高等强度耦合城市为主。(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和勉强协调阶段,城市比重很低,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城市所占比例很高,空间上形成了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依次递减的空间结构。(4)协调度类型方面:沈阳和大连处于高水平协调区,盘锦处于次高水平协调区,鞍山和抚顺等6个城市处于较低水平协调区,丹东和朝阳等中小城市处于低水平协调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类型上看,沈阳和阜新属于同步型,铁岭和朝阳属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其余10个城市属于土地滞后型(本文分上、下两部分刊出)。     

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

以东北地区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时空耦合特征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时序分析、面板分析以及空间分析等方法,对2003年以来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的时空演变与空间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关系不断优化完善,但省域之间差异明显,由北向南逐渐升高;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受时间因素和区域因素的双重作用,且时间因素作用发挥强于区域因素,侧面反映了东北振兴以来区域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3耦合发展度水平接近的地区空间集聚现象明显,沈阳经济区和沿海经济带始终是热点区,黑龙江北部和东部地区始终是冷点区。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认为东北地区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发展度空间分异的驱动机制包括区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政府调控作用以及社会保障因素。     

辽宁省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研究(下)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是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更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手段。以辽宁省14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均方差赋权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度量人口与土地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辽宁省人口城镇化水平比较平稳,城市建设面积在快速增长,但是土地利用效益较低,出现了下降趋势比较明显。(2)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处在耦合颉颃阶段,以高等强度耦合城市为主。(3)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度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和勉强协调阶段城市比重很低,濒临失调和轻度失调阶段,城市所占比例很高,空间上形成了以沈阳、大连为核心的依次递减的空间结构。(4)协调度类型方面:沈阳和大连处于高水平协调区,盘锦处于次高水平协调区,鞍山和抚顺等6个城市处于较低水平协调区,丹东和朝阳等中小城市处于低水平协调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类型上看,沈阳和阜新属于同步型,铁岭和朝阳属于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其余10个城市属于土地滞后型(本文分为上下两部分刊出,上半部分已在本刊2019年第5期刊出,此为下半部分)。     

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相对效率评价

为促进人口城镇化和跟上土地城镇化的步伐,优化我国城镇化政策,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评估土地城镇化相对于人口城镇化的效率。结果表明:2006~2012年,全国平均土地城镇化效率为0.851;全国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全国城区总人口应增加14.9%,现有的城市建设用地效率才能达到最高。西部地区平均土地城镇化效率最高,东北第二,中部第三,东部最低。如果土地城镇化效率达到最高水平,全国可以节约19.217%的居住用地、19.510%的公共设施用地、21.733%的工业用地、24.490%的物流仓储用地、17.097%的道路交通用地、22.083%的市政公用用地和21.933%的绿地广场用地,且保持现有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不变,就可基本容纳2020年60%的城镇人口。如果全国土地城镇化效率保持现有水平不变,承载2020年60%的城镇人口,需新增7128.3 km2的城市建设用地。应将东部地区作为2020年前我国人口城镇化的重点区域。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研究——基于产业支撑视角

目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但是,城镇化发展存在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非协调性发展的问题.研究证明,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可以平衡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同时,借助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也可以为中国经济寻求新的增长点.     

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以中原城市群9市为例,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首先评价了其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程度,并将其划分几种类型,其次研究了中原城市群内部9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总体协调发展水平偏低,除郑州外,其余8市城镇化水平均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2依据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中原城市群9市的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被划分为3种发展类型,即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好协调发展,生态环境滞后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中度协调发展,城镇化滞后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低度协调发展,城镇化滞后型。     

实现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良性互动发展问题研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两个基础性要素,但他们之间尚未形成可持续正向增长关系。土地城镇化对自身促进作用有限,而人口城镇化自我促进效果却较为显著。虽然土地城镇化促进了城镇人口的增长,但人口城镇化水平却未得到相应提高,土地城镇化亦未随着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得以推进。我国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提升人口城镇化质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二者良性互动发展,进而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测定及其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衍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本文就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建立了协调性指数模型,进行了定量测定,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的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在此基础上,基于外在制度和内在机制的分析,揭示了这种不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造成中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的直接因素是二元土地制度和二元户籍制度,而这又内生于以投资驱动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流通业产出效率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流通业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与先导产业,但不同区域流通业发展极不平衡,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发现87%省份的流通业之间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当前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并不协调,二者对流通业影响的路径也不一样。通过建立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发现人口城镇化主要通过改善城镇居民消费能力、提高地区的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等来促进流通业的产出效率,而土地城镇化则更多地通过提高工业生产水平、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来促进流通业的产出效率;研究还发现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特别是相邻省份之间在流通业发展上存在竞争效应,城镇人口的跨省份流出可能会对本省份流通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土地城镇化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产出水平对周围省份流通业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     

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以甘肃省地级市为例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进程中两个重要的方面,二者的协调发展关系我国新型城镇化目标的实现。文章构建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12个地级市为例,评价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度,并建立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2004—2014年间甘肃省1 2个地级市中,兰州市属于良好协调发展类型,其他城市都属于非协调发展类型,而且所有城市都表现为人口城镇化滞后型;城市规模、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外资利用规模、产权结构和金融结构6个变量对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存在正向影响。     

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程度及特征研究

采用1996—2009年湘江流域城镇人口与城镇建设用地数据,运用离差系数,结合GIS技术,研究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调程度及时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1996—2009年,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呈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除2000、2005、2007和2008年之外,其他年份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进程均处于失调状态,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增长速度。②湘江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水平呈现以长株潭—娄底—衡阳地区为中心,其他地区为外围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其增长速度与失调程度也呈"中心—外围"结构。③流域独特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空间结构及其他内外因素是塑造流域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的重要驱动力。     

京津冀城市群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利用耦合机理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加速背景下,城市群人口集聚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瓶颈,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1980—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变化数据以及人口经济统计资料,刻画了京津冀城镇化水平与建设用地、耕地及生态用地之间的关系,定量化分析了人口城镇化水平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对用地需求的变化。研究发现:①指数曲线和多项式曲线能较好揭示建设用地、耕地和生态用地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耦合关系。②1980年以来京津冀城镇化率从31.85%增加到62.72%。人口城镇化水平每提升一个百分点需增加建设用地169 km2,消耗耕地299.5 km2,生态用地62.79 km2。③受到自然资源本底、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北京、天津和河北各个城市城镇化进程和用地需求差异显著。     

中国城市群的特点——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自从法国城市学者戈特曼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大都市带：东北海岸的城市化》以来，都市区、城市群的概念成为了人们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中国城市群形成和发展较国外发达国家晚，但在当今国际经济重心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城市群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如何把握这一机会，促进中国城市群接轨世界成了国内甚至国外许多学者的研究重点。本文通过寸于国内外城市群发展的经验以及现状分析对比，总结现阶段中国城市群的特点。     

欠发达地区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基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登记系统的金融机构微观数据,综合运用NNI、Ripley’s K函数和空间热点聚类等方法,研究1998、2008、2018年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格局、集聚特征及热点分区,采用泊松回归模型研究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空间分布不均衡,金融机构总体和细分行业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2)空间集聚程度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先增强后减弱,金融机构的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郑州—焦作—新乡和邯郸—邢台—安阳为核心的集聚区。(3)城乡居民储蓄是中原城市群金融机构集聚的核心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通联系、政府行为等因素的影响程度不断增强,人力资源、科技投入、对外开放水平的影响较弱。(4)作为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城市群,中原城市群与其他城市群一致,作为高端服务业的金融业倾向于布局在高等级城市,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影响,其金融机构集聚的影响因素与其他城市群有较大差异。     

新型城镇化情境下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关系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以吉林省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脱钩模型,分析2003年以来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关系。结果表明:1吉林省人口城镇化发展呈现空间非均衡性和时间稳定性状态,高值分布于东部沿边地区和中部核心城市,低值分布于西部内陆地区和资源枯竭型城市;2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呈现递增态势(吉林市和四平市除外),基本教育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的地域分异明显,医疗卫生服务和市政设施服务的地域差异不大,文化体育服务的极化特征突出;3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始终处于拮抗耦合阶段,协调度较差,人口城镇化与文化体育服务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呈下降趋势;4人口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呈现以强脱钩、弱脱钩、强负脱钩和弱负脱钩为主的脱钩状态。     

大城市周边城乡融合区人口的就地城镇化——以福州市为例

城乡界限趋于模糊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亚洲许多国家城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大城市周边城乡融合区的形成和发展及其人口的就地城镇化即是这一特点的一个突出表现。以就地城镇化发达的闽东南地区的福州市为例,从实体地域和未来人口规模两方面探讨其城乡融合区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在制定大城市的发展规划时,要密切关注其周边城乡融合区内农村人口就地转变为城镇人口、城市核心区人口向城乡融合区转移的状况,并在制定城市规划时把城乡融合区的发展趋势考虑进去。     

中心城市发展与城市群产业整合——以郑州及中原城市群为例

以郑州及中原城市群为案例,从城市群产业整合的角度探讨如何发挥中心城市在城市群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作为城市群的经济重心仅仅是满足了中心城市的必要条件,而是否形成城市群的服务中心、高端制造业中心和创新中心,才是中心城市扩散效应得以有效发挥进而促进城市群产业整合的关键。中原城市群现状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制造业的低端发展,群内缺少有效的经济结构联系,亟待进行产业整合。这与中心城市郑州的经济弱质性导致其扩散效应难以有效发挥密切相关。未来郑州的发展方向不在于追求提升经济总量进而提高首位度,而需要选择在生产性服务、高新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等有限领域形成有高度的中心,以此来组织和推动中原城市群的产业整合。     

专业化、多样化与产业增长——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本文以中原城市群两位数产业为对象,利用中原城市群9地市1998～2006年的相关数据,构建增长模型,通过分城市和分行业的回归分析,探讨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和其它因素对城市产业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产业专业化对产业增长的作用为正,而多样化对产业增长的影响为负.分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总体相似,但专业化对洛阳起负向影响,多样化起正向影响.分行业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产业专业化对产业增长的正向显著影响.此外,资产、劳动和竞争度对中原城市群诸城市产业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