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与省级出口增长

我国整体出口奇迹的背后是省级层面的区域出口增长.本文分别阐述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这两个制度因素促进我国各省出口增长的理论逻辑,并分别采用2002-2012年、1994-2012年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这两个制度因素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以分税制为代表的财政分权作为经济激励因素,以晋升锦标赛为特征的地方政府竞争作为政治激励因素,两者都直接促进了我国省级出口增长.这一作用没有因为我国在2001年加入WTO而发生改变.由于两者的内在联动,财政分权还通过地方政府竞争间接促进了省级出口增长,这些结论在分别采用支出法和收入法衡量财政分权变量时均稳健成立.     

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公共医疗供给实证分析

本文探讨了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各省公共医疗供给状况,利用我国1995-200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公共医疗的供给,但地方政府在实际操作中倾向于以牺牲公共医疗供给为代价追求地方经济增长,即地方政府改善公共医疗的激励不足.本文认为,在解决地方政府公共医疗供给问题时,分权财政体制本身并不是造成公共医疗供给不足的根本原因,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才是根本途径.     

省以下财政分权、晋升竞争与环境质量:理论与证据

基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环境污染恶化并存的现象,本文构建了引入环境质量因素的多维晋升激励政府间竞争模型,解释中国环境质量下降的形成机制.本文利用2004～2010年河流水质监测面板数据,匹配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省以下财政分权与地方官员晋升竞争两种形成机制.结果表明,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地方官员晋升竞争力上升,促使地方政府降低环境保护支出和环境监管力度,增加污染物排放,降低地方环境质量.两种机制对环境质量下降的扩张效应具有替代效应,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则不确定.     

财政压力与地方经济增长——来自中国所得税分享改革的政策实验

本文基于2002年的所得税分享改革构造了强度类DID模型,借助所得税分税关系调整的外生冲击测度财政压力变化,并使用来自城市一级的卫星灯光数据,实证检验了财政压力与地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压力显著提高了地区灯光亮度.研究还发现:第一,在财政转移支付净流入地区,财政压力的经济激励效应并不显著;第二,财政压力下,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房地产等地方高税行业的发展,而这种趋向于单一化的发展模式,可能会降低地方经济增长多样性,增加宏观经济风险;第三,所得税分享改革形成的财政压力,约束了地方政府过度的支出竞争,但以土地收入为资金支持开展的税收竞争仍普遍存在.本文的研究在支出分权和决策分权之外,为中国式分权解释地方经济增长奇迹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也为更加全面理解分税制度下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激励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权责分离、政绩利益环境与地方政府债务超常规增长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客观上存在权责分离,这意味着债务权力难以受到债务责任的有效约束,如果出现地方政府“经济人”利益诱导,地方政府债务将超越社会利益范畴而出现超常规增长.可见,权责分离为地方政府债务超常规增长创造了条件,同时这种超常规增长还取决于不同政绩利益环境下的地方政府利益行为选择.实证检验发现,权责分离加剧了基于追求经济增长预期和应对人员支出压力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债务违约.进一步检验发现,权责分离对债务超常规增长的影响还取决于地方政府“经济人”利益强度,这与上级政府补助引起的支出独立性存在负相关,即上级补助越多,支出独立性越弱,对债务依赖越小;与政府官员晋升激励存在正相关,即在“唯GDP”政绩考核模式下,周边同类地区经济水平越高,越能激发地方政府加速举债.最后,本文从改变债务权责关系、转变政府官员政绩观、优化财政分权体制等方面提出遏制地方政府债务超常规增长的相关制度措施.     

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的供给

财政激励与预算外收入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考察了财政分权背景下财政激励对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满足当地真实需要的敏感度(responsiveness)的影响.中国的财政分权依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规模巨大的预算外收入会扩大地方政府的规模,从而加重当地居民和农民的负担;其次,地方政府预算外支出的规模效应递减;第三,城市化水平(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和地方政府对城市维护方面的支出负相关,表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并不一致.     

“利维坦假说”、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来自1998-2006年的省级证据

本文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从"利雏坦假说"出发,探索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及其主要支出项目与财政分权之间的理论关系,并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得到了两个主要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推动了地方政府规模扩大,"利维坦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第二,财政分权对经济建设支出规模的推动力最大,对公共服务规模的作用次之,而对政府自身消费的推动力最小;并尝试性地给出了遏制政府规模扩张的政策建议.     

公共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偏向研究

本文基于西南地区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偏好增加经济建设支出、减少社会文教支出等,导致政府公共支出结构产生偏向,同时政府竞争程度越高,就越会产生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偏向.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财政分权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权力分配关系,财政分权效应假说认为,在我国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下,以不同标准衡量的财政分权度指标对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产品提供行为存在不同的影响。本文利用1998-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收入分权度和支出分权度对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分权度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成负相关,支出分权度与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成正相关。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存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现象。     

金融分权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胀吗——对中国式分权的一个补充讨论

财政分权和晋升激励向地方政府植入了为增长而竞争的基因,但这不足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金融运行的影响为何远大于其他国家.我们认为,现有中国式分权的分析框架需考虑地方政府对金融杠杆的运用.本文研究发现,金融分权会加大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风险,从而促使中央政府紧缩调控.中央—地方财税关系在分税制改革相对固化后,中央政府更倾向于调整金融分权边界,以达到调控目的,从而使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速逆经济周期变化.本文主要政策含义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应统筹考虑建立双层金融监管体系,明确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职能,向地方政府金融放权作为逆周期调控手段的做法需要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