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关系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延伸,国际分工的加速发展以及世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和中美双边贸易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增长,而伴随着中美双边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问题。本文从投资与贸易关系的角度出发,通过计量分析表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增长确实促进了中国对美的出口及中美贸易差额的扩大。在全球化视野下中美贸易差额其实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短期内无法消除。但是,中美贸易差额的持续扩大不仅加剧了两国间的贸易摩擦,而且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这些都不利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对美贸易依存度高的中国产生的消极影响会更大,因此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美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的影响研究

中美建交以来,美在华直接投资规模和中美双边贸易总额逐年增加,中美贸易顺差也逐年扩大。本文通过对美在华直接投资和中美双边贸易的发展和现状进行分析,认为这两者均表现出鲜明的行业特点。同时,美在华直接投资通过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替代效应两种方式影响中美双边贸易,加剧了中美贸易失衡。因此,适当调整中国的外资政策有利于降低中美贸易顺差、减少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因素再分析

基于扩展的引力模型,本文就解释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观点:贸易政策论、美国在华直接投资论、产业转移论和人民币汇率论的解释能力做了定量分析.结论表明:美国在华FDI并不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因素,相反,美国在华FDI倾向于减少中美贸易顺差,这与美国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相吻合;此外,贸易政策论、产业转移论和人民币汇率论分别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贸易不断发展,贸易总额不断增加,同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也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而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日趋严重,即中国顺差不断扩大,并且双方摩擦也越来越多。本文首先对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经典的反比较优势之谜这一问题做出介绍,反比较优势的阐释能帮助我更好地理解中美贸易不平衡这一问题。接着,通过介绍几种对外贸易中的经济效应,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进行了更深的经济学解释。其次,从中美贸易不平衡两个解释角度进行了介绍:美对华直接投资和垂直专业化。最后,是几点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贸易投资一体化背景下FDI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影响: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从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角度,通过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的理论分析和"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探讨了FDI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影响。研究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美国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规模、结构及其产生的贸易效应等都是形成美中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而统计误差则放大了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在实证检验中,本文采取对全样本(1985-2007)和子样本(2003:1-2008:1)分别进行回归并加以比较的分析方法,找出了结构突变的原因。实证检验的结果和理论分析的结果是一致的: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美国出口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即相互影响。     

中美贸易状况及产生顺差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中美双边贸易发展迅速,经贸合作规模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展,但双边贸易不平衡日益加剧,由此引发了大量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发展产生了较强负面影响。通过分析当前中美贸易状况,得出中美巨额贸易顺差产生的原因包括：美国对华直接投资规模较大、中美贸易的互补性较强、美国对华实施出口管制、中美双方的统计差异以及产业转移效应等。提出中国应优化产业结构,合理有效利用外资,鼓励企业对美投资并大力发展中美技术贸易。     

新规定很难阻止中美贸易顺差继续攀升

随着中美双边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贸易不平衡的状况也愈益显现出来。中美双方政府为了扭转这种状况,各自都推出了新的规定,新规定的推出,效果究竟如何,能否真正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呢?我们认为,新规定的推出,在一定程度上,对缓解继续扩大的贸易不平衡会有作用,但试图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局面,是不太可能的。     

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失衡的关联性实证分析

近年来,中关贸易规模发展迅速,但双边贸易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所在,人民币汇率问题被认为是导致中关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然而通过大量数据分析和探讨中关贸易不平衡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发现人民币汇率并非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而美国国内经济失衡,对华出口管制,两国统计口径的差异,美国对华的直接投资才是中关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长期以来,中美贸易巨额差额一直是影响中美贸易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本文从统计、经济、政治三个层面分析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首先,中美两国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夸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加上原产地规则存在不合理性以及美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会大大缩小中美统计上的差距。其次,两国巨额的贸易差额还有其深层次的经济原因。中美两国的消费和储蓄结构的差异、中美贸易的互补性以及亚太地区产业转移的迁移效应都造成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最后,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是双边贸易平衡的重要障碍和制约因素。     

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外资因素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不断凸显,外商投资企业在中美贸易顺差中的影响和作用也受到关注。经分析发现,贸易逆差转移效应和贸易替代效应的发生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导致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主要原因,这两种效应的发生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由此,我国的外贸战略应做出适当的调整,以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形成的对美贸易顺差的巨大压力。     

中美两国的贸易逆差、外交反应与双边贸易平衡

中美两国贸易逆差是中美经济和政治外交博弈互动的结果,并由中美两国经济内生力量和政治外交力量共同决定。实证模型表明:(1)中美两国贸易逆差扩大是两国外交重要的驱动力量;(2)中美两国总外交具有缩小贸易逆差、平衡两国贸易的效应,而中美两国双边访问、双边协商和外交声明的贸易平衡效应具有边际不对称性和时滞性;(3)中美两国贸易逆差历史积累具有逆差扩张效应;(4)中美两国贸易逆差的变动由逆差自身扩张效应和外交平衡效应共同决定,但起主要作用的是经济内生逆差积累扩张效应;(5)中美两国可以积极发展外交和调整外交组合模式,调节两国贸易逆差,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     

中美双边投资:在波动中寻求共识与机遇

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双边投资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本文以新时期为背景,研究了中美双边投资的历史走势、短期挑战和长期机遇,并对投资的行业分布和模式进行了分析。中美双边投资长期以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但是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导致中国对美投资呈跳跃性下降趋势,美国对中国投资则未出现明显下降,持续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增长。长期来看,中美两国在经贸投资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通过强化磋商、构建共赢机制,双边投资仍具有较好的机遇和前景。本文据此提出了应对短期风险、促进中美投资长期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美贸易结构性失衡: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分析

把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置于国际分工的新格局下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头号服务业强国与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之间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上发生的结构性失衡。中美贸易失衡与全球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在自由化进程上的非对称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考虑到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缓慢进展,以及中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已经做出的承诺水平,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难以消除。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增加值贸易与贸易失衡的测算

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了1995~2011年中美增加值出口和双边贸易失衡规模。研究表明:相比于传统贸易出口规模,1995年和2011年中国增加值出口分别减少16.06%和24.24%;传统贸易统计方法严重高估中美贸易失衡,同期中美制造业的增加值贸易顺差分别为传统贸易顺差的5%和10%,而中美农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逆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顺差,中美服务业贸易则由传统贸易顺差转变为增加值贸易逆差;分要素密集度行业来看,中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为增加值贸易顺差,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为逆差,且逆差规模逐步扩大。     

Transpacific Trade Imbalances: Causes and Cur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auses of the transpacific trade imbalances using an empirical global model. It also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various policies to reduce these imbalances. We find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rade imbalance since 1997 is changes in saving‐investment gaps, attributed to the surge of the US fiscal deficits and the decline of East Asia's private investment after the 1997 financial crisis. Our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a revaluation of East Asia's exchange rates by 10 per cent (effectively a shift in monetary policy) cannot resolve the imbalances. We find East Asia's concerted efforts to stimulate aggregate demand can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rade balances globally, but the impact on the US trade balance is not large. US fiscal contraction is estimated to have large impacts on the US trade position overall and on the bilateral trade balances with East Asian economie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transpacific imbalance,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will need to be made on both sides of the Pacific.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深化中新经贸合作的路径选择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为中新经贸合作带来更大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新经贸合作受到双方外交关系、中美贸易摩擦、中国投资环境和彼此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影响。要抓住发展机遇,改善现状,就要在正确分析其存在问题原因的基础上,强化中新高层战略沟通、推进中新经贸纵深合作、优化中国西部投资环境和实现中新民心相通互融。     

中美经贸摩擦的五个层次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已近两年,成为影响中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重大问题。通过梳理中美两国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以及相关政策措施情况,对比两国发展制度和道路的认知差异,探析中美贸易摩擦动因及内涵。事实上,中美经贸摩擦是经济问题但又不限于经济问题,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与战略,不仅是贸易之争,还是全球经济地位之争、未来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规则制定权之争,更是不同经济体制与发展道路之争,是以经贸为载体的21世纪大国地位之争。因此,中美经贸摩擦将长期持续。中国将继续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和经济制度,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稳步推进国内产业升级,提升经济效率,增强经济实力,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建立更为包容和开放的全球经济新格局,以及代表更广泛国家利益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与规则。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中的贸易利益研究

中美双边贸易中中方的巨额贸易顺差是否使中方获得了同样的贸易利益,一直是中美两国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在产品内分工框架内,构建了双边贸易利益分配的理论模型,使用面板协整对1997-2009年中美双边8个主要制造业部门的贸易利得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依靠比较优势和垄断优势占据了产品价值链两端高附加值环节,而中国承担低附加值的中间环节;中美贸易失衡背后的利益流向并没有与贸易差额一致,中国在中美产品内贸易中获利微薄。因此,我国应该努力提升产业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力求锁定在附加值高的环节,以赢得更多的国际贸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