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实现了农村家庭的收入增长,改善了农村家庭资产结构,对于全面脱贫攻坚、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研究利用2019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以及其三个二级指标均能够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并可通过金融知识水平的提升实现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从异质性的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东中部地区与高收入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优化作用更强。     

数字乡村发展能否促进农村家庭经济韧性提升？

本文基于2015、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测度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结合省级层面数据测度数字乡村发展指数,实证考察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家庭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发展对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过内生性处理、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非农就业转移在数字乡村发展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过程中起中介作用,数字金融素养和政府支持水平起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村家庭经济韧性提升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条件背景下存在差异。为提升农村家庭经济韧性,应加强农村数字基础条件建设,增强数字要素赋能作用,提高农民数字金融素养,建立系统有效的政府支持机制,打通数字乡村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近四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匹配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微观视角出发,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提升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并对享受型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收入、便利支付方式、放松信贷约束三个方面促进农村消费增长。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低收入水平以及高债务收入比的农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促进了区域产业链韧性提升？——基于中国267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复杂网络理论,构建产业链网络节点模拟攻击模型,根据2012、2015和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相关数据测度中国地级市产业链韧性指数,并利用中国26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链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产业链韧性有明显的驱动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城市和市场化发展水平较低城市的产业链韧性促进作用更明显,且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对产业链韧性的促进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城市创新能力来驱动产业链韧性提升。因此,本文认为,应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化和差异化发展,强化产业链与创新链双链融合,助力实现产业链韧性提升。     

普惠金融、数字鸿沟与共同富裕——基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摘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从农村相对贫困缓解的视角运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都能够显著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进而促进共同富裕。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要弱于传统普惠金融;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都能够通过促进农民创业和改善农民风险偏好来缓解农村相对贫困;互联网使用和金融素养数字鸿沟的存在是造成传统普惠金融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相对贫困缓解效果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数字普惠金融与收入差距 ——基于城市人力资本和数字鸿沟视角的分析

摘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基于城市层面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收入差距,而数字鸿沟中的数字接入沟和使用沟抑制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差距的作用;（2）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促进教育机会和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提高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进而降低城市层面的收入差距程度;（3）数字普惠金融缓解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地区间、收入水平和金融城市等方面存在异质性。相关研究结果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效应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教育代际流动、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返贫风险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教育代际流动对家庭返贫风险的影响,并引入交互项考虑数字金融在其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代际流动可以有效降低家庭返贫风险,教育代际流动性越高,家庭陷入贫困的概率越低;数字金融发展对教育代际流动的减贫效应具有促进作用,但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在父代教育背景较低的群体中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基于2012-2016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匹配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创业决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的创业意愿,而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所面临的信贷约束、信息约束和金融知识约束来实现。同时,相对于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和农村中的高教育水平家庭,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创业的促进效果在中西部地区低收入家庭和城市中的低教育水平家庭更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数字金融普惠性和包容性的特征。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

家庭财产性收入逐渐成为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增长点,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及其城乡、地区异质性值得关注。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宏观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9年的微观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家庭财产性收入规模的扩大,这一作用是通过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来实现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促进作用存在城乡和地区异质性,表现为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家庭金融关注度越高,越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产性收入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基于地区与城乡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评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金融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且对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更为明显,可见数字普惠金融的包容性和普惠性对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有一定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收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家庭的收入,通过"教育效应"来提高家庭的金融素养,从而实现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财富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2015年、2017年、2019年三期居民家庭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财富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可有效推动居民家庭财富增长,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均对家庭财富产生促进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居民金融素养来提高家庭财富。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家庭财富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更能帮助低收入及相对贫困家庭进行财富积累。最后,从政府、金融机构等层面提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高居民家庭财富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信用卡使用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

信用卡是促进信贷消费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中国统计年鉴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信用卡使用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较于传统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更能促进居民使用信用卡,但该促进作用因居民受教育水平和年龄的不同存在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指数和使用深度指数均能促进居民信用卡使用;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刺激居民家庭消费促进了居民信用卡使用。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居民信用卡使用行为的机制与实施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家庭经济脆弱性，经济机会和数字素养是其缓解效应发挥的中介渠道。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提升，攀比效应的干预使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逐渐递减，呈倒“U”型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西部、农村地区及低资本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缓解效应更强，这与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和包容性相契合。本文为制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以更好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真正普惠于民，实现家庭增收致富。     

基于DEA-Tobit模型的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信贷效率影响研究——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

数字化对普惠金融的赋能极大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有效性、便捷性和延展性。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工具，其对绿色资金的配置及市场定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动绿色信贷发展，本文以建设银行为研究对象，选取2013年至2021年的数据，首先通过DEA-Malmquist模型计算出全要素生产率（TFPCH）作为衡量建设银行绿色信贷效率指标，后通过熵值法构建建设银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指标，最后以建设银行绿色信贷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建设银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并加入控制变量，构建Tobit回归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建设银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建设银行绿色信贷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数字普惠金融的大力发展能够有效推动建设银行绿色信贷效率的提升，但影响程度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数字普惠金融与未预期风险应对:理论与实证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刻画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未预期风险应对的影响,并基于世界银行2014年和2017年中国普惠金融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高居民风险应对能力,增强贫困人口抵抗风险冲击的韧性。但考虑个体多重借贷行为后发现,适度借贷有益于改善居民风险分担,过度借贷则会损害其风险防御能力,进而弱化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平滑效应,这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增强居民风险应对能力是建立在理性借贷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还能帮助遭受风险冲击的家庭平稳消费,这一影响主要来源于对非耐用品支出的促进作用。此外,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在扩大风险分担网络、增进信任机制、培养金融习惯以及提升服务效率等方面带来重要影响。本文为我国推进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融合创新,营造健康数字普惠金融生态圈提供了一定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价值 ——基于中国2011—2018上市A股公司的经验数据

伴随着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成为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以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影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是促进企业价值提升的主要作用维度;企业融资约束发挥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拓宽了企业资金来源,提高了融资效率,缓解了融资约束,促进企业价值的长期提升;财务柔性和社会责任发挥调节效应,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村产业融合：内在机制与门槛效应

基于2011—202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资本—技术—劳动力”分析框架,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农村产业融合,该研究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资本供给、驱动技术创新和引导劳动力回流,为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发展要素支撑。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当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程度超过一定水平时,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作用更加显著。因此,应加快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优化数字普惠金融赋能环境、加强政策支持、提升农民数字金融素养等举措,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赋能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分析——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结合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有序概率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居民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具体影响及其异质性。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降低我国居民家庭经济的脆弱性，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表明研究结果稳健。从收入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家庭收入水平降低居民家庭经济的脆弱性。相较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更显著；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可以显著降低城镇家庭经济的脆弱性，但对乡村影响不显著。     

数字鸿沟与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利用2017年和2019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可及性和使用度两个维度构建家庭数字鸿沟指数,探讨了数字鸿沟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鸿沟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商业保险的参与可能性和参与程度;就数字鸿沟的不同层次来说,与“使用沟”相比,“接入沟”对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负向影响更大,其中“没有智能手机”带来的负向影响最大;就数字鸿沟种类来说,家庭面临数字鸿沟种类越多,其商业保险参与可能性和参与程度就越低。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鸿沟对老年和低资产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负向影响更大。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鸿沟通过降低家庭收入、削弱社会互动以及抑制金融信息获取,进而抑制农村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研究对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构建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城镇居民参与商业养老保险?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程度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运用Probit、Tob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分别使用主客观金融素养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养老保险参与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居民的主客观金融素养水平来提升家庭养老保险参与的可能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能够正向影响城镇居民商业养老保险参与,且西部地区最为显著;客观金融素养的中介效应占比大于主观金融素养。基于此,西部地区应推广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提升居民金融知识普及和关注程度,以更好地促进商业养老保险市场发展,满足居民的养老保障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