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红利征缴下政府与国企内部人行为的博弈分析

2007年中国开始实行国有资本红利上缴政策,终结了国企只纳税不向政府上缴利润的历史。但是由于政府与国有企业内部人信息的不对称,国企内部人必然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即将利润进行转移。运用委托代理博弈模型,分别考察了红利上缴前后,政府与企业内部人的行为。通过对模型最优解的分析,论证了国企红利上缴的必要性,发现在上缴比例扩大及企业内部人违规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政府收入成倒“U”型变化,同时国企内部人的利润转移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在国企红利征缴比例倍增的情况下,依据不同国企的经营状况,对不同行业征收不同的最优比例;另外降低企业内部人的薪资待遇,也能防止利润转移程度的扩大。     

关于国有企业利润上缴与使用方向的理性思考

利润分配是企业资产所有权的集中体现,企业资产所有权决定利润归属。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拥有对国有企业经营利润的所有权和分配权。征缴后的国企红利除了满足国有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之外,还应向民生领域倾斜。应在理清国有资本及其经营真实情况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试行国企利润上缴责任制,不断推进国企改革。     

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历史嬗变与模式探索

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历史渊源出发,对建国以来我国国企利润分配制度进行梳理。同时,在理论溯源中对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缴国家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当今国企红利分配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从中探索出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模式。     

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转制后财务管理目标的前后变化

财务管理目标,又称理财目标,是指企业进行财务活动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它决定着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方向.在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财务管理目标也在随之改变.国企进行股份制转制后,财务管理的目标也从原来的产量最大化与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股东财富最大化.     

国企财政分配关系的60年嬗变——制度变迁与宪政框架构建

囿于历史环境和制度非均衡,建国60年来,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利润分配制度反复试错。在此过程中,路径依赖与路径替代相伴相随,国家与国企一直未形成稳定规范的分配模式,影响了财政收支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基于国有企业面广量大的事实和双元财政的要求,应以税利分流为基础重构国有资本财政收入制度,并建立国企利润上缴的宪政框架,维持新制度的相对均衡,即高效的路径替代;从社会福利的视角考虑,红利应重点投向教育和国企的自主创新,实现国企和民生的正和博弈。     

信息高速路

国企雄心勃勃今年力争创利1100亿近日召开的全国企业改革与管理工作会议透露,今年国企利润目标是,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突破1000亿元,力争达到1100亿元。今年国企脱困目标是,除煤炭、军工等少数行业继续努力减亏外,机械、冶金、石油和化工、轻工、纺织、建材、烟草、有色冶金、电力、电子、黄金、医药等大多数行业整体扭亏为盈,或继续增加盈利;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整体扭亏为盈或增加盈利;大多数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亏损企业扭亏为盈或消除亏损,重点企业和老工业基地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     

中国工业产业利润差异及其决定因素——2000～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利用2000～20D4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大样本数据,全面测度了中国工业领域各行业的利润水平及差异状况.结果表明,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所表现出的行业利润分布和行业利润差异,即通常意义的市场结构变量,如集中度、企业规模等因素,由于与我国特有的所有制和股权因素等掺杂在一起而丧失了预期的显著效果.因此,在市场化转轨时期,政府人为的管制以及对待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别政策,是产生工业企业行业利润差异的重要原因.     

国企物管的现状及对策

国企后勤改革对国家和企业来说，功在社稷，利在千秋。可为什么现在一面说要加大改革力度，一面却又徘徊不前?一面说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一面又难以找到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办法来解决?尤其是国企物业公司向企业职工收费为何难以开展?工作中处于投诉对象和被告者地位呢?其中除了国企物业公司自身不足的内因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在此，就国企物业管理发表一些个人浅谈，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最终能使大家群策群力，共同促进整个国企物业管理工作的发展，确保国企后勤改革的有效推动。     

企业利润质量分析与探讨

利润的质量是指企业利润的形成过程及利润的结果质量。高质量的企业利润，应当表现为资产运转状况良好，企业依赖的业务具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企业对利润具有较好的支付能力(支付税金、股利等)，利润所带来的净资产的增加能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资产基础。反之，低质量的企业利润则表现为资产运转不灵，企业所依赖的业务具有企     

债转股与国有企业解债前景探析

国企脱困进入攻坚阶段，1999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债转股”的政策措施，对国有企业，国有商业银行来说，这无疑是一副强心剂。但“债转股”资金并不是每个国有企业都能获得，也并非每个实现“债转股”的企业就能从此摆脱债务困扰，实现扭亏增盈，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国企解债的前景受到企业债务形成的原因、债务构成的状况、企业经营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我们必须有一系列措施配合运作，才能使“债转股”达到解债的效果。     

基于效率视角研究国有企业利润来源——来自15个工业细分行业的证据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大幅增长,但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也愈发严重,这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国企利润来源问题。关于国有企业利润来源的传统观点强调了国有企业利润的垄断来源而忽略甚至否定了效率来源。本文选取我国具有代表性的15个国有工业行业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基于松弛变量的Super-SBM效率测度模型对15个代表性行业的年度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并分别考察了技术效率对国有工业行业利润总额和成本费用利润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效率对利润指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国有企业利润的效率来源不容置疑。     

坚持国有企业改革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剥削制度,由于不存在剥削,因此国有企业能够比非公有制企业的效率更高。但国有企业在世界上不是普遍存在的,即只能在少数的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存在。现在,新加坡共和国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不可能有任何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事实上所有的新加坡政府办的企业都是公营企业,而且还都被西方国家认为是很不规范的公营企业。因而,中国改革国有企业不可能学习新加坡模式,中国建立公营企业也不应当学习新加坡政府办的企业。盲目地学习新加坡,会给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灾难,也会严重地制约和影响中国公营企业制度的建立与规范。如果中国只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公营企业,缺少具有社会主义特性的国有企业,那改革之后中国就不会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了。因此,坚持国有企业改革,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就是坚持中国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回顾与展望

国企利润分配制度改革一直都是国企改革的工作重点,从历史视角梳理了建国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演进过程,对现行国企利润分配制度存在的利润上缴水平偏低、大量红利回流国企、国企红利分配的民生导向尚未确立等问题进行了剖析,在此基础上对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改革模式进行展望,应该扩大红利收缴范围且提高上缴比例,建立以民生为导向的红利分配模式,并且强化国企利润分配制度的刚性机制。     

基于现代财务理论的中国国有企业利润分红问题研究

国有企业利润分红既是一个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和调整全局的宏观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国有企业自身素质的微观问题。因此,合理的国有企业利润分红制度的设计,应当采用以资本成本估算为基础的利润分红制度,在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实力的情况下,保障政府股东合理报酬率要求的顺利实现。通过这样的利润分红制度,可以实现国有企业经营微观效用与宏观效用的双赢,真正实现作为一个国有企业对于国家、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贡献。     

渐行渐近的制度均衡:国家与国企财政分配关系的60年嬗变

计划经济时期,受制于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国家与国企的利润分配关系几经试错也未能走出路径依赖的特性,从而使制度被锁定在低效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真正扩大企业自主权,落实国企改革,国家积极探寻国企合理的财政分配制度,并初见制度相对均衡的端倪。我国的公共财政和国资财政并存,应以税利分流为基础,重设国有资本财政收支制度,用高效的路径替代破除路径依赖,从而维持制度的相对均衡。红利的合理使用是国资财政收支制度的归结点,因而,基于增进社会福利和正和博弈的视角,红利应着重投向教育和国企的自主创新。     

国企改革的历程与理论误区简要分析

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和“股份制”阶段,当前国有企业还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同时,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建立。分析了几种关于国企改革的理论,对其进行了探讨。     

构建以经济增加值为重要指标的国企经营者考核体系

随着国资国企改革的深入,以利润作为国有企业经营者考核指标,已经呈现出其局限性,而将经济增加值指标引入国有企业经营者考核体系,将有助于更好地反映企业真实的经营状况。     

对国有企业企业家人力资本激励机制的探讨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以及企业竞争的加剧,人力资本,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本,作为稀缺资源在企业利润创造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对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问题进行理性分析,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是提高经营者积极性,充分发挥其潜在使用价值的最有效措施,也是国有企业适应知识经济环境和竞争环境所必需的。     

国企改革与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的思考

本通过对现代企业制度本质的分析和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的回顾及对美国和日本现代企业制度的差异比较，提出了摆在中国改革家面前的双重重任：一是解决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所遇到的各种经济和技术困难；二是实现中国传统与现代企业制度的融合。同时指出，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导致国有企业游戏规则与市场经济法则的不相容，使得国有企业资产的安全性与高效率之间产生了矛盾，国有企业也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政企分开。     

公共经济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分析

国有企业的发展状况表明,单纯从产权方面进行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是有很大缺陷的,需要从新的视角去探索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之所以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国有企业问题,是因为国有企业或多或少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态度及其行为反映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和国有企业改革所引起的福利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