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支付、财政分权对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基于公共服务分布和区域差异的视角

本文分析了1978-2009年我国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从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结果和成本两个角度考察了东、中、西部地区中央转移支付和财政分权对不同类别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差异.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地区间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差异相对较小,但供给的整体水平还相对较低.转移支付显著促进了中部地区低水平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抑制了中、东部地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而对西部地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则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转移支付促进了西部地区公共基础教育发展,对中、东部地区则具有抑制作用.财政分权对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有显著促进作用,特别是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但是抑制了东部和西部地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发展,而且西部地区公共基础教育也受到抑制,同时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降低了西部地区科教文卫支出的水平.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效率影响的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在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放权的同时,也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所以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一说,很可能仅仅是一种数字错觉。但财政分权的一个直接作用是提高地方政府效率,如果能证实财政分权确实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效率,则财政分权必然促进经济增长。文章在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得到我国1998—2005年各省的地方政府效率后,借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确实有效地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效率,传统的面板回归模型因没有考虑空间相关性而低估了这一作用。     

中国财政分权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

中国财政分权制度是财政体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经济的转型需要充分发挥财政的作用,然而一直以来理论研究都认为财政分权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大,随着近年来财政分权制的实施,很多地方的经济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因此财政部门要加强财政分权的制度建设,通过财政的力量来缩小地区间经济的差异。     

“中国式财政分权”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吗?

基于一项多维度、多品种的中国大陆省际间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指数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式财政分权"模式对省域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自身并不是导致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滞后的原因,适度的收入分权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有效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中国式财政分权"模式所诱导的政府间投资竞争显著减弱了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并且这一负向效应超过了财政分权自身的直接正向效应。为了保障"民生性"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在现行财政分权模式下,需要重点改变传统单纯以GDP为重点的政绩考评模式,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中加入社会福利指标。     

分成合约、价格歧视与中国的财政分权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包台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的两部门模型,来解释财政分权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假定地方政府以财政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在考虑了价格歧视和公共品效应之后,本文认为财政分权只有在满足一定的条件时,才能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要了解财政分权在经济中的作用,除了财政分权水平外,更重要的是了解财政分权的制度选择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外贸依存度——基于1978-2007年我国改革开放3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我国1978-2007年的数据,运用协整、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在长期内,财政分权会提高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而短期内财政分权对外贸依存度的作用不显著;以人均GDP衡量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可提高外贸依存度水平,而在长期中却会降低外贸依存度。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引致的地方政府为经济增长而产生的鼓励FDI和出口的激励,经济增长及其促成的FDI及贸易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内需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是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和外贸依存度之间动态关系产生的内在逻辑。     

地方政府科技支出与财政分权的促进行为研究

财政分权是我国经济转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刺激地方经济发展。文章在财政分权背景下研究了地方政府的科技支出行为。财政分权刺激地方科技支出,同时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又削弱了财政分权的刺激作用,而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的科技支出。文章重点从政策管理、职能转变、官员考核、预算公开和协调配合等五个方面研究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支出的促进行为。     

财政分权与农村公路供给——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例

农村公路供给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根据财政分权理论,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公共产品上具有信息优势,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将有利于农村公路供给水平的提高。影响我国农村公路供给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有财政分权水平、农民收入水平、乡镇企业发展水平以及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民主程度等。中国大陆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财政分权、乡镇企业发展对农村公路供给具有较强的正向效应,农民收入的正向影响效应较小,公共产品决策中的民主程度对供给效应无显著性。     

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空间非均衡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1 ～2013年的中国省际数据,利用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改进的Yitzhaki指数来测度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空间非均衡,在考虑空间因素前提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空间非均衡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相对剥夺与财政科技支出成反比;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本地区个体相对剥夺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的直接效应,科技人员规模、地区竞争程度、科技财政分权与本地区个体相对剥夺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与此同时,科技人员规模、地区竞争程度对相邻地区个体相对剥夺产生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科技财政分权对相邻地区个体相对剥夺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省级出口增长

我国整体出口奇迹的背后是省级层面的区域出口增长.本文分别阐述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这两个制度因素促进我国各省出口增长的理论逻辑,并分别采用2002-2012年、1994-2012年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这两个制度因素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以分税制为代表的财政分权作为经济激励因素,以晋升锦标赛为特征的地方政府竞争作为政治激励因素,两者都直接促进了我国省级出口增长.这一作用没有因为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而发生改变.由于两者的内在联动,财政分权还通过地方政府竞争间接促进了省级出口增长,这些结论在分别采用支出法和收入法衡量财政分权变量时均稳健成立.     

省及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区域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公共卫生服务供给的影响。发现,省级财政分权对区域公共卫生服务供给具有显著正效应,省以下财政分权对公共卫生服务产出具有负效应,对公共卫生投入效应不显著。不同条件分位数下,财政分权对公共卫生服务供给的影响表现出较大差异。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税收优惠与首位城市增长

中国的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财权调整使得各省区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发生一系列变化。本文基于中国27个省区2000-2012年的数据样本,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了财政分权背景下转移支付和税收优惠对于首位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对于抑制首位城市规模增加,平衡区域发展缺乏效率;对于中央政府财政依赖度越高的省区,其首位城市规模规模越大;省级政府对于外围城市偏向性的转移支付政策无法有效阻止首位城市的扩张。另外,首位城市能够借助相对优惠的税收政策进一步扩大规模范围。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财政政策以及城市发展建议。     

纵向财政失衡、FDI竞争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兼论标尺竞争机制下地区间的策略性行为北大核心CSSCI

关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的原因一直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重点话题,现行的财政分权制度常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原因。本文尝试将表征现行财政分权制度特征的三个要素,即纵向财政失衡、地区FDI竞争和地区间竞争模仿的策略性行为,与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在对其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7-2018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征及机制路径。研究发现,纵向财政失衡与地区FDI竞争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均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地区FDI竞争对纵向财政失衡的负向抑制作用具有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争使其在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策略模仿,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呈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发达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受抑制的主因是FDI竞争所致,欠发达地区则主要缘于纵向财政失衡的显著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纵向财政失衡通过作用于财政支出结构与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两种方式实现对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水平的抑制,而FDI竞争则主要是通过扭曲财政支出结构的方式实现其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医疗卫生服务供给不足制度性成因探寻的文献,对于如何全面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优化政绩考核指标等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式财政分权会增加环境污染吗

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并存以及中央政府引导地方政府之间"GDP竞赛"的过度竞争是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核心内涵,本文在此背景下分析环境污染的原因。先从理论上提出假说,然后利用1999-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式财政分权确实增加了外溢性公共物品(如废水)以及覆盖全国的纯污染公共物品(如二氧化硫)的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没有增加地方污染公共物品(如固体废弃物)的污染排放强度;由于排污费收取的人为因素较大,排污费政策对污染物排放的抑制效应不明显;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选择地放松了一些上缴税收高的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以及固体废物排放的监管,这样便呈现出污染物在不断增加,排污费的收入也在不断增加的局面。     

“利维坦假说”、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来自1998-2006年的省级证据

本文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从"利雏坦假说"出发,探索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及其主要支出项目与财政分权之间的理论关系,并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得到了两个主要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推动了地方政府规模扩大,"利维坦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第二,财政分权对经济建设支出规模的推动力最大,对公共服务规模的作用次之,而对政府自身消费的推动力最小;并尝试性地给出了遏制政府规模扩张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空间溢出与经济增长

相关研究发现,邻省间存在明显的政策模仿和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作用。而财政分权作为影响地方政府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因素,也必然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空间溢出作用。在经典财政分权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考虑空间相关的拓展模型,以此模型的结论为基础,利用中国大陆31个省份1998—200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缘何难以实现——基于公共投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关系视角的研究

从中国的实践看,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似乎总与结构失衡加剧如影随形,两者之间的关系容易让人做出"由此及彼"的判断,认为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建设在维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结构失衡,威胁着经济增长的长期性、持续性。基于中国实践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特有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内在的投资冲动,确实强化了经济结构的失衡,但公共投资作为政策工具本身与结构转型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在控制财政分权等体制性因素的条件下,公共投资与经济总量的过快增长均对结构转型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维持适度的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速有利于结构转型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