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技术创新

本文从理论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企业技术创新的逻辑关系，并选取我国A股2011-2020年期间的上市中小企业为样本，对数字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风险承担水平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显著正相关；风险承担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起着中介作用。     

数字金融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将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财务风险，缓解融资约束和减轻流动性限制是其作用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杠杆企业样本中，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财务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严金融监管和低市场化进程地区，数字金融能更显著地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因此，企业应积极适应数字金融发展节奏，加快财务数字化转型；政府部门应大力推动数字金融发展，重点关注金融弱势群体的经营情况，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持续推进市场化进程。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产能利用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促进技术创新、改善资源错配和抑制过度投资是数字金融发展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在融资约束较大企业、高科技企业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适当的金融监管能够引导数字金融正外部性的发挥,助力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作用。据此提出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数字金融监管力度和提升企业质量管理能力等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政府监管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中国2011—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使用Fare—Primont指数法测度30个省际全要素生产率,通过门限回归分析数字金融与金融监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发展数字金融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其影响作用呈现"倒U型"趋势;金融监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与金融监管宽松地区相比,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监管严格地区表现的更为显著.在发挥数字金融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更要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将数字金融纳入国家统一监管之下,通过政府监管引导数字金融优化推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多重效应与异质性分析

数字金融作为科技赋能的创新产物,在微观层面上,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具有一定影响。以2011—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19976个观测值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在微观机理上,数字金融发展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改善流动性限制等机制,实现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促进;企业金融化在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小规模企业中,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以上结论对深化数字金融发展、强化实体企业风险管理以及加强金融创新监管具有启示意义。     

银企距离缩短能够促进企业污染减排吗?

立足于金融供给的地理结构视角,本文利用2005—2012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据与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根据企业地理位置和中国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地理位置信息,计算得出银企间的距离数据,分析了银企距离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绿色信贷政策与绿色银行网点数量,分析了绿色金融政策对银企距离的减排作用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银企距离的缩短会显著降低企业排污水平,且该减排效应通过倒逼企业研发绩效增加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实现。绿色金融的发展与绿色银行网点数量的增加,会增强银企距离缩短对企业的减排效应。本文进一步丰富了银企距离的相关理论,同时对于金融发展助力“碳中和”实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下的普惠金融与银行风险承担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数据,研究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评估体系纳入普惠金融指标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总体来看,普惠金融与银行风险承担间不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关系,但城市商业银行发展普惠金融会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第二,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在2018年纳入普惠金融指标,可以通过成本渠道降低城商行因发展普惠金融提高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分析表明,城商行亦可以通过主动布局金融科技降低其因发展普惠金融而提高的风险承担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

企业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数字普惠金融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剖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理及金融监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使用深度促进作用最强，数字化程度次之，覆盖广度最弱。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科技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样本中表现更显著。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资源效应、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和提高企业股价信息含量来共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拓展性检验表明，金融监管在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有效的金融监管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后果和企业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的研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创业调查

本文采用江苏、山东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的机制和障碍因素。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提升创业者的金融能力、缓解信贷约束和信息约束实现增收,但需要克服个人数据安全风险、贷款额度低利率高、金融产品种类少等障碍因素,因此,需要加大农民金融教育、提高农民金融能力,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普惠水平,以及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开发创业金融产品等,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创业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金融创新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准则。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形成的新的金融业态,能否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备受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境内31个省份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实体经济发展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居民消费显著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分位数回归检验发现,在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助推作用更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传统金融发展程度、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更强,对实体经济整体、主体和核心部分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金融监管和规范性措施有助于更好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发展与壮大的重要基础,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文章以我国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而且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越显著;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小规模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究结论从数字普惠金融视角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     

银行价格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机制与数字金融下的效应差异

本文构建城市层面银行价格竞争指数,并与2013-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相结合,探究地区银行价格竞争对当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价格竞争可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在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政府信贷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中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显示,银行价格竞争促进企业融资,并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在拓展分析中进一步发现,在金融监管强度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强化银行价格竞争的生产率驱动效应。     

中国资本市场开放能否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来自“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作为资本市场开放的标志事件并构造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通过优化投资者结构、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抑制企业金融化显著降低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分析发现,“沪深港通”的实施可通过抑制风险承担发挥改善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和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为有序推进资本市场开放、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金融自由化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竞争—稳定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Abiad等的研究成果测度中国金融自由化指数,选取2004—2013年我国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采用Cr指数和Z-score度量市场竞争程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分析金融自由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指数与银行风险承担呈负相关,支持竞争—稳定性理论,而金融危机的发生对金融自由化指数与银行风险承担影响较为显著。因此,我国应强化金融制度建设、改进金融监管技术、提高银行业的竞争强度和金融运行效率。     

制度环境、银企关系与企业并购支付方式

以2007~2012年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样本,考察银企关系的不同形态对企业并购支付方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良好银企关系的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现金并购支付方式,但是银企关系的不同形态对企业并购支付方式的选择具有不同的影响。与企业持股银行(股权式银企关系)相比,企业高管的银行背景(信任式银企关系)更倾向于采取现金支付方式。加入制度环境(货币政策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进一步检验后发现,在货币紧缩时期和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以上结论依然成立。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年度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中的作用机制,并基于企业特征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二,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缓解金融错配、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三,数字金融对社会责任履行强度高的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     

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我国217个地级市的证据

文章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相结合,为深入探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提供了新视角。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21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市场化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市场化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市场化水平的正向调节作用在中、小城市以及中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基于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当市场化水平跨越第一和第二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因此,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水平,提高市场化水平,有利于“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区域异质性与小微企业创新活力

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相匹配,考察了数字金融对小微企业创新的影响.在考虑了内生性等因素后,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并且这种效应主要来自于数字金融在拓宽金融覆盖广度和提高金融服务深度两个方面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创新效应在要素市场发育水平较低的地区更显著,提升程度更大;在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环境建设情况较差的地区,数字金融的创新效应会受到抑制.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具有缓解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普惠作用,提升了小微企业进行自主研发的能力和偏好.     

货币市场基金的市场集中度影响了其风险承担吗？

在市场利率化的推动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下,我国货币市场基金市场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外部环境的改变是否影响了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承担？本文以2010-2016年货币市场基金相关数据,考察货币市场基金市场集中度的变化对货币市场基金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发现:(1)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承担与货币市场集中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这种风险承担与货币基金特征异质性无关,但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行“T+0”赎回都会导致基金的风险承担增加。(2)通过引入双重差分方法检验货币基金“互联网化”这一外生冲击对货币市场基金风险承担的影响,发现互联网货币基金的风险承担增加,而传统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承担有所下降。(3)基金规模排名以及业绩锦标赛制度会使得货币市场基金主动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金融监管提供一定政策启示。     

经济金融化、企业异质性与银行风险承担研究

本文运用中国数据构建经济金融化指数,以此衡量我国经济金融化的态势及波动。研究表明,经济金融化指数能够较好反映我国经济金融化情况,1996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化稳步上升,兼具阶段性波动,这与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趋势以及宏观政策紧密联系。本文运用所构建的经济金融化指数、银行微观数据以及其他宏观数据,研究了经济金融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金融化对银行风险承担存在U型影响机制,即经济金融化有助于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过度经济金融化则会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同时经济金融化对全国性银行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比较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坚持适宜性,防止过度的经济金融化;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强化金融业审慎监管;审慎推进金融业改革,防止实体经济“泛金融化”等针对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