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

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改进Moore指数,分别对新型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指数进行测算,并在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基础上,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显示,新型城镇化通过发挥其“选择效应”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生产率,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红利”因产业结构变迁而减弱,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结构性减速”现象,但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仍存在;实现产城联动,发挥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协同效应”,对于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减速”问题,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因产城关系的阶段性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     

中国旅游业与经济增长适应程度分析

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水平与国民经济增长的适应程度可以通过建立“推拉效应”理论进行具体测算。该理论认为，国民经济增长与旅游业发展通常是相互影响的。旅游业的发展可以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反之，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会带动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收益增长所引起的国民经济的增长效应可以称为“推动效应”，而把国民经济增长所带动的旅游业收益的增长效应称为“拉动效应”。     

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本文构建包括经济结构、科技与创新、民生、资源与环境、对外开放等5个二级指标和23个基础指标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测算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199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本文探讨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机理,基于1997—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非线性效应,发现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与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有关。具体而言,对于中等发达地区而言,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而言,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质量呈负相关,制度变迁并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结构红利假说”的非线性检验——基于285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双门限回归分析

已有关于“结构红利假说”的文献大多基于线性模型,但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存在着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阶段,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社会生产率的影响很可能是非线性的。本文基于2002—2015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并结合城市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变迁成本进一步分析非线性关系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存在“结构红利”;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产业结构升级的推进先逐渐递增后逐步减弱;分样本看,副省级城市或直辖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结构红利”效应最显著;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途径,而技术进步途径贡献不足。     

国有企业的产业拖累效应及其门槛特征

中国企业的二元结构（“国有”—“民营”）特征对企业的生产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进一步制约了技术模式的选择和产业结构变迁的路径。基于上述理解,国有企业存在产业拖累效应主要是因为：（1）国有企业因为产权安排的缺陷存在着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损失,从而阻碍产业结构变迁（第Ⅰ类产业拖累效应）;（2）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还通过滞后城市化、挤出公共服务等途经阻碍非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变迁（第Ⅱ类产业拖累效应）。不仅如此,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故不同的市场化水平下,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变迁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门槛效应。本文基于1997—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静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证实了这一猜想。     

加入WTO的制度变迁效应--基于产业组织的分析

本文以体制转轨动态进程模型为基础，借助产业组织理论的某些分析方法，先提出了一个新的制度变迁模型，接着用此模型分析了履行“入世”承诺对中国制度变迁的作用。分析表明，履行“入世”承诺对我国市场化制度转型进程具有加速效应，加速效应主要与WTO承诺的两个具体效应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市场准入效应；另一个是公平竞争效应。     

中国多机制门限金融状况指数编制及应用

研究目标：实证编制及应用中国多机制门限金融状况指数(MR-TFCI)。研究方法：通过拓展构建了多机制门限向量自回归(MR-TVAR)模型和MR-TFCI的多机制门限编制公式,从经济增长(RG)目标出发,选取5个金融变量,测算四个机制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值,编制了中国MR-TFCI,并比较其与 2机制门限FCI(2R-TFCI)和1机制线性FCI(1R-FCI)的优劣。研究发现：与2R-TFCI和1R-FCI相比,MR-TFCI是RG更优的先行、相关性、因果性和预测指标;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的效应和传导渠道具有门限特征;中国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增长的方式类型是价格和数量结合型的。研究创新：构建了MR-TVAR模型和MR-FCI的多机制门限编制公式,编制了首个多机制门限金融状况指数。研究价值：为中国政府部门实施货币政策和实体经济进行投融资决策提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进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全局曼奎斯特-卢恩伯格(GML)指数测算2003—2017年中国285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分析了城市GTFP的时空演进,检验了城市GTFP的空间相关性,并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城市GTFP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GTFP呈现增长趋势,总体呈现“南(偏西)-北(偏东)”格局,城市GTFP标准差椭圆整体向西北方向发生了偏移,技术进步在提升中国城市GTFP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城市GTFP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特征。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促进邻近城市GTFP的提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发投入和环境规制抑制邻近城市GTFP的增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分别存在“竞相到底效应”和“污染泄漏效应”。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增长贡献的变化——逻辑推理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与增长的关系时,对要素增长贡献的变化研究涉及不多。为此,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比较分析“制度增长论”和“技术决定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后,对新增长模型进行了修改;从微观个体同质性的假设出发,探寻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增长贡献的变化规律;同时,选取中国2001—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用常规和分段回归的方法对相关假说与推论进行检验;最终得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及制度变迁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其总量对增长的贡献存在递减效应,结构对增长存在反向递增效应。     

基于库兹涅茨曲线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为基础,根据南京市统计年鉴1993～2006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构建了以南京市工业“三废”排放量为因变量,人均GDP为自变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运用统计软件SPSS对南京市近几年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相关分析,做出经济指标与各环境指标的回归模型图,发现南京市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研究表明,南京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完全符合标准的“倒U形”,而是呈现两种情况：工业废水曲线为“U形＋倒U形右侧”;工业废气曲线和工业固体废物曲线呈现非EKC关系。     

新兴产业的投资扩张、产品补贴与资源错配

研究目标：分析新兴产业资源错配程度以及投资扩张、产品补贴对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方法：在H&K模型基础上,通过推导静态一般均衡求解模型测算2009～2014年中国光电产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中国光电产业存在较为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导致光电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过低;“双反”加速了光电企业的优胜劣汰,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政府扶持与地区间竞争所引致的投资扩张是引发光电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研究创新：构建单一产业下基于一般均衡求解的资源错配模型,并从资源错配视角衡量产业政策效应。研究价值：有利于短期扶持性政策更好地发挥生产率增长效应。     

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

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路径,并进行了地区异质性和分维度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1）相较于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结构优化更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2）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此种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明显。（3）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过程与结果指数均有正向影响,地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水平对经济增长质量过程指数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其结果指数的促进作用。（4）人力资本结构会通过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促进作用,且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大于技术结构升级带来的中介效应。     

方法、数据与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差异

研究目标：检验不同方法之间TFP测算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健性”,探讨测算方法和数据选取问题。研究方法：以中国2004~2012年总量分行业面板数据为例,从多个角度比较TFP测算结果,以及通过统计检验选取适用测算方法。研究发现：第一,研究的问题不同,测算方法之间“一致性”的检验结论不同;第二,在选择测算方法时,进行相关统计量检验是必要的,这有助于鉴别模型设定是否合理,缩小可选模型范围;第三,测算方法的选择,要符合数据本身的特征,基于宏观分行业面板数据,DEA是更为适用的TFP测算方法,而劳动力投入应选取全社会从业人员指标。研究创新：多种测算方法和统计检验的应用。研究价值：本文尝试构建如何选择TFP测算方法的一般框架。     

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研究

一引言长久以来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就业效应是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刘伟、李绍荣（2002）通过研究产业构成对经济规模、要素效率的影响及产业布局调整对中国当下经济增长的贡献,提出目前中国经济快速前进需要依靠第三产业拉动,同时要提高第一、二产业拉动效率。李晓嘉、刘鹏（2006）研究了1978年以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就业之间的变动关系,通过研究不同的指标,发现目前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存在着不对称,就业迁移落后于产业调整。千春晖、郑若谷、余典范（2011）着眼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方面,组建关于经济水平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数量经济学模型,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阶段性特点。安锦、张煜（2015）通过分析中国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现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产业结构升级与促进就业将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本文基于河北省产业调整和就业变迁过程,通过研究河北省产业就业弹性和产业结构偏离度,探究河北省的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就业效应不足,进而引导河北省产业升级方式的转变和优化。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空间不平衡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

研究目标:探究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空间不平衡特征及其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方法: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高度化两个层面,测度2000～2019年中国产业结构变迁,采用Theil指数测度其空间差异,借助二次指派程序(QAP)探究产业结构变迁的空间不平衡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呈现明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表现出“阶梯式”的分布格局,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呈现“核心—边缘”特征。全样本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对地区经济差距均产生显著的影响。分时期考察结果则显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强度逐步提升并超过了产业结构高度化。分地区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强度不同,东部地区应注重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协调发展,中部地区则应该两者并重,西部地区应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上发力。研究创新:从关系数据视角,应用二次指派程序揭示产业结构变迁的空间不平衡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价值:从产业结构变迁视角为理解地区经济差距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为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对策。     

基于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一个宏观经济模型测算出我国财政政策乘数为1.88,并且呈上升趋势.本文还以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为例,测算财政支出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固定资产形成和进出口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是调节总需求的重要杠杆,应对金融危机,选择以增加公共投资为主的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复苏的工具是正确的.随着我国经济由政策刺激下的快速回升转入稳定增长阶段,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调结构”和“稳增长”方面仍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下的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研究——基于结构-效率-速度的逻辑框架

本文以结构-效率-速度为逻辑框架,在分析 “服务业成本病”与“结构性减速”形成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成本 曼奎斯特模型与传统径向曼奎斯特模型相结合的非参数方法测算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规模效率、配置效率及技术进步和价格效应的增长率。研究表明：（1）“服务业成本病”和“结构性减速”实质上一脉相承,以“服务业成本病”现象来反驳经济增长进入“结构性减速”阶段是自相矛盾的;（2）中国各产业的技术进步增长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决定性作用,各产业的技术进步增长减缓使得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下降,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3）在全要素生产率层面上,服务业并非是“技术停滞”部门,但服务业内部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较大异质性,生活性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而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4）中国各产业的配置效率增长总体上比较缓慢,进一步着力深化市场化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分解与区域差异

本文利用2000至2006年间的海关数据,从企业出口的扩展和集约边际二元视角来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动力进行分解与测算。结果发现：首先,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依靠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扩张所贡献,而扩展边际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弱。加入WTO对中国出口增长的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集约边际来实现,而扩展边际的作用有限且呈现短暂性;其次,集约边际中存活率和深化率的差异是造成我国地区间出口增长差异的重要因素,越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越是依靠集约边际中存活率和深化率来推动出口增长。中国出口关系的持续时间非常短,平均为1.9年,且越是欠发达地区的出口关系的持续时间越是短暂;最后,通过“反事实”法测算了我国不同区域的出口增长潜力,得出提升企业出口关系的存活率和深化率是促进欠发达地区出口增长主要途径的结论。     

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动态演化及模式比较

运用基于非径向距离函数(NDDF)的修正Metafrontier超效率模型对中国278个地级市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并与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LPI)相结合，分析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动态演化结构特征及其模式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生态效率呈现缓慢增长态势，“资源节约”效率相较于“环境友好”效率增长更快。从变量分解看，土地资源和水资源节约是“资源节约”效率改善的贡献主体，而工业废水与二氧化硫排放对“环境友好”效率改善的贡献大体相当。从动力来源看，区域技术追赶是城市生态效率改善的主要驱动力，而区域管理效率产生了抑制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识别不同类型城市的生态效率改善动力来源及其动态演化模式差异，进而为精准提升不同城市的生态效率提供政策参考。     

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1986—2013年中国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以及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二者都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在长期,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仍能进一步增强;脉冲响应分析发现技术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制度冲击的影响衰退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