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效率的时空测度与省际差异研究

城市化效率作为衡量城市化质量内涵的重要标准,已成为城市经济协调运转的逻辑起点。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利用Malmquist效率指数,以2005—2010年为样本研究时段,对中国31个省区(市)的城市化效率分别进行了动态测算。同时,运用DEA-BCC模型对其规模报酬和非集约度进行静态测算。结果表明:天津、福建、青海等17个省区(市)城市化效率较低;河北、安徽、四川等19省区(市)仍处于非有效且投入要素非集约度状态。文章最后提出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发展集约型产业、实施科技推动的城市化道路等提高城市化效率的政策建议。     

健康城市评价体系设计及实证研究

为应对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健康挑战,健康城市这一全球性战略应运而出,了解和评价我国城市的健康现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构建了健康城市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引入理想解和灰色关联分析法建立评价模型,以我国30个省会城市为例,对其在2012—2016年的城市健康状况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我国健康城市的综合评价水平仍然偏低,评价期内,广州市的健康特征最高,石家庄市最低,东部省会城市间发展极不均衡;中部和东北部省会城市间综合差异较小,但整体层次亟待提升;西部省会城市中呼和浩特市和昆明市的健康评价较高,但仍需持续的政策引导以促进资源的合理分配。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相应建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西北省会城市化质量评价及其动力机制

选取西北五省区省会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和内涵,科学构建新型城镇化下的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线性加权和法等方法,评价西北省会的城市化发展质量。研究发现:城市化质量排名从高到低的顺序依次是西安、乌鲁木齐、兰州、银川、西宁;经济发展质量和资源基础质量与现阶段西北省会城市化综合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人口发展质量、环境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城乡统筹质量与西北省会城市化综合发展质量相关性较小,说明它们与城市化综合发展并不同步;未来的西北省会城市化发展中,在发挥要素力和经济力的基础之上,应重点加强和发挥行政力的管理和调控能力。     

中国城市化水平与城市气温变化的灰色关联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规模迅速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环境系统产生了影响,如产生了城市热岛效应.文章利用灰色系统理论,对我国25个省会城市和4个直辖市1990～2005年的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数据和城市气温数据进行了灰色关联度的计算和分析,定量揭示了城市化水平的差异对于城市气温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定量分析了各种城市化因子对于城市气温变化的影响.     

我国西部地区城市气候变化适应能力评价

我国西部地区城市自然气候系统敏感且脆弱,主动适应能力处于落后阶段,应对气候变化风险阻力大。文章以西部地区适应型试点城市和个别省会城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参考"压力—状态—响应"(PSR)环境指标框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法即层次分析法和逼近理想解排序法建立评价模型,根据综合指数评价结果将城市的适应能力划分为Ⅰ级低水平、Ⅱ级中等水平和Ⅲ级高水平。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城市气候变化适应能力整体为Ⅱ级中等水平,城市化进程相对稳定,城市状态指数基本分布在中等水平,压力层的适应能力指数相对状态指数的变化具有时间上的差异,响应指数变化具有滞后性;相对于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城市所面临的气候变化压力更具有不稳定性,而响应能力较好;根据适应能力指数等级将城市适应能力类型分为"初阶型""中阶型"和"高阶型"。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科学衡量数字经济及其相关效应成为学界的热点议题。文章从知识与信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字化治理与公共服务等维度，构建了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算了9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空间统计分析模型揭示了数字经济的空间分异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分异明显，呈现东部沿海城市及省会城市领先发展的态势，形成包括核心节点—次核心节点—省会级数字经济中心—市级数字经济中心的等级体系。分维度看，数字化服务与治理平均发展水平最高，产业数字化平均发展水平最低；城市间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差异最大，数字化服务与治理水平发展差异较小；城市间数字产业化维度和基础设施建设维度的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发展不平衡特征突出。ICT产业集聚、政府支持、人力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与时空分异

大运河文化带纵贯中国南北,跨6省2市,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从城市综合承载力角度研究大运河文化带的发展,通过构建城市综合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评价2010—2017年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演变情况。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所含8省(市)、大运河文化带所含87个城市三个空间尺度的综合承载力时空演变。结果表明,大运河文化带城市综合承载力在2010—2017年呈"N"型变化,空间上呈现出沿海高内陆低、南高北低的格局,并且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经济强市明显高于周围普通地级市。通过空间分析得到Moran′s I值发现,大运河文化带的城市综合承载力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以"高—高""低—低"为主呈聚类分布。最后,文章认为大运河文化带的发展要从补齐综合承载力短板、加强城市间的协同作用、做大做强中心城市等方面入手,提升发展潜力和发展质量。     

城市性质与酒店业发展模式关系

伴随着中国旅游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城市酒店的发展模式正面临着整体变革,酒店业发展的本质属性使得不同性质城市酒店发展出现不同模式。文章以三类性质的城市为基础,深入研究了中国不同职能城市的酒店发展模式,即东部特大城市的"两极化总部"发展模式、中西部省会和新兴旅游城市的"经济型"发展模式以及专业镇经济发展起来的特殊城市的"东莞"发展模式,并对其模式产生原因及其演变进行了研究。     

超越“星球城市化”:中国城市研究的新方向

全球化和后工业社会背景下,全球范围的城市与区域联系更加紧密,多尺度、广联系的全球城市网络体系正在出现,城市发展的过程与逻辑发生重大变化,"星球城市化"的概念应运而生。文章在介绍"星球城市化"的相关概念及内涵基础上,聚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与演变的整体表现,检视"星球城市化"理论对中国城市化过程的解释力。研究认为,我国40年快速城市化过程印证了"星球城市化"的诸多特征与表现。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推进和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日渐深入,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地方卷入到全球资本大循环过程,资本导向下的"空间修复"对原有下垫面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与颠覆。对于新时代的中国城市研究,文章认为一方面要分析"星球城市化"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各种空间形式、表征内容、影响方式与响应机制等,探究空间资本化、资本在地化的发展机理与逻辑过程;另一方面要积极应对和处理"星球城市化"引致的各种矛盾、冲突和问题,为中国健康和可持续新型城镇化进程奠定基础。     

新世纪中部六省城市化进程及其综合效益的对比分析

城市化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综合体现。文章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人口城市化的指标,二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为经济城市化的指标,建成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为空间城市化的指标,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为社会城市化的指标,构建简捷而清晰的综合城市化指数的测算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对比分析新世纪以来中部六省城市化进程及其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为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和各省推进新型城市化进程提供理论依据。     

区域中心城市城市化综合水平评价研究--以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

城市化是人口、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种因素综合发展的过程,单一的指标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城市或区域的城市化发展状况。文章强调对城市化水平的评价应建立综合的指标体系。并以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①为例,对各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进行评价并排序,准确的反映各城市及所在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及优劣势,提出了各城市未来城市化发展的建议。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区域综合发展水平及其类型

从经济发展、城镇化、经济效益、居民生活、外向度和区域联系等6个方面,构建了地级单元区域综合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测算了2012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发展协调度,并依据综合发展、协调度指数,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研究表明:综合发展及其6个子系统指数、协调度指数、发展类型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综合发展和协调度指数较高的城市在空间上彼此接近,形成若干高值集聚区;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低值区域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复杂多样的胡焕庸人口分布线沿线及其西北侧,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弱、阶梯状减弱的空间格局;较高水平初级协调型以上的城市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等发展水平以下的城市大多为勉强协调型、濒临失调型、轻度失调型和中度失调型。     

中国省会城市功能的定位方法——以沈阳为例

城市功能定位分为两个阶段:①通过传统的城市职能分类方法确定城市各项优势职能;②通过城市职能的选择确定城市的主要功能与发展方向.文章采用200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资料,在第一阶段运用统计分析法得出30个省会城市的优势职能、突出职能和职能指数.同时,为了克服第二阶段定位方法的主观性和任意性,更科学全面地判断省会城市的主要功能,把AHP决策分析法运用到省会城市的功能定位中,以沈阳为例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为城市功能定位方法提出了新的思路与研究框架,为城市性质的确定提供依据.     

基于DEA-Tobit两步法的城镇化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视角

当前我国土地城镇化超前发展的大背景下,从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视角研究城镇化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甘肃省12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用DEA模型从人口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的视角评价城镇化动态效率和静态效率,并建立面板Tobit回归模型分析城镇化静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2009—2014年12个城市整体城镇化效率年均下降9.5%,其中在2014年有7个城市属于非DEA有效发展类型;经济发展水平、外资利用规模变量对城镇化综合效率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城市规模与城镇化综合效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金融发展程度、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与城镇化综合效率正相关,投资率、产权结构变量与城镇化综合效率负相关。     

中国“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绿色发展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以"一带一路"中国沿线区为典型样本,运用2012—2018年的相关数据构建了综合绿色发展指标,并采用加入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各个目标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以测算值为基础通过空间自相关探求各省份绿色发展在空间上的集聚、分异特征,再利用Tobit模型提炼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因素。研究表明,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研究区内绿色发展效率有所提升,东部地区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各地区间差距整体已降低。还发现绿色发展空间格局分化明显,高值区域从散点到呈"U"型分布再到连片分布,冷热点区域发生分化。城市化、第三产业发展、科研投入及污染治理投资等都对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有正向的作用,但东北和中西部地区除了需要提高研发和生产的工艺水平外,更要打造"培育—吸引—留住"的人才体系以稳定发展。     

河北省现代化都市圈建设路径研究

在城市群发展中,围绕核心大城市建设都市圈,既符合全球范围内城市发展规律,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河北省省会石家庄正在逐步具备建设都市圈核心城市的条件,加快建设以省会为支撑的现代化都市圈,是河北省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本文全面阐述了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意义,从多角度对比分析指出建设以省会为支撑的现代化都市圈是河北省的客观选择,在借鉴长三角等先进地区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确定了省会都市圈的基本架构,并从明确各城市产业功能定位、提升核心城市吸纳辐射能级、促进大中小城市梯度协调发展、构建省会都市圈现代产业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加快建设以省会为支撑的现代化都市圈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特征事实与经验阐释

文章在经典模型拓展基础上建立了城市政策分析框架,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统计数据,阐释了我国城市住房、交通、户籍和人口等方面的制度或政策影响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路径模式,并研究了政府外部干预和市场内在驱动共同作用下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演进的经验事实.研究结论是:(1)1985年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呈现出偏向"中心城市"增长、城市首位度偏低等典型特征;(2)受城市行政层级、城市规模控制和户籍制度等政府干预因素影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和大、中、小城市的路径选择有别于先发国家城市化实践和城市经济学文献的相关结论;(3)中国城市化"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张"的传统模式亟须调整,未来的城市化道路选择及城市体系优化,需要以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方式加以磨合推进;而当前城市政府的理念更新、职能转变和"城市化红利"公平分享的落实则尤为关键.     

区划调整的城市化逻辑与效应

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导力量,"市管县""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政策成为推动城市化的主要手段。但是,对于城市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和区划调整,既有研究基于多方治理视角,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文章以主体行为视角来考察地方政府的作用,并提出了区划调整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逻辑框架。研究发现,通过区划调整,地方政府实现了从城市型政区向地域型政区的转变,利用权力的集中化以及城市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推动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同时,通过实证表明,区划调整带动了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社会管理、居民意识向城市属性转变,最终实现了"真"的城市化,验证了"政区合并先导型城市化"的有效性。     

城镇化进程中碳锁定的诱发机制与解锁路径研究

全国大范围城市频繁持续遭遇雾霾天气日益引发社会对碳锁定的广泛关注,识别碳锁定风险并提出有效的碳解锁路径,对于提升城镇化质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碳锁定诱发机制的基础上,首先对2003-2014年中国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碳锁定的风险进行量化,其次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和Bootstrap-DEA方法纠偏测算碳排放约束下城市投入产出综合效率,最后采取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对城市碳锁定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投入产出综合效率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且有效化解了碳锁定风险,市场化改革降低碳锁定风险的贡献小于生产技术进步,人口密度和第二产业比重对碳锁定风险无显著影响,城镇化率显著加剧了碳锁定风险.提高城市投入产出综合效率、深化生产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和保持合理的城镇化速度,均有利于实现城镇化的低碳解锁.     

东北地区城市效率与开发程度的时空耦合

利用DEA模型、城市开发程度指数和耦合度模型测算2003—2012年间东北地区3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效率、城市开发程度以及两者的耦合度,并分析了城市效率、城市开发程度及两者耦合度的时空演变特征,探讨城市开发程度与城市效率的关系。结果显示:1城市开发程度与城市效率耦合度水平不高,城市开发对城市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不同职能城市的效率差异化特征显著,省会城市要素投入冗余,而资源型城市、工业型城市要素投入不足。2近十年,城市开发程度与城市效率呈现负相关,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提升对城市效率有促进作用,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城市效率呈负相关。3城市效率、城市开发程度与耦合度空间高匹配度的"群"分布特征愈发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