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沂南 确权千头万绪 农民利益第一

<正>水利建设、乡村"三通"、农民自主换地、农民自行开垦、承包农户迁移、土地承包人去世、"四至"边界不清、大学生回村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了当前农村土地确权的棘手难题。面对土地确权中这千头万绪的繁琐工作,山东省沂南县始终把保护农民利益放在核心位置,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走出了一条适合沂南发展的确权之路,激活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活力。改革势在必行,早改早主动、早改早受益     

农民承包土地有了上方剑

《农村土地承包法》自2003年3月1日正式施行,作为一个基层的农经工作者,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和自身工作经历,谈几点体会。一、土地流转要依法而行。土地延包30年后,由于情况变化,土地流转已成为必然,但是由于没有一个统一法律,使得有些地方出现一些问题:有的随意改变承包关系,强迫流转,侵犯了农民的承包经营权;有的把土地经营权流转作为增加乡村收入的手段,损害农民利益;有的强行把农民的土地转包给企业,影响农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有的随意截留、克扣农民的流转收益。该法对土地流转的方式、遵循原则、收益的确定和分配等问题做了明确规定。二…     

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本文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m-Logit模型检验了农民个体特征因素对其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干部利益假说在土地调整过程中并不存在;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年龄的增长、个人收入的增加及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并没有使农民放弃其对土地的占有;基于土地的保障功能和"恋土情结",人均土地较少的农民倾向于通过土地调整来获得土地;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在享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后,其土地调整倾向会显著降低。因此,要解决政府稳定土地承包权政策与农民偏好土地调整之间的不协调问题,一方面要稳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另一方面要建设和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中央“不得调地”政策:农民的态度与村庄的土地调整决策——基于对黑龙江、安徽、山东、四川、陕西5省农户的调查

本文基于2016年对黑龙江、安徽、山东、四川、陕西5省农户的调查数据,就农民对"不得调地"政策的态度和村庄的土地调整决策以及它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反对承包期内"不得调地"政策的农户占16.4%,反对"不得调地"政策长久不变的农户占39.3%,意味着二轮承包到期后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极为强烈;2011~2016年,约16%的农户经历过土地调整,其土地调整次数平均为1.36次,明显低于已有相关文献提及的2010年前的水平;受"不得调地"政策负面影响的家庭人口越多,"不得调地"政策的受支持程度越低,说明家庭人口变动是影响农民对"不得调地"政策态度的主要因素;农民对承包期内"不得调地"政策的态度对村庄的土地调整决策具有显著影响,持反对态度的农民越多,村庄土地调整的概率和频率越高,反之,村庄土地调整的概率和频率越低,意味着村庄内部土地调整的呼声是村庄土地调整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考虑到受"不得调地"政策影响的农村人口有相当大的比例,可以预见,二轮承包到期后要求进行土地调整的压力会很大,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内,实现长久"不得调地"的政策目标有一定难度。     

土地流转应切实保障农民权益

<正>土地流转已成为农民口中的"热词",但"热词"的另一面,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乡镇一级和村级组织却存在着"牛不喝水强按头"的现象。笔者在农村采访时发现,不少农民把土地看成了"保命田"、"退路田",坚持自己耕种,不愿把分给自己的责任田流转给别人,如果流转出去,自己不仅会有一种失落感,还担心收益会降低,流转给别人不合算。乡镇级干部反映的问题是,目前,土地流转已在许     

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的农户问卷

本文将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分为经营权退出与承包权退出。分析表明:第一,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与其资源禀赋密切关联,而以农为业和以农为生的农户显著依赖土地;第二,与已发生土地经营权退出的农户相比,尚未发生土地经营权退出的农户存在过高估计交易费用的"虚幻认知";第三,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表现出"厌农"、"离农"与"恋农"情绪的纠结;第四,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替代,并不能够强化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意愿;第五,政府扶农政策与土地流转政策的目标冲突,抑制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的意愿倾向。本文认为,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不仅是一个经济要素的流动问题,也不仅是一个预期收益与机会成本的权衡问题,还是一个农民的社会心理问题。     

农民土地抗争的行动逻辑及其治理

研究目的:探索农民土地抗争的行动逻辑和机制,为土地冲突提供治理对策。研究方法:抗争政治方法、描述性研究法。研究结果:(1)区分出不同历史时期农民土地抗争的互动关系。(2)得出农民土地抗争的认知逻辑是统治者和政府认为统治者权力以及公共权力优先于农民权利;动力逻辑是农民认为政府行为违背情、理,其土地权益受损;政治逻辑是农民认为出现了有利于抗争的政治机会。(3)发现土地抗争中的三个行动机制:土地抗争诉求的具体利益机制;农民土地抗争方式的踩线偶尔越线机制;政府对抗争往往采取压制的机制。研究结论:对现代社会土地抗争提出依法保障农民的抽象土地权益;增强政府制度化吸纳抗争的能力;在互动中通过协商达至"重叠共识";在改革中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等治理建议。     

土地征收中农民土地用益物权保护研究——荆州征地政策实践的启示

研究城市化土地征收中保护农民土地用益物权的问题,从保护农民用益物权的角度推动土地征收改革,有助于实现城市建设中土地征收科学化、理性化、和谐化进行。文章以湖北荆州为例,介绍荆州在土地征收中进行的"保护农民土地用益物权"的改革,其典型特点是回应征地群众的"民生诉求",通过给予农民"携土地资源用益物权"入城的市民身份,并创造农民可以"自由择业"的"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工则工"的经济环境,使得失地群众生活"有依靠"、工作"有奔头",从而有效保护了农民的土地用益物权。     

中国耕地问题的症结与治本之策

研究目的:揭示中国当今耕地问题的深层原因,寻求治本之策.研究方法:归纳推理法,现象溯因法.研究结果:不合理占用耕地的问题之所以一再得不到根本解决,是因为对问题的症结缺乏认识,因而相应的政策基本上是治标不治本.问题的症结是土地产权不明晰,农民没有掌握主动权,所以虽然采取"世界上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实际上农地却最容易被征用.产权不明晰又必然导致土地市场化不充分,地方政府很容易滥用征地权,损害农民的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此外,发展城市和工业在一定程度上以牺牲农民和农村为代价的传统计划经济思路仍未扭转,被征用土地的农民得不到合理的补偿;对耕地价值的认识不足,耕地的外部性价值被忽略.对症下药的治本之策是: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将"征地"制度改革为"购地"和"征购"制度;重建耕地资源价值评价体系,把耕地的社会、生态价值和对后代的价值纳入农业效益;逐步全面实行农业补贴.研究结论:中国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核心是产权问题.明晰土地产权是中国耕地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     

土地征用中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程度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当前,土地征用中农民土地权益受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合理测算土地征用中农民权益受损程度将为我国未来征地制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采用理论模型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分析土地征用中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程度问题.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政府垄断、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以及市场失灵的存在,扭曲了土地收益分配格局,使得土地征用中农民土地权益受损严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消除上述各因素影响之后,农民分享土地收益的比例大幅度提升,由原来的6.7%增加到59.5%.因此,要有效保护土地征用中农民土地权益,必须在现有征地补偿的基础上,修正因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导致农民利益损失的部分,显现农地的社会保障价值和生态价值,并考虑结束单一的土地征用制度,打破政府价格垄断,推动城乡统一土地市场的发展.     

基本权利: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新视角

研究目的:为有效解决农民土地权益保障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路径。研究方法:现象溯因法,实证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研究结果:农民土地权益是"农民"基于土地所享有的"权益",而非农民享有的"土地权益",其不仅包括农民土地经济权益、农民土地政治权益、农民土地社会权益和农民土地文化权益等实体权益,还包括农民土地程序权益。农民土地权益的基本权利属性决定了农民土地权益具有公法性质,并随之也决定了保障农民土地权益不应只是私法的任务,也应是公法的任务。研究结论:只有将农民土地权益提升至基本权利的高度,才能实现有效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和国家耕地安全的重任。     

一个合作社“种”四个村的地

山东省青州市南小王村,一个仅有309口人的小村,成立的青州市南小王晟丰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却把有1036口人的耿家里双村的土地流转过来,同时还种了北牛家村和北大王村两个村的地,而且附近好几个村都想把土地交给合作社经营,现在合作社土地入社面积达到了1227亩。是什么让南小王村的土地合作社具有如此吸引力?土地入股,农民当"股东"当笔者在南小王村见到村民史洪亮时,他正准备开上自己的运输车去淄博跑生意。尽管一家子有4亩     

河南省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现状调查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河南省226户农民家庭关于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现状调查结果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均田承包”仍是本省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地初始分配(确定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主导形式和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在30年承包期内应允许根据本地实际,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进行一次大的调整,调整周期为15年;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强化对土地承包合同的管理和监督检查,进一步强化农民在承包期内的土地权利意识.     

论“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北大核心CSSCI

实施"三权分置"为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提供了新途径。落实集体所有权,应通过保障农民集体成员权,重建农户承包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行使规则;保障农户土地承包权,应立足于实现农民集体成员以家庭为单位初始取得集体所有的承包土地的权利;土地经营权因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而成为一项独立的财产权。土地经营权因其取得方式的不同有租赁权和用益物权之分,而且两者的法律效果不相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农业经营主体法律保护机制以及地权登记与承包土地的经营权融资担保机制有待完善。为坚持和维护家庭承包经营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的基础性地位,需完善以农民集体成员权为基础的农户承包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建设应立足于建立以土地经营权租赁为主、兼顾其他形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机制和承包土地的经营机制,建立以小农生产经营现代化为目标的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制度。     

农民土地权益需要法制保障

中国农业人均占有的自然资源非常少;人均耕地1.38亩耕地;仅为世界水平的40%;人均耕地面积世界排名第130位左右;而且耕地面积已经持续10多年下降;逼近18亿亩的红线。在未来几年内;土地问题将是我国农村的焦点问题;如何协调农民与当地政府的土地权益;做到土地增值让农民分享;直接影响到未来中国农村能否平稳发展。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确实要占用一部分农村土地;但关键是如何规范化、如何尊重农民意愿和保障农民权利。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就必须给农民足够的补偿.土地增值让农民分享;以此保障农民的生存就业与发展权。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另外;土地使用成本增加;也可以减少盲目占     

胥口实践

组建以土地承包入股的土地股份合作制，把农民承包的土地从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让农民拥有长期、稳定的土地收益，这种“土地”模式2002年初就在苏州吴中区胥口镇试行，目前已经在胥口镇全面推开。胥口镇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于2002年1月8日。在不改变现行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在坚持群众自愿的前提下，     

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与对策

问题 　　1、农民恋土情结太重,不愿流转。当前土地流转中一个惹人注目的现象是真正自愿放弃承包权的农户几乎没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泥 ?根本原因还在于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和就业功能,农民把它作为命根子来看待,认为有了土地生活就有了退路,即使到时候外出打工赚不到钱还可以回来种田,心里踏实;也有少数农民对土地私有化抱有幻想,认为承包期延长 30年以后,土地基本上是自己的了,如果现在不争取承包地,将来可能会后悔。正因为存在这样那样的想法,所以相当一部分农民都把土地看得很重很重,宁让土地荒芜也不愿流转,特别是不愿…     

农村土地调整与农民土地承包政策认知实证分析  ———基于山东的调查

人口变动及土地征占等导致土地在集体农户之间的占有不均衡是土地调整的基本原因。从农户对"30年不变"土地承包政策的认知程度来看,多数农民赞成这一政策,但更倾向于"公平"的土地分配方式,同时农民对这一土地承包政策是否能够持续稳定并不肯定。在影响农民对政策赞成与否的各因素中,集体土地调整、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承包土地面积、出租土地面积、农业经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呈正向影响,受教育年限、家庭农业户口人数、是否村干部户、租入土地面积呈负向影响。     

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经济效率与激励政策分析

一、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经济效率:理论分析土地股份制是把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长期股权,农民把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委托给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依股权从土地收益中按一定比例获得分配的一种土地经营模式,即土地变股权,农户当股东,     

产权、定价机制与农村土地流转

土地产权制度是土地流转的制度前提,而定价机制则是农地流转利益的实现机制.在当前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土地流转的主要形式是政府征地和批租.由于土地产权制度不健全,土地流转补偿定价机制不合理,导致土地流转不健全、农民的土地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构建农民家庭土地产权制度,塑造农民家庭产权主体地位,是促进土地流转和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产权制度前提.在此基础上,改革"向后看"的按历史均值单方面定价的补偿制度,确立"向前看"的按未来值的现值的补偿定价制度,是土地流转收益的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