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

文章基于地理空间一体化、经济空间一体化以及社会空间一体化三个维度建构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测算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综合指数。选取2003—2020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区域一体化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一体化发展有利于提升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已成为优化国内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关键引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区域一体化不仅能直接促进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提高,还可经由人力资本效应与产业结构效应间接提升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据此,应当全面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完善区域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社会经济生态友好型发展,实现区域一体化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共赢。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四化”水平对绿色发展的空间计量分析

提高绿色发展水平是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途径。文章综合运用熵权TOPSIS模型、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分析了2003-2016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分异格局及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四化")发展对其影响,结果发现:①2003-2016年城市绿色发展呈现稳进上升的趋势,社会进步逐渐取代经济发展成为城市绿色发展的主力军;空间分布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绿色发展水平较高,黑龙江、安徽、河南、四川等地则相对较低。②由于西部生态文明水平发展迅猛,而中部出现经济、社会、生态不协调发展状态,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从"东部>中部>西部"逐渐演变为"东部>西部>中部"。③城市绿色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低值聚集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锁定。④整体上"四化"发展对绿色发展皆起促进作用,其中信息化影响最为显著,工业化次之。     

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及时空动态演变

科学评价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是推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评价法从物质生活水平、生态服务资源、环境污染控制和生态认知水平四个方面构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并通过空间自相关、收敛分析多维度探讨其时空动态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总体稳步提升,区域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特征。(2)中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存在σ收敛和条件β收敛趋势。2016年仅在低—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存在空间俱乐部收敛趋势。东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显著受人口规模和人均绿地面积影响,中部地区显著受第二产业比重和人口规模影响。     

中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将环境污染引入经济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中,运用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对2011—2015年我国各省份绿色经济效率值进行测算,并将其与传统经济效率进行对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存在的区域差异,然后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分析省级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与传统经济效率水平相比,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整体水平偏低,且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我国省级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产业结构对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分异分析

在经济转型期,淮河生态经济带的绿色发展问题凸显,绿色发展水平亟待提升。以2013—2017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5个地级市为例,基于绿色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模型对各市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障碍度模型考察其时空格局、空间分异和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从时序变化看,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各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距,呈现"东高西低"的特点,出现较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2)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的特点,但2013—2017年Moran's I指数总体上稍有下降,有轻微空间离散的风险。从局域空间自相关来看,绿色发展水平高的地级市在地理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5年间发生跃迁的地市仅有3个,说明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在空间上已形成较为稳定的分布结构。(3)从障碍度分析看,经济增长质量、科技创新能力、社会事业发展已成为制约淮河生态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普遍问题。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河南省区域物流发展研究

本文旨在探讨河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条件下区域物流的发展情况,针对以在生态文明理念的推进使河南省区域生态物流得以实践、促使区域物流整体朝绿色的循环低碳型转型、推动区域的发展向可持续经济全面发展、提高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分析了生态物流在河南省文明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同时就企业、行业协会、技术、社会等五个方面指出生态文明型物流在河南省区域发展的对策建议.     

河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效率时空分异及其成因溯源

以生态文明建设耗费的人力、财力、资产为投入指标,以经济生态化、空间绿色化、生态产业化、资源集约化、环境健康化、社会福祉化为产出指标,运用DEA视窗分析模型和灰色系统方程对2009—2017年河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效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河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效率以2013年为分界线呈现两个波段逐年下滑的演化态势,并呈现"中部凹陷"的空间分布特征。(2)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低下是制约河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创新驱动是北部、中部和西部片区生态文明建设效率提升的核心驱动因素,是东部片区的首要制约因素;产业结构对四个片区均起到制约作用;人口素质对北部、东部和中部片区起到阻碍作用。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发展能力评价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

评价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能力水平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手段,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研究和问题诊断,可有效提升其发展能力和示范借鉴效果。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为例,从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社会3个维度共选取30项指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指数法对2009—2019年该州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价;采用系统耦合协调模型对2009—2019年该州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能力耦合协调水平进行评价;采用障碍度模型找出影响该州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具体影响因子。评价结果表明：（1）该州发展能力综合水平呈上升趋势,生态文明状态不断提升。（2）该州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升。耦合协调度演变历程为“中度失调（2009—2015年）—基本协调（2016—2019年）”。（3）影响该州生态文明建设的障碍因子为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森林覆盖率、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万人拥有公交辆和无公害绿色有机产品种植面积。     

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资本化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科技成果资本化有助于科技成果的活化和增值,是发挥科技对社会经济支撑作用的有效手段,也是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路径。面向北京市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需求,本文梳理科技成果资本化的概念含义和政策背景,阐述分析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资本化的当前成效和存在问题,从战略、市场、政策、服务、创新生态5方面提出全面提升北京市科技成果资本化水平的对策建议。     

京津冀区域承载力与生态文明建设——2012首都圈发展高层论坛观点综述

"十二五"时期,是京津冀地区加快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建设世界级科技创新基地、先进制造研发转化基地和重化工业基地的重要阶段,也是京津冀按照科学发展观共建生态宜居家园的关键时期。京津冀三地专家聚首北京,分别对区域人口、水资源、土地、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社会承载力进行了多视角分析,认为京津冀区域资源环境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人口增速加快、空间分布不平衡、核心城市人口集聚未根本改变;水危机加剧,尤其京津人口规模严重超过水资源承载力;区域生态环境正在透支未来;经济社会承载力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但仍有提升空间。专家们围绕如何加快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提出重塑京津冀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分布、加强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加快中心城市功能疏解、实施"三生"空间战略、创新生态城市模式、规划建设首都生态涵养"特区"、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等一系列对策建议。     

河南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综合评价

从交通、信息通讯、给水能源、文化卫生、环境基础设施五个方面构建了河南省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选取了2006年的有关统计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河南省各地级市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试图揭示河南省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河南省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在全省区域内整体上呈现出北部区域要高于南部区域的空间格局,这种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格局反映了全省经济发展区域差异,证实了基础设施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基于SBM-GIS的绿色发展效率评价及时空分异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绿色发展效率是衡量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文章以中原城市群3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及时空分异特征。首先,从时间维度出发,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对2007—2016年中原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中原城市群整体绿色发展水平不高,2016年绿色发展效率的均值仅为0.809,10年间技术进步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较大。其次,从空间的角度出发,利用空间分析技术探究中原城市群绿色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中原城市群各城市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在空间上呈现"西北外围高,南部较低"的特征,各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偏弱,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城市对周围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最后,提出了提高中原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的对策建议。     

小尺度空间绿色发展分布特征研究——以南京市辖区为例

绿色发展是城市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通过对小尺度空间区域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评估,从经济发展、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四个方面建立小尺度空间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南京市11个市辖区为例,对城市小尺度空间的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合理测度及特征分析,找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和不足,引导发展正效应。结果显示:2016年南京市溧水、高淳和江宁3个市辖区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数排名前三位,而栖霞、雨花台和六合3个市辖区的绿色发展综合指数排名后三位,这与南京市的产业结构布局以及各辖区的自然禀赋有关;各分项指数评估结果中,主城区在经济发展方面得分较高,而郊区在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方面得分较高,总体评价结果与南京市实际情况较为符合。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空气质量时空演变与经济社会驱动机理

空气质量是影响人类健康和福祉的重要因素,但频发的雾霾已严重影响居民健康和宜居城市建设,大气治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研究选取2014—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的AQI数据和社会经济数据,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析区域内城市空气质量的时空演变特征,运用PCA—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甄别与测度空气质量影响因子,并尝试分析城市空气质量演变的经济社会驱动机理。结果表明:2014—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AQI总体降低16.95%,空气质量趋于改善;季节差异显著,呈现典型的"单峰谷"特征;月度变化轨迹呈U型曲线,与"冬重夏轻"的季节特征相适应。空间趋势上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表现出中间高两侧低的"中心—外围"结构,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城市空气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高高集聚、低低集聚模式明显。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镇化、能源效率、交通压力、城市绿化等社会经济因素是城市空气质量变化的重要驱动因子,应从区域产业结构、城市管理水平、能源使用效率、环境经济政策等角度切入,强化雾霾治理的区域协调机制,推动研究区域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     

江西省绿色发展水平测度与空间分异分析

借鉴国内外绿色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结合江西省绿色发展特色,从绿色环境、绿色生产、绿色生活、绿色政策等4个维度构建江西省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泰尔指数(Theil Index)、莫兰指数(Moran Index)对2009—2019年江西省11个地级市的绿色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和空间关系进行评价与分析,并基于江西绿色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和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建设实际提出了促进江西绿色发展水平提升的政策建议。主要结论包括:(1)江西省各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鹰潭、南昌、景德镇、新余、吉安、赣州、九江、抚州、宜春、上饶、萍乡;(2)江西省各地级市绿色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组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但总体差异近年来正在不断降低,各地级市间绿色发展开始趋于地域均衡;(3)江西省各地级市间绿色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空间集聚效应,且江西省绿色发展水平相近的地级市空间集聚处于波动状态。     

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方法研究——基于北上广深四城市的实证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实现科学发展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原理,构建包括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和生态制度4个准则层,30项具体指标层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在该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2011年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了横向比较。评价结果显示:在这4个一线城市中,深圳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最高,北京市应在生态经济方面,上海市应在生态经济和生态环境方面,广州市应在生态文化和生态制度方面加大建设力度。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

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数字经济日益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重点关注数字经济的绿色价值，探讨了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和熵值法，分别构建城市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绿色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测度。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并识别传导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而且对邻近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产生了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东部地区城市、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创新是驱动绿色经济效率优化的关键途径。政府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实施因地制宜的差异化政策，增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充分释放数字经济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带来的红利。     

长江经济带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格局分布与演变特征

从经济发展、社会包容、民生福利和绿色可持续四个维度,对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状况展开深入评价,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空间格局与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从分布特征看,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变动趋势看,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以2013年为拐点,呈"U"形变化趋势;从空间相关性看,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集聚程度总体不断增强,水平较高地区与较低地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且表现出较为稳定的空间分布格局;从驱动因素看,2013年前民生福利和绿色可持续领域的竞相上升促进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由集聚走向平衡,随后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空间集聚性的大幅提升打破了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趋于平衡的发展趋势;从收敛态势看,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落后城市对领先城市的追赶效应显著。     

生态福利绩效视角下的绿色发展评价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在资源与环境利用和分配的过程中,稀缺、耗竭、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增大、经济和福利损失加大等问题逐渐显现并呈加剧态势。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研究范式,构建以人类发展指数和人均生态足迹为核心指标的城市绿色发展评价体系,测算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运用DEA方法测算二者的投入产出效率,使用Tobit模型分析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因素,对青岛市2006—2016年绿色发展水平进行多角度、动态化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青岛属于"高消耗,高福利"城市。资源消耗、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呈同步发展态势,但生态足迹远超生态承载力,处于严重"生态赤字"状态。(2)在2006—2016年,青岛的生态福利绩效仅在2015年处于效率前沿面,其余10年为DEA无效率状态。在"生态门槛"的框架内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是城市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绿色金融、空间外溢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市场化的门槛效应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下亟待关注的重要问题。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党中央多次强调要通过多种途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随后对这种影响进行效应分解,最后引入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市场化指标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存在一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表明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成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路径,并且在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中,空间溢出效应比直接效应更明显;第三,在差异性市场化水平之下,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具有显著的市场化门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