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行业资本形成、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及其趋异化: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在构建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数据对中国制造业34个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发现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经历了缓慢增长、下降、快速增长的3个阶段;工业行业资本形成的变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资本形成特征可以作为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一种解释。通过变异系数的度量,我们发现各行业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呈“发散”趋势,行业之间技术创新的差异、行业间的市场结构的不同以及行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差异是行业生产率增长发散的原因。     

基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动能分解

在传统Solow增长核算框架基础上引入异质性劳动投入以及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将经济增长分解为固定资本投入增长、劳动投入增长、技能结构深化、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中性技术进步及效率改进等五种动能。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固定资本投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共同驱动,其中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为61.64%,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则为35.66%,中国区别于其他中低收入国家的发展奇迹背后正是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第二,即使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资本投入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增长动能;第三,技能结构深化以及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二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分别为32.04%和21.27%;第四,资源配置效率变化是引起全要素生产率波动的主要因素,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是导致2008年后中国以及大部分高收入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海南的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从投资效率出发估计海南资本存量数据,并运用索洛余值法、隐含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讨论了1978～2006年海南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表明:海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海南宏观经济波动趋势较一致,海南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中国资本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

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来源到底是生产要素的积累,还是生产率的增长?对这一问题国内已有不少研究,很多研究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但这些研究存在的普遍问题是不能准确测量资本投入。本文在中国资本投入指数序列基础上,估计出中国1981~2002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资本投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而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后并没有保持较高增速。     

中间品、资本品进口的研发溢出效应

本文按照BEC分类法把进口商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中间品主要指零部件,资本品主要指机器设备。在对进口贸易研发溢出模型修正的基础上,考察了中间品进口、资本品进口以及控制变量国内研发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中间品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资本品进口和国内研发资本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全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文章基于C-D生产函数理论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索洛残值法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计算1985~2014年中国平均资本产出份额α,进而估算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表明:1985~2014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涨跌互现态势;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为要素投入型增长。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文章基于研究提出,应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十四五”期间中国将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SBM距离函数和GML指数测算了中国各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系统GMM和门槛模型检验了中国各省份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在地区分布上呈现“东弱西强”的特征。进一步回归发现：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和技术吸收能力的单一门槛效应。使用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拓展分析发现,FDI对不同分位点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为评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理论依据。     

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香港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香港1980-2006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进行测算,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香港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     

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采用分省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检验了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自主研发投入是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因素,不仅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还是国际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条件;公共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作用最大,是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支撑;国际贸易技术溢出贡献虽稳定但十分有限,FDI技术溢出的作用并不稳定;本土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基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倒U形单一门槛效应,当研发投入超过门槛值时,本土研发投入并不能继续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不再显著或降低。     

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再测算

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文献入手,综述并总结出测算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公式,并利用历年统计数据得出中国1952～2006年的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然后,借助科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服务业产出率的贡献进行了纵向的时序分析,并与国外经验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服务业产出的贡献在1980年前波动较大,1980年后渐趋平稳,但总体水平偏低,以要素(资本)推动为主的服务业发展与中国居民的低收入状态不相适应。     

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1978—2005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资本、劳动和产出之间的关系以及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各要素的贡献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表明：在1978-2005年资本投入对内蒙古经济增长起到主导作用,贡献度较高、贡献率较大;但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与贡献度不高,并且呈阶段性特点。     

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选取 2013-2020 年中国496 家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探究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运用 ACF 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重点分析融资约束的双重门槛作用以及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结论表明：以融资约束为门限变量,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在不同门限区间中呈现显著变化;企业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股权集中度在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实证分析不仅对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同时对政府运用财政补贴政策具有启示作用。     

基于索罗余值的三亚市旅游业效率变化与要素贡献测度

本文基于2001-2018年三亚市旅游业、经济发展数据,首先分析了经济发展与旅游业发展关系,然后通过索罗余值法对旅游业效率变化及要素投入贡献进行了测度,结果发现:旅游业拉动三亚经济增长效应高于其他沿海旅游城市;三亚市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呈现无规则波动,旅游业增长主要依靠资本要素投入和劳动要素投入,资本要素投入是主要驱动力,技术进步对旅游业的贡献并不明显;技术进步对旅游业增长的贡献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017年、2018年技术进步对旅游业增长的贡献明显。     

技术创新效率的内生性与随机变动效应研究——要素投入中知识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差异化影响

知识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能够推动效率变革,从而促进生产要素的集约利用,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也将对技术创新效率的随机变动产生差异化影响。文章采用马尔可夫链模型研究了技术创新效率的内生性与随机波动效应,讨论了知识资本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对技术创新效率变动趋势的差异化影响与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知识资本投入中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内生性且随机变动效应明显,知识积累对技术进步产生负向冲击效应,加剧技术创新效率不确定性变化和随机波动;人力资本投入能够缓和阶段性技术进步对技术创新效率的负面冲击,使技术创新效率随机变动趋向平缓;知识资本投入比人力资本投入为技术创新效率变动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技术创新效率不确定性和非线性趋势主要是由知识资本投入与技术进步不同步引起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量化分析了技术创新效率的变动趋势和随机波动效应,检验了技术创新效率随机变动不确定程度、技术创新效率的内生性和非线性变动趋势。建立和健全知识资本等创新要素的市场配置和运行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保护知识产权,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创新效率。     

中国银行体系绩效变迁:基于生产率的视角

本文基于1996～2006年间中国银行业的相关数据,从生产率的视角研究商业化改革以来,中国银行体系效率的发展变化。本文检验了中国银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中国银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银行业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来推动增长,表现出与中国宏观经济相类似的特征。     

技术进步促进云南经济增长了吗？

基于索洛增长模型,测度了1978-2013年云南省全要素生产率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发现,云南省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大,呈现先急剧上升后平稳下降的态势。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仍处于依赖资本与资源投入推动的粗放型、外延扩大式增长。     

运用索洛残差法估算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运用索洛残差法估算了1979-201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并分别测算了资本、劳动投入要素的贡献比重,结果显示,中国的TFP增长率较低,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缺乏活力和可持续性,这要求我们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教育、科研投入的质量,提高劳动者收入,将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型模式。     

工资上涨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下降:1952-2008

本文利用1952-2008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两步系统广义距(Two-step system GMM)估计方法考察了工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952-1978年,工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不明显;1979-2008年,工资通过劳动生产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而通过资本生产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本文进一步从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和出口两个方面来探析工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偏离,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阻碍了工资作用的发挥,出口增加缓解了工资上涨企业寻求创新的动机.     

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研究：1990-2012

全要素生产率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文章通过使用与前人不同的方法计算出1990-2012年中国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发现中国经济历年来主要靠第二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拉动,但是2009年以后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开始超越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因素。此外,文章计算出三次产业资本边际产出比重,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应当调整投资在产业间的分配以提高资本效率。最后,通过产业结构与三次产业就业关系的研究发现,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增加能够促进第三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地区差异中的贡献:兼与彭国华和李静等商榷

本文在对资本产出弹性详细探讨的基础上,根据索洛余值核算分析了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对改革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基于1978～2004年的省级数据,本文发现经济差异主要来源于要素积累而并非全要素生产率,前者的贡献份额大约是后者的3倍。不过本文结果也表明,1990年以后要素投入对地区差距的贡献正在快速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持续提高,将成为今后地区差距的关键性决定因素。此外本文还指出,彭国华(2005)和李静等(2006)采用的核算方法和资本弹性设定都不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现实,从而高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