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来自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

采用1986-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方法对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FDI均产生了碳减排效应,但中、西部地区不显著;三大区域GDP均具有碳增排效应。分样本区间进一步分析表明,三大区域FDI碳排放效应呈现由增排到减排动态变化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特征更为显著,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特征。最后,结合地区差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采用1986-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方法对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FDI均产生了碳减排效应,但中、西部地区不显著;三大区域GDP均具有碳增排效应。分样本区间进一步分析表明,三大区域FDI碳排放效应呈现由增排到减排动态变化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特征更为显著,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特征。最后,结合地区差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管制是否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管制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文章采用准自然实验法,考察1998年实施的"两控区"(指酸雨控制区或者SO2污染控制区)环境管制政策对我国149个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两控区"政策显著推动城市产业结构由第二产业向服务性行业转换,外资投资及人力资源水平也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从区域空间分异看,"两控区"政策对东部、中部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有正向推动作用,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而西部和东北的"两控区"政策对城市产业结构变动却呈显著负向影响。再以2010年作为时间节点,考察更为严格环境管制条件下的政策效果,发现只有东部城市的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转向服务性行业,验证东部"污染光环"假说。     

FDI与经济增长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的分布日渐广泛,但进入各地区的数量不同,这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利用1985-2007年中国30个省（市）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建立面板数据（panel data）回归模型。通过对东部、中部和西部FDI的空间差异分布的比较研究,得出FDI对3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同影响的结论,提出中部和西部的引资政策及措施。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环境规制和FDI的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FDI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成立的证据不足。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以及制约因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向量分解分析

文章运用省际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向量分解模型,研究了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现状,分析了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等影响变量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地区的政府消费增长率、居民消费增长率、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净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显著,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较缓,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文章的研究结果对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意义。     

FDI在中国西部地区的区位选择:1998-2011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FDI不仅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表现为"东高西低"的区位分布与竞争不平衡特征,在特定的西部地区内部也表现为激烈的竞争与区位分布不平衡。进一步,本文采用西部地区11省份1998-2011年相关数据,实证分析西部地区FDI的区位选择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地区规模经济、对外开放政策、市场化、外资集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化水平、基础设施变量和西部大开发政策对西部地区吸引外资虽然具有积极影响,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上述结论对当前和未来西部地区引资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含义。     

外商直接投资"挤入"还是"挤出"了国内投资

本文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投资的绝对挤入挤出模型,由此修正了已有的相对挤入挤出模型存在的不严谨之处;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FDI对我国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影响。最终结论表明:在全国范围内,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不显著;而在我国东部地区则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在中部地区存在明显的挤入效应;在西部地区,FDI的挤出效应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区际溢出与我国环境污染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FDI和我国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投向污染密集产业严重破坏了我国的环境。说明FDI的流入在为我国带来资金和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的区际溢出,存在"污染天堂"现象。同时,由于FDI主要流入我国东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也存在环境污染的区域溢出效应,提高了全国的环境污染数量。     

FDI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就业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吸引外资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就业是中国引资政策目的之一。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FDI的区域差异性对就业的动态效应。在模型中选取1997—2010年各省市区相关数据来研究,结果显示,FDI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就业影响有显著差异,FDI对中国就业影响总效应为负,其中FDI对东部地区就业有显著的替代效应,而对中、西部地区则效果不显著。     

环境规制与我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东、中、西部地区三次产业部门的数据分析

本文以2001-2010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将区域经济增长细化为三次产业经济的增长,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区域研究环境规制对各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水平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水平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对西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东、中部地区的第一产业和西部地区的第一、三产业的增长无显著影响。因此,应当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各区域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FDI东西部差异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

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通过分析FDI区域差异情况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显示出FDI主要集中分布在我国东部,中西部数量相对较少,而省际迁移人口也主要迁往沿海一带省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迁出人口多,而迁入人口极少。通过这些FDI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为国家人口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合理的依据和建议。     

中国利用FDI地区差异因素分析

由于各地区利用外资的政策和环境条件的不同,造成了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少的严重不均衡现象。通过地区差异的理论研究结果以及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来探讨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区位差异的主要因素。中国可以通过调整吸引外资政策,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引资的政策支持力度,促进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优化产业结构等政策措施,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以促使FDI在东、中和西部地区协调发展。     

FDI技术溢出、人力资本与中部崛起:理论及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了我国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征,并进行了区域比较;建立了FDI及其来源、人力资本影响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实证模型,结合面板数据方法,研究我国中部六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FDI主要通过其自身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我国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强了FDI通过技术扩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的外溢效应,但相对于我国港澳台地区,来自欧美日等国的FDI能够更好地与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相结合。     

环境规制、FDI与陕西经济增长互动关系研究——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9年陕西省时间序列数据,通过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方法,研究经济增长、FDI、环境规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环境规制是FDI的格兰杰因,经济增长是环境规制的格兰杰因;环境规制强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陕西经济产生长期正向影响;FDI与环境规制具有长期稳定的互动关系,FDI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脉冲效果越来越小,而环境规制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FDI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但FDI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分布极不均衡。通过采用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对全国各省份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分别建立全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四个模型,全方位多角度地对影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分析了目前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力图为制定科学地利用外资战略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指导。     

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与经济安全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持续增长,但是流入的FDI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极度不平衡,FDI通过资本形成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贸易拉动效应加剧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FDI加剧了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从而引发了对我国的经济安全问题的思考.     

转型经济中双向FDI与区域创新效率——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面板模型测算了区域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双向FDI对我国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我国区域创新效率具有左偏特征,存在改进空间;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均对区域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然而,随着各地区整体制度环境的改善,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加深,双向FDI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会逐渐减弱。     

基于系统GMM的FDI对我国东、中、西部碳排放影响研究

为了验证FDI对我国各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文章依据2001—2016年的数据,采用系统GMM的方法验证了FDI对我国东、中、西部各区域碳排放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规模效应在东部可以降低碳排放水平,对中西部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技术效应在东、中部对碳排放产生了负效应,对西部的影响与东、中部刚好相反;结构效应对东部碳排放的影响,弹性系数也为负,有利于碳排放,对中、西部呈现正向效应;环境规制效应对三个区域的碳排放均呈现负效应,但是环境规制对东部的作用要好于中、西部。通过实证分析结果为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FDI外溢效应的区域差异性与经济增长——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外溢效应的区域差异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2000-2012年期间,东部地区受来自于FDI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在总体上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不过东部地区从FDI上获得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慢慢衰减;中部地区而言,FDI外溢效应虽然在促进工业经济增长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对中部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效应;西部地区由于区位劣势、产业结构有待优化、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FDI外溢效应的发挥程度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