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锁股东会影响企业ESG表现吗？

ESG作为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手段,引起了广泛关注。连锁股东作为市场重要参与者,对企业ESG表现会产生何种影响值得进一步探究。基于2011—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具有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经历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机制分析发现,连锁股东通过提高分析师关注水平及内部控制质量进而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即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具有信息效应及治理效应;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连锁股东与企业ESG表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其强化了连锁股东对企业ESG表现的积极作用;第四,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媒体关注较高的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中,连锁股东对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的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连锁股东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企业提升ESG表现提供了参考。     

上市公司ESG表现如何影响商业信用？

本文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ESG表现对商业信用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与商业信用显著负相关；企业良好的ESG表现会因开展ESG实践产生的代理问题而降低供应商及客户的商业信用供给意愿，进而减少企业获取的商业信用；外部监督在企业ESG表现与商业信用的关系中起到了负向的调节作用；国有企业和高污染企业获取的商业信用受企业ESG表现的负向影响更强。     

ESG表现、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绩效

在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影响下,ESG表现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成为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1-2021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二者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ESG表现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内部控制质量可加强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不同的产权性质、市场化程度和行业性质中,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差异,对非国有企业、处于高市场化程度以及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而言,其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探明ESG表现、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推动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经验。     

企业ESG表现、机构投资者与组织韧性

本文以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ESG表现与组织韧性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ESG表现可以助力企业构建组织韧性，并且机构投资者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其中，长期主义型机构投资者通过“用手投票”“信息传递”“稳健资本”等方式助力ESG表现构建组织韧性，其影响大于短期主义型机构投资者。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非国有控股企业ESG表现对组织韧性的促进作用更强；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ESG表现对组织韧性的促进作用更强。研究结果对促进企业关注自身ESG表现，构建组织韧性，推动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政府补贴、ESG表现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企业面临着资源、能源和环境多重压力,创新活动的高风险往往使制造业企业望而却步,政府补贴在企业创新过程中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重要作用。选取2015-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旨在检验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以及ESG表现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政府补贴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激励作用;政府补贴能够提升制造业企业ESG表现;ESG表现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补贴对国有制造企业创新绩效、ESG表现及其中介效应的影响均比国有企业更加显著;ESG信息披露政策颁布后ESG表现的中介效应增强。为减轻制造业企业研发压力,提升创新绩效,政府要重视和完善ESG信息披露及创新补贴制度;企业应合理运用政府补贴、加大研发投入,努力实现创新发展。     

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高管学历与薪酬激励的联合调节作用

为深入研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实际成效，本文以2013-2019年我国试点地区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影响，并基于高阶理论进一步讨论高管学历和薪酬激励的单独及联合调节作用。结果发现：第一，碳排放强度能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产出，间接地验证了“波特假说”；第二，高管学历会正向调节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关系，高管学历越高的企业，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第三，高管薪酬激励会负向调节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的关系，高管薪酬激励越小的企业，碳排放强度对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第四，高管学历对碳排放强度与企业研发产出关系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薪酬激励，高管薪酬激励越小，碳排放强度对高学历高管企业研发产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

本文选取2009-2017年我国沪深A股1305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突破了激励对象仅为公司高管的局限,并根据企业的产权特性进行异质化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高管激励相比,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推...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综述

近年来高管薪酬的持续走高,与企业对股权激励的冷淡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企业对高管的激励应如何继续进行,高管年薪激励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股权激励是否真的失灵,本文主要针对国内外现有研究及我国现状对高管的激励提出一些自已的看法.     

ESG表现会促进企业双元创新吗？

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以获得政府实施ESG政策的启示，同时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发现：（1）ESG表现正向影响企业双元创新；（2）机构投资者持股在ESG表现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3）当上市公司透明度越高时，ESG表现对企业双元创新的正向调节作用越大；（4）ESG表现对颠覆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以及污染行业企业中更显著。     

高管学历特征、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研发投入

本文选取2012—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管学历特征、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学历与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高管学历与企业研发投入的正相关关系更明显;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对高管学历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整体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独立型、非独立型机构投资者对高管学历与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调节作用,机构投资者整体调节效应均不显著。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综述

近年来高管薪酬的持续走高,与企业对股权激励的冷淡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企业对高管的激励应如何继续进行,高管年薪激励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股权激励是否真的失灵,本文主要针对国内外现有研究及我国现状对高管的激励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企业金融化会促进创新产出吗?——基于高管股权激励的调节效应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微观企业金融投资和套利行为不断增加,企业金融化程度明显上升。选取2008年至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究企业金融化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析高管股权激励在其中是否产生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挤压了研发投入,抑制了创新产出,而高管股权激励在企业金融化与创新产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中均发挥了调节作用。     

高管股权激励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对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完善高管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公司业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3-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强度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显著正相关;且当资本结构向下调整时,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促进作用会更大。基于制度因素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相比国有企业,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而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激励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也更得到进一步强化。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我国特殊经济制度背景下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理论,也为公司制定有效的激励契约提供了理论依据。     

股权激励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高管过度自信中介效应的视角

基于高管过度自信的视角考量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实施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现象,股权激励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对企业投资不足现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发生,相应地会降低投资不足行为的产生;高管过度自信是导致股权激励效果弱化的重要原因,股权激励的实施会在高管过度自信的作用下加剧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而对投资不足表现出不显著的抑制效果;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能有效抑制高管过度自信概率,也是激励效果得以发挥的重要前提。     

CEO-TMT断裂带与企业投资效率

以2008至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CEO-TMT断裂带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CEO-TMT断裂带与企业投资效率呈显著倒U型关系；企业风险承担在CEO-TMT断裂带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起到中介传导作用；高管薪酬激励负向调节CEO-TMT断裂带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倒U型关系，而高管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丰富了团队断裂带及高阶梯队理论，对于优化高管团队结构、强化公司内部治理能力以及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具有现实意义。     

ESG表现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投资者情绪与高管过度自信的调节作用

ESG表现能够使上市公司在关心盈利的同时注重企业的正面形象和整体价值,缓解负面消息的冲击,进而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验证了ESG表现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内外情绪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ESG表现与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呈负相关关系,投资者情绪促进ESG表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而高管过度自信会减弱ESG表现与股价崩盘风险的负相关关系。机制检验发现,ESG表现会通过抑制管理者所有权导致的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息问题来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对ESG表现发挥正面筛选作用和稳定股票市场有借鉴意义。     

非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公平理论视角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允许上市公司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对部分非高管员工进行股权激励,但设定激励对象等方面的有关规定对企业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关注。本文从公平理论视角分析我国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并依据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非高管员工股权激励有效性假说与不公平假说。研究发现,总体上我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但非激励员工因薪酬不公平而产生的消极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效果。具体而言,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及激励与非激励员工收入差距小的上市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明显小于其他公司;而在非高管员工覆盖比例较高的公司中,非高管股权激励计划弱化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存在。因此适当提高员工股权激励覆盖的范围可以减少激励员工与非激励员工之间因激励错配导致的薪酬不公平问题,有助于提升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创新激励效果。     

管理层激励与公司价值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了沪深股市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薪酬激励与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公司价值与薪酬激励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薪酬激励对企业价值的提升能够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公司价值与股权激励也呈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这说明股权激励也能明显的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本文说明了我国上市公司中对管理层实施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的有效性与必要性     

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0-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通过匹配中国省级层面绿色金融指数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提升企业ESG表现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加快绿色金融发展速度,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二是强化ESG理念,加大ESG投资,鼓励企业ESG实践;三是鼓励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四是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ESG的支撑作用,充分释放环境政策的政策效应。     

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视角

以2011—2021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以及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降低债务违约风险，生命周期在ESG表现影响债务违约风险中具有调节作用，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ESG表现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有显著缓解作用，而衰退期企业ESG表现对债务违约风险的缓解作用不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ESG表现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治理水平，进而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