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与资源再配置效应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服务企业调查数据,运用半参数的LP方法测算了中国服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进一步将TFP分解考察了中国服务业TFP的增长源泉和市场资源的再配置效应。结果表明：管理、设计和通信等中间投入对服务企业产出的贡献率是最高的;中国服务企业TFP总体上呈现出上升态势;不同类型企业和行业的TFP水平及增长率存在较大差异。TFP分解后发现,中国服务业TFP的增长主要是靠外部市场需求和企业自身进步同时拉动的;但劳动力资源产生了误置,且国有化程度越高的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的资源再配置效应越差。与制造业企业的比较显示,中国服务企业的规模、TFP水平和增长率普遍偏低;总体上服务企业间的再配置效应优于制造业企业,但再配置效应在各服务行业上表现出更强的异质性。     

资源再配置与中国工业增长:1985～2007年北大核心CSSCI

使用扩展的钱纳里—塞尔奎因模型分析了1985～2007年资源再配置对中国工业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985年以来我国工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工业行业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结构红利"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不显著。我国工业资源再配置"弱效应"的直接原因是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不合理,而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政府主导性的投融资体制、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以及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中国工业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关键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投融资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发挥市场在引导要素流动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核心作用。     

资源再配置与中国工业增长:1985～2007年

使用扩展的钱纳里—塞尔奎因模型分析了1985～2007年资源再配置对中国工业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985年以来我国工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工业行业自身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结构红利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不显著。我国工业资源再配置弱效应的直接原因是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不合理,而深层次的根源在于政府主导性的投融资体制、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以及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中国工业资源再配置效应的关键是进一步完善中国的投融资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发挥市场在引导要素流动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方面的核心作用。     

中国固定资本存量与研发资本增长效应重估

本文在新的国民经济核算规范SNA2008和CSNA2016下,重新估算了中国固定资本存量与研发资本的增长效应。本文严格参照SNA2008的测算框架和国内研究进展对中国研发资本和总固定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并依照国际核算规范对研发资本的再认识扩展了索洛增长模型。研究发现,中国固定资本存量在1990～2019年快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13.27%,到2019年中国固定资本存量增长至81.889万亿元;进一步将研发资本扩展进索洛增长模型,发现中国研发资本年均经济增长效应为5.85%,年均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3.98%,其中直接效应为22.51%,间接效应为31.48%,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分地区来看,东中部地区研发资本存在显著的增长效应,因此促进市场良性竞争环境、提高科技转化率和产研结合效率是扩大研发资本经济增长效应和提升经济增长贡献率的重要路径。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与政策选择

研究目标：探究经济增长动因结构及转换趋势。研究方法：基于中国1980～2014年三次产业的时间序列数据,构造结构指数生产函数,采取指数分析与对数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2008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缩减是经济增长大幅减速的最主要因素;要素规模增长率下降与产出弹性缩减的双重挤压导致资本和劳动力规模贡献下滑;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双减速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大幅下降的主导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动力从以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主转向以产业之间要素配置结构的优化为主。研究创新：从三次产业的要素规模和效率进行考察,三个层次层层推进,为经济增长动力及其变迁轨迹分析创造更加广阔的拓展空间。研究价值：揭示了中国经济增长变迁的动因结构以及最新转换趋势,为旨在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了新的科学决策参考。     

效率视角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测度人民币汇率制度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文章从效率的内涵出发,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济增长的效率,选取汇率制度弹性作为汇率制度变量,对人民币汇率制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制度历经几次改革后在长短期内对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浮动汇率制度是有效率的制度安排,适当提高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将促进经济增长.     

融资模式与经济增长效应——基于中部6省的实证分析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不同的融资模式具有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利用中部6省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融资模式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直接融资的比例越高,经济增长效应就越明显;同时,扩大信贷规模、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增加固定资产,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与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则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需要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直接融资的比重,以及适时采用适度收紧的货币政策。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

一国产业结构对该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相关关系已成为学术热点问题.本文以国民经济的三次产业结构为基础,以国内生产总值为经济增长整体指标,对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数据进行研究分析.运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并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三次产业与经济增长及三次产业内部的因果关系.三次产业的优化发展,尤其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存在紧密关系.     

中部六省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性的门限效应分析

使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并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SFA)测算中国中部6省81个地市2000-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为了更好地刻画经济个体的异质性特征,在此模型中加入门限效应,使用贸易开放度作为门限变量。结果发现,随着门限变量值的提高,固定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变得不再显著。该项发现的现实意义在于,并非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越高越好,若要最大化发挥固定资本与劳动力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最佳的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就应该在8.5%左右。     

中国制造业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

在构建1987~2005年中国28个省区市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构造区域制造业生产前沿,考察制造业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差异与变化趋势。研究表明,分析期内制造业的生产要素结构经历了一个资本相对密集化的过程;制造业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表现为负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在1988~1990年和1994~1997年两个时间段出现了负增长,1987~2002年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没有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结构红利假说”的非线性检验——基于285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双门限回归分析

已有关于“结构红利假说”的文献大多基于线性模型,但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存在着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阶段,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社会生产率的影响很可能是非线性的。本文基于2002—2015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并结合城市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变迁成本进一步分析非线性关系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存在“结构红利”;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产业结构升级的推进先逐渐递增后逐步减弱;分样本看,副省级城市或直辖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结构红利”效应最显著;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途径,而技术进步途径贡献不足。     

区域制造业空间效应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选择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及多样化水平与制造业集聚呈倒U型关系,同时城市化水平会对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关系产生影响。分区域模型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层次、要素禀赋等因素有所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性服务业呈线性关系,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中部地区呈倒U型关系,现阶段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更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都将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鲶鱼效应

近日,有关专家在当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的原因时强调的鲶鱼效应耐人寻味。根据有关测算,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自2007年达到高点后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入世红利与劳动力配置效应衰竭。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下的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研究——基于结构-效率-速度的逻辑框架

本文以结构-效率-速度为逻辑框架,在分析"服务业成本病"与"结构性减速"形成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成本-曼奎斯特模型与传统径向曼奎斯特模型相结合的非参数方法测算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规模效率、配置效率及技术进步和价格效应的增长率。研究表明:(1)"服务业成本病"和"结构性减速"实质上一脉相承,以"服务业成本病"现象来反驳经济增长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是自相矛盾的;(2)中国各产业的技术进步增长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各产业的技术进步增长减缓使得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降,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3)在全要素生产率层面上,服务业并非是"技术停滞"部门,但服务业内部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较大异质性,生活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而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4)中国各产业的配置效率增长总体上比较缓慢,进一步着力深化市场化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FDI技术溢出与挤出效应——基于DEA与湖北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湖北省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量和分解,然后我们分别建立FDI技术溢出测量模型和扩展Panama Teanravisitsagoo的绝对挤出效应模型,对湖北省各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SUR(似然不相关回归)加权的方法,进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最终分别得出面板数据的技术溢出和挤出效应的变系数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可以首次得出湖北省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太明显以及FDI对内资的挤出效应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分析

文章首先对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以及要素的投入与配置进行了简要的阐述,然后就产业结构变迁对于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以对将来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1986～2005——基于细分行业的三投入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析

本文基于1985~2005年中国34个工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三投入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别测算工业及其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结果显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出现先慢后快,然后停滞再缓慢回升的态势,主要受产出弹性相对较大的就业人数变化,引起资源配置效率的剧烈波动所致;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低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采掘业,主要原因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产出弹性相对较低的中间投入和资本增长较快。     

劳动力性别结构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吗?——对“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一个解释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劳动力性别结构会对经济增长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求偶行为理论为基础,在两性劳动力之间存在人力资本差异、劳动竞争仅为男性求偶方式等假设下,得出一系列有关劳动力性别结构影响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推论;利用2001—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劳动力性别结构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劳动力结构变化过程中,代表数量结构的女性比重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呈“U”型变化趋势;代表质量结构的两性人力资本差异对增长效率的影响效应亦呈 “U”型变化趋势;体力、生理因素、传统社会家庭分工思想和生育是当前性别差异效应形成的主要原因,且随着产业升级和劳动过程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性别差异效应会逐渐减小;此外,经济增长效率存在一定的动态延续性。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的动态解析

以强可持续为视角,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金融结构、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程度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经济增长核算框架,并结合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能源消耗和环境损耗,对中国1981—2014年间经济的长期增长与短期波动进行动态解析。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物质资本和能源消耗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较小,环境损耗不利于经济增长;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但却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