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人薪酬管制政策的中美比较

无论是高度发达市场经济的美国,还是正处于转轨期的我国,经理人过高薪酬的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政府如何对经理人薪酬实施干预既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稳定,也关系到能否有效调动经理人积极性。本文系统对比和研究了中美企业经理人薪酬管制政策的历史背景、管制目标、管制措施、管制立法手段、经理人对薪酬管制态度等方面的差异,以期对我国企业的经理人薪酬管制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和政策建议。     

薪酬管制能够降低对高管的监督成本吗——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12—2014年间对高管实施薪酬管制的国内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上市公司对高管实施薪酬管制,是否会影响高管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是否会影响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公司对高管的监督成本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实施薪酬管制并不能够实现通过缩小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以改善公司整体绩效的预期目标,反而会削弱高管积极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进一步提高其实施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最终导致上市公司高管监督成本的提高。上市公司应取消薪酬管制,完善薪酬激励、监督和追责机制,引导高管积极做出改善公司绩效的努力,并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     

家族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及治理机制研究

家族企业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群体,其代理成本的产生与治理均有别于一般的企业。通过对我国沪深两市506家家族上市公司代理成本及其治理机制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与其代理成本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通过在过在董事会中引入职业经理人能够有效地抑制家族企业的代理成本,而家族管理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薪酬差距则会加剧企业的代理冲突,增加其代理成本。     

薪酬激励与外部审计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代理理论,研究了高管薪酬激励与外部审计机制在治理公司代理问题时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可以减缓股东和高管层之间目标不一致的矛盾;外部审计可以降低股东和高管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管薪酬激励和外部审计共同作用可以减缓导致代理问题的两类最重要原因,在解决代理问题时互为补充。     

审计意见、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1998至2008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考察审计意见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研究外部审计在解决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过程中的公司治理功能。研究发现:在控制公司业绩、公司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及公司内部治理等因素的情况下,外部独立审计意见类型对公司高管层薪酬具有显著影响,而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分离是影响外部独立审计治理效应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     

审计意见、高管薪酬与公司治理——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1998至2008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考察审计意见对管理层薪酬的影响,研究外部审计在解决第一类委托代理问题过程中的公司治理功能。研究发现:在控制公司业绩、公司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及公司内部治理等因素的情况下,外部独立审计意见类型对公司高管层薪酬具有显著影响,而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是否分离是影响外部独立审计治理效应有效发挥的重要因素。     

高管激励、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质量关系研究

近年来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以及证监会的制度完善,上市公司更加规范化经营,为了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绩效,许多公司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来提高高管工作积极性,为企业创造价值.外部审计和高管激励是现代企业重要的两个治理机制,这两种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代理冲突,所以研究高管激励与审计质量、内部控制与审计质量以及内部控制对高管激励与审计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是有实践意义的.     

公司治理、盈余质量与经理人代理成本研究

文章用工具变量和面板数据模型等方法考察了盈余质量对股东——经理人代理关系的影响.以应计质量为盈余质量的度量研究发现,盈余质量高的上市公司经理人代理成本较低,盈余质量改善的上市公司经理人代理成本发生了显著下降.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会计信息的公司治理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     

审计意见对高管薪酬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择审计意见类型为主变量,加入控制变量--资产利润率、市场价值指标、资产规模、资产负债率构建模型,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类型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变化值与虚拟变量审计意见之间的相关关系表现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类型,则该公司高管获得高报酬的可能性越高;审计意见为非标准无保留类型,则该公司高管获得高报酬的可能性越低.     

公司治理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研究

自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以来,代理成本问题成为了经久不衰的热点话题。笔者认为公司治理变量是影响代理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对资本结构以及薪酬激励两个方面的公司治理变量进行研究。本文选取了2011-2013年上市的A股公司为样本数据,研究了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资产负债率、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比例等公司治理变量与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代理成本与股权集中度、高管薪酬显著负相关,与股权制衡度、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但并未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与代理成本之间的相关关系。     

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审计费用与审计意见——基于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

以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对审计意见和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利润影响数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但较高的审计费用会降低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利润影响数与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的相关性。进一步区分变更性质和产权性质后发现：发生恶意会计政策变更的企业、国有企业更易发生审计意见购买行为。     

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

高管薪酬信息披露有助于提升公司薪酬契约透明度及治理效率,但同时增加了公司的信息披露成本.因此,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对于公司的经济后果研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通过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对薪酬水平、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观测我国高管薪酬信息披露的后果,并进一步观测不同产权性质公司间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信息披露政策抑制了高管薪酬水...     

从国内外企业高管薪酬对比看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机制

从建国以来,我国的高管薪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逐渐与世界接轨,但是国有企业作为一个特殊的主体,其薪酬结构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日本等国家高管薪酬机构的介绍,对比分析中国国企高管薪酬激励现状,根据国外的启示阐述了国企高管薪酬设计的原则与要点。     

新一轮改革背景下国有企业审计内容变革研究——基于审计供给和审计需求均衡视角的分析

国有企业审计的内容取决于国企审计需求与国企审计供给的相互作用。当前,国企审计需求主要来源于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和国有企业管理层,而国企审计供给的主要因素则包括审计资源、审计法制、审计技术等。在新一轮改革背景下,实现国企审计需求和国企审计供给的均衡,需要将传统的国企审计内容向政策执行审计、管理审计、个人责任审计、境外资产审计、信息系统审计、社会责任审计、整改审计、外部发展环境审计等方向变革。     

国外高管薪酬改革趋势及其启示

文中讲述了企业薪酬体系中存在的普遍性现象并进一步追踪了国外高管薪酬管理的改革变化趋势。并且探寻此变化趋势对我国高管尤其是国企高管薪酬管理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外部审计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吗?——来自中国企业的经验证据

外部审计可软化融资约束、缓解委托代理问题,进而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世界银行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外部审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方向、强度和中介效应。经验研究结果显示：(1)外部审计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给定条件下，有外部审计的企业比其他企业从事技术创新的概率增加13.2%；(2)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均在统计水平上显著，且为部分中介效应；(3)在异质性的创新活动中，外部审计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中介机制看，外部审计通过软化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开发产品或流程改善型的新技术、推出新的质量控制程序和增加产品新特色；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促进企业开展提升生产柔性的创新活动。研究结果延展了外部审计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分析，为强化外部审计监督机制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事实依据。     

Executive compensation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under moral hazard

This paper analyzes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 a setting where managers may take a costly action to manipulate 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whether managers do so is stochastic. We show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possibility of manipulation actually calls for executive pay to be more responsive to reported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regulatory reforms that increase the cost involved in manipulation may lead to reduced pay-for-performance sensitivities. The 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al variations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lend support to our model.     

政府环境审计、注意力配置与国有企业绿色创新质量

基于2005—2020年中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探讨了政府环境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环境审计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且该结论在克服内生性等问题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提升企业及政府层面的环境注意力强度与环境注意力持续性是政府环境审计提升国有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关键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微观特征与政府宏观调控会影响政府环境审计提高国有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具体来看,当企业拥有较多环保背景高管、环境责任履行更积极时,政府环境审计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若政府干预较少且给予企业较多的补贴,则政府环境审计能够更有效地激励国有企业进行高质量绿色创新活动。此外,在政府环境审计的支持下,高质量的绿色创新能够更好地提升国有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创造条件。     

混合所有制改革、审计监督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以国有上市公司2013—2020年为样本,考察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影响以及国家审计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显著正相关,并且国家审计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其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促进作用及国家审计的调节作用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整体上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相比于垄断性国有企业,竞争性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更有成效。研究结论对有效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产权性质、管理层过度自信与审计收费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和审计风险理论,实证检验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审计定价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时,审计师显著提高了审计收费,以应对可能的审计风险,这种效应在国有企业中尤其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层过度自信降低了会计信息质量、增加了公司风险,因而为了规避可能的审计风险,审计师在增加审计工作量的同时提高了风险溢价,进而提高了审计费用。将管理层过度自信的经济后果拓展到利益相关者层面,有助于深化理解审计定价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时对如何提高管理层监管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