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策略下黄河流域农户生计韧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为例

文章以河南省为例,从缓冲能力、学习能力和自组织能力3个维度建立生计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14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综合指数法与多元线性回归比较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生计策略条件下农户生计韧性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4—2018年生计策略选择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其中纯农型、务工主导型和工资经营型农户是河南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发展的主要方向。(2)农户生计韧性整体处于中低水平,增长速度慢且增幅小,表现为生计资本越稳定,生计韧性指数越高。随着时间的变化,生计韧性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内部维度层能力失衡。(3)交通便捷程度、政府扶持、邻里关系、家庭劳动力占比、信息获取、户主受教育程度、教育投入等核心因素对不同类型农户生计韧性的影响强度各不相同。生计策略的选择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优化农户生计方式对生计韧性的提升具有显著效应。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以安徽省阜南县为例

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防御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落脚点。研究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为世界减贫提供理论参考。以阜南县686户受访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生计多样性测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不同生计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探究低收入群体生计多样性和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具有一定差异，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低，相反，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高。(2)生计多样性测度结果显示，兼业型农户指数最高，农业主导型和外出务工型次之，政府兜底型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最低。(3)受访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耦合关系类型多属于过渡类。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农户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是家庭因素、经济条件、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的生计风险识别及应对策略——以甘南高原为例

采用参与式农户评估方法,基于入户调查数据,识别了高寒生态脆弱区甘南高原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与应对策略及其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并采用二元logistic分析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发现:(1)健康、教育、就业和自然风险已成为当前甘南高原各类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但不同类型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存在差异。(2)自然风险与自然、物质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教育风险与人力、物质和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就业风险与人力、物质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较为显著;健康风险则与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更为显著。(3)"动用储蓄"、"向亲戚朋友借钱"、"减少开支"和"外出打工"是甘南高原农户采取的主要风险应对策略。其中,"动用储蓄"策略主要受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向亲戚朋友借钱"策略主要受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减少开支"策略主要受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影响,而"外出打工"策略主要受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影响。     

甘肃石羊河流域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影响因素分析

以典型生态脆弱区石羊河流域为例,开展农户生计风险感知调查与分析,辨识影响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揭示农户生计风险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从整体上来看,受访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水平并不高,生计风险感知能力与水平仍较低;所确定的影响农户风险感知水平的因素来看,受调查户生计资本禀赋、性格特征、代际因素、生计方式等因素,与生计风险感知密切相关;物质资本的提高对于提升农户生计风险感知有着显著的正效应,金融资本的提高对于非农户的生计风险感知有着显著的负效应。而无论是农户或是非农户,金融资本的提高对于生计风险感知的提高均是显著或是不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     

乡村旅游视角下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影响研究——基于重庆乡村旅游地农户调查数据

在重庆12个乡村旅游示范区(县)开展实地调查,考察调查区内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将农户的生计策略分非旅型、兼旅型、旅兼型、专旅型4种,利用二元、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不同资本状况下农户如何选择乡村旅游参与策略。通过整理466份问卷数据,最终得出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分别是促使农户选择非旅型、兼旅型、旅兼型、专旅型生计资本的关键因素等。发展乡村旅游,应合理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促使农户选择乡村旅游生计策略,补贴农户经营乡村旅游启动资源,促进与监管并举。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基于湖南搬迁农户的调查

生计资本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对两者相互关系的探讨有助于理解农户为实现可持续生计而采取的生计行为。基于湖南搬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机理。研究发现:①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效应;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对农业主导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效应;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非农经营型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②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务工主导型转化有显著影响,其中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转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对搬迁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经营型转化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完善后续服务、加大教育培训、有效利用土地资源、发展当地产业等差异化政策。     

山区农户生计转型及其可持续性研究——河北围场县腰站镇的案例

农户生计转型的能力、意愿、策略与农户类型密切关联,精确识别农户类型是引导农户生计转型的基础和前提。文章首先以生计资产和生计多样化指数综合确定农户类型,并以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构建农户生计转型的理论框架。然后选取河北省北部山区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腰站镇的3个村落作为案例,将调研农户分为进取型、专业型、潜力型和生存型四类,并分析他们的生计特征和生计转型的能力、意愿、策略及风险。研究发现:进取型农户有充足的人力资产从事多样化生产,均衡的收入来源给他们带来了最高的物质资产,多样化的生计转型策略保证其获得稳定收入,但也阻碍了生计资产的跃迁;专业型农户生计资产最高,生计多样化指数最低,在生计转型时倾向于降低多样化指数而扩大专业化生产,但其转型面临的市场风险依然很大;潜力型农户生计资产偏低,但生计多样化指数较高,如何维持生计多样化是其生计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生存型农户比例最大,他们的生计资产、多样化指数都很低,当前的扶贫策略仅能保障其基本的生存需求,未来需要更多的产业帮扶。最后,文章讨论了生计多样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复杂关系。     

干旱环境胁迫下民勤绿洲农户生计脆弱性与适应模式

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获取研究数据,按照调整的VSD脆弱性评估框架构建指标体系,测算农户生计脆弱性,应用障碍度模型识别生计脆弱性形成的主要促成因子,并对研究区农户生计适应方式及适应模式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脆弱性与生计暴露度—敏感性指数整体呈现随农户生计非农化水平增加而减小的特征,适应能力呈现出兼业型(农兼户和兼农户)农户高于专营型(纯农户和非农户)农户的特征;②不同农户的生计脆弱性在各维度主要促成因子具有趋同性,种植业收入比重、人均水资源配给量、饮水质量、人均劣质耕地量、人均非农收入、农技培训应用情况、住房情况与大牲畜资本量等分别从不同维度促进了生计脆弱性的形成;③根据生计脆弱性促成因子与适应行为选择,可将研究区生计适应总结为"节水技术+设施农业适应模式""种植结构调整+节水技术适应模式"以及"种植规模削减+劳动力转移适应模式"等三种适应模式,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具有积极的缓解作用。     

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民家庭的生计资本有何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验证

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量化分析农地转出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揭示现有土地流转政策的实际扶贫效果.在合理筛选控制变量和对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进行测算基础上,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期全国整合样本的面板数据,运用倍差法(DID)及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实证检验了农地转出行为对农户生计资本所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对农户的自然和社会资本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但却对其物质、金融和人力资本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各项生计资本的变化并非全部源于农地转出这一因素,还受到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变量的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农地转出规模越大,农户的物质和金融资本水平就会越高,其自然和社会资本水平下降得也越明显.农地转出家庭的生计发展在土地流转后尚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还需要得到多方面的帮助以进一步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基于上述发现,提出了培育、加强农地转出户生计资本,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促进其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环境变化影响下农户生计选择与可持续性研究——以民勤绿洲社区为例

选取生态脆弱的民勤绿洲,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该区农户进行调查获取数据,根据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设计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以农户的生计现状为介质,对环境变化背景下农户生计的变革和可持续性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环境变化导致农户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本受到削减,农户生计方式发生变迁且趋于多样化,形成了六类不同生计策略的农户。2农户生计资本指数整体偏低,且存在属性间和农户间的分异,生计资本耦合协调性严重不足。3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整体较差,在农户间表现出新型农户过渡型农户传统型农户的特征。最后,结合民勤绿洲的实际情况与研究结果,就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地为例

选取秦岭北麓四个不同旅游发展阶段景区,采用半结构性访谈方法对景区周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设计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农户分类,对乡村旅游影响下六种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家庭特征、生计策略和生计资本进行对比分析。最后提出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包括:1乡村旅游深刻改变了农户传统的生计组合模式,农户生计方式发生变迁和重构,传统单一的生计方式趋于多样化;2在乡村旅游的影响下,当地农业生产功能衰退,大量传统生计农户向新型生计(旅游经营和务工结合)农户转化,形成六种不同理性偏好共存的生计模式;3乡村旅游发展改变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储量和组合形式,改善了农户原有的生计环境。总体而言,当地农户生计资本规模有限,且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的差异显著,传统生计型农户生计资本储量和生计活动多样性均明显低于旅游参与型农户。     

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及障碍因子分析——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村为例

生计恢复力能够评估农户应对乡村旅游等外部冲击时的适应能力,是当前乡村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的热点之一。文章基于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3个维度构建了民族旅游乡村农户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以湘鄂武陵山片区10个民族旅游乡村480户农户为研究对象,划分其生计恢复力类型,定量评价生计恢复力指数,并分析生计恢复力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恢复力可分为文化传承型、生计多样型、政策扶持型和传统生计型4种类型。(2)4种类型农户的生计恢复力指数分别为0.4562、0.3865、0.2022和0.1964,文化传承型农户的缓冲能力、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均最高,生计多样型次之,政策扶持型的转型能力最低,传统生计型农户的缓冲能力和适应能力均最低。(3)家庭成员参与旅游人数、获得专业技能培训机会、家庭核心成员受教育程度、家庭能够获得救助补贴种类等4项指标是不同类型农户生计恢复力的最主要障碍因子。     

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基于四川大小凉山地区1133个精准脱贫家庭的调查

基于对脱贫农户连续三年家庭人均收入的动态监测结果(2018—2020年收入是否稳定保持在贫困线1.5倍以上)以及扶贫小额贷款偿还能力调查状况来衡量脱贫稳定性。以家庭支柱成员从事生计活动的类型和时间作为农户生计策略的识别与度量指标，利用课题组在四川大小凉山地区实地调研所得的1 133户精准脱贫家庭数据，实证探究生计策略选择对农户脱贫稳定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计策略影响农户脱贫稳定性，相比自主型生计农户，政策依赖型生计农户家庭脱贫稳定性不足；在自主型生计农户中，相比纯农业经营生计，存在非农就业的多元生计策略更加有助于农户稳定脱贫。(2)生计策略的稳定脱贫效果受到家庭人口特征、建档立卡以及帮扶政策等因素调节，其中农户脱贫发展内生动力激发、政策帮扶推动的家庭经营组织化及产业链融入有助于抑制政策依赖型生计、纯农业经营生计的不稳定脱贫效应。(3)生计策略通过家庭收入结构与收入水平两个渠道对脱贫稳定性产生影响。     

后续扶持政策、资源禀赋与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来自陕西省的经验证据

基于陕西省两地区最新的搬迁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定量评估易地搬迁户生计风险水平,比较不同搬迁异质性因素下农户生计风险水平及其各维度的差异,实证分析后续扶持政策、家庭资源禀赋对易地搬迁农户生计风险的影响。结果显示：(1)易地搬迁农户健康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险水平较高,各维度风险水平在搬迁户内部分化明显,且不同搬迁特征下搬迁户的生计风险水平存在显著差异。(2)政府的经济补贴对搬迁户生计风险有显著负向作用,但技能培训和产业帮扶仅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信息风险,对其生计风险总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3)家庭资源禀赋中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显著降低搬迁户的生计风险。结合研究结论,进一步提出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措施、防范农户生计风险的政策建议。     

山区民族旅游地乡村聚落韧性评估及尺度关联研究

旅游地乡村聚落韧性评估是量化韧性水平、识别内部差异、揭示潜在风险,促进韧性乡村培育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韧性概念内涵的辨析,构建了“吸收—适应—转型”的旅游地乡村聚落韧性评估框架,并以恩施州为例,运用综合指数法与地理探测器,对社区及农户尺度下乡村聚落韧性水平与风险因子进行定量化测度与识别,并从整体态势、指数分布、等级对应及风险因子四个方面,对其尺度关联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社区尺度,恩施州乡村聚落韧性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乡村旅游发展成熟度越高的社区,其韧性水平越高。(2)农户尺度,中等韧性水平农户占比最高（43%）,兼营生计型韧性水平最高,务工/务农型生计韧性最低。(3)不同风险因子对乡村聚落韧性的作用强度各不相同,尺度间共性因子与差异因子并存,韧性风险障碍随尺度细化逐层聚焦。(4)韧性整体态势在多尺度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与一致性,指数数值分布随尺度细化逐渐转向集中,尺度间韧性指数等级对应关系明显,且随着社区旅游发展成熟度的提升,农户生计韧性也显著提升。     

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对农户林种选择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福建省477户农户调查数据

研究以福建省为调研区域,数据来源于福建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监测调查。根据农户收入来源不同,将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为纯林型、兼业型和非林型,通过构建多元无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对农户林种选择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从纯林型向非林型转变时,呈现出家庭耕地面积、家庭林地块数、家庭林地面积、家庭林业生产经营支出、家庭林业收入逐渐减少的趋势和家庭非林生产经营支出、家庭非林收入逐渐增加的趋势。以农户种植竹林意愿为参照,与非林型相比,纯林型和兼业型对农户用材林和经济林选择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用材林选择意愿受户主年龄、是否签订林地承包合同的影响,经济林选择意愿受户主是否为村干部、是否有林权证、是否加入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是否拿到过林业补贴、林业单位面积投入的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农户根据不同生计策略选择不同林种,进而提升农户收入水平,缓解农户生计问题。     

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适应性研究——以张家界4个村为例

以社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为指导,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及其工具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张家界4个中国传统村落农户适应类型、适应驱动因子和适应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产生旅游专营、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务工主导、工农均衡和务农主导6种生计适应类型,参与旅游农户比例低,务农和务工不同程度地成为了传统村落农户的生计策略之一;(2)影响农户适应效果的主要适应因子有6个,即农户家庭劳动力总量、户主学历、房屋面积、家庭存款、邻里关系和种植面积,均为生计资本指标;(3)传统村落社会—生态系统失调、政府政策制度、生计资本是农户适应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与社会理性分别是农户选择务农、务工和参与旅游生计行为的内在动因,生计策略和传统观念是农户旅游适应结果的决定因素。最后,对传统村落农户在区域发展乡村旅游背景下如何提升适应力提出了对策建议。     

陕南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生计资本的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在陕南山区1400个入户调查样本,本文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的测度指标,并通过描述性对比和似不相关估计分析了农户生计资本的现状与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搬迁农户家庭的生计资本总体优于非搬迁家庭;搬迁工程影响着生计资本的获得和使用,在这一过程中,农户的自然资本受到一定程度损失,但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得到提升;同时,集中安置在提升农户生计资本方面表现出一定优势。     

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分析

通过对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界定,笔者构建了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衡量指标,并在5省10县(市)422户农户生计资本状况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对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作出评价.结果显示,农户生计资本的脆弱性不仅在空间格局上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上;影响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是农户家庭可用资金数量、劳动力的就业及教育和职业培训状况.据此,笔者从发展农村小额信贷、开展住房贷款,以及制定职业培训规划、以就业促进人力资本提升两个方面提出了规避农户生计资本脆弱性的建议.     

生态补偿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影响分析——以福建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文章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农户访谈和问卷调查,以福建省闽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分析生态补偿对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及其相关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态补偿后,自然保护区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显著提高,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数均有不同程度上升,而自然资本指数出现下降;生态补偿前后,农户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均表现出显著差异,社会资本没有明显差异;生态补偿实施改变了农户各种生计资本之间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