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的经营理念和商战谋略（十）：包玉刚的“带蓬马车”

“人怕出名猪怕壮”，人一出名故事就多了，包玉刚自然也不例外。有一则故事是这样说的：1971年，从伦敦到普利茅斯的火车上，包玉刚遇到了一位英国绅士。绅士问他从事什么行业、包玉刚说我有一些船：绅士问有多少？又开玩笑地补充了一句：有奥纳西斯那么多吗？人们说航运，言必称希腊，说到希腊则必说这位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但是这位绅士得到的回答却使他大大地吃了一惊：有奥纳西斯和尼亚科新两人加起来那么多。     

野性沙巴：来看夕阳来潜水

想远行,想环游世界,想去很多很多梦想中的地方,却想没有想过,很久没有远行的我,第一站会是马来西亚沙巴。人生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也是这样无奈。有些事,不是你想,就能做到;有些事,不是你不想,就能不做。我们总是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让梦想最终沦为梦想。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我的心了无牵挂。     

野性沙巴：来看夕阳来潜水

想远行,想环游世界,想去很多很多梦想中的地方,却想没有想过,很久没有远行的我,第一站会是马来西亚沙巴。人生就是这样充满戏剧性,也是这样无奈。有些事,不是你想,就能做到;有些事,不是你不想,就能不做。我们总是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让梦想最终沦为梦想。可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我的心了无牵挂。     

怎么麦当劳也不给帐单

一次朋友聚会，到了午饭的时闻，孩子们吵嚷着要吃麦当劳，于是大呼小拥一行人走进了麦当劳．朋友忙着点了食品满满地端了两大托盘的食品。用餐时却发现少了一杯饮料，当时也没多想．就又要了一杯饮料，聊天时，朋友又仔细地算了一次，这次却发现原来是套餐中的饮料没有给。但是有什么凭证呢?手中没有任何凭证．哪怕是帐单小票．朋友无奈地说：“算了吧!”     

幸福的乞丐

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曾在街上遇到一名老乞丐，他想施舍点钱给他．但翻遍了所有口袋．竟发现自己连一个铜板也没带，而老乞丐的手却一直在寒风中伸着．瑟瑟发抖．这使屠格涅夫十分窘迫，无奈地抽出双手紧紧握住了老乞丐冻僵的手．尴尬地说“兄弟，对不起您，我忘了带钱。”老乞丐抬起头．毫无怨言地说道：“你叫我兄弟？老哥，你叫我兄弟？这已经是最高贵的礼物了．我已经感到很幸福。”     

50岁，老了吗？

一日晨练，跑步时碰到一位刚退下来的老同志，年龄满打满算也只有50岁。他有点儿木讷地说：“我老了……”我一怔，问他：“你怎么就老了?”他无奈地摊摊手：“没得事干了，还不老了吗!”说话间，他又似有点儿委屈地补充道：“……其实，我还可以再干10年、20年的!”说完，他生硬的转着手里的健身球，转身走开了。     

师旷论学

春秋时期的晋国，有一位瞎子叫师旷，他热爱学习，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很深。 有一天，晋平公问师旷：“我七十岁了，很想学习，恐怕太晚了吧？” 师旷回答道：“既然晚了。为什么不点起蜡烛呢？” 晋平公认为他答非所问，很不高兴，就说：“我和你讲的是正经事，你却在开玩笑。哪有做臣子的跟君王开玩笑的道理呢？”     

市委秘书长的聚财密码

“没见过钱吗？”当检察官在银行的保险柜里搜出高二刚、李华夫妇隐藏的大量钱财而吃惊不已时,站在一旁“作证”的李华却感到好笑,讽刺起检察官来,但语气中却透出一种无奈：有这么多钱又怎么样？终归还是一场空。     

社会保障:为了民生的权利

有一位学人说过，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安全网。此 话一点没说错。假如市场经济连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权利都难 以保障，它还能有多大的生命力？ 那么，市场经济在中国推行十几年，与之相配的安全网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呢？ 答案似乎并不乐观。 一位７０多岁的退休干部，多年领不到养老金，不得不依靠捡拾破烂维持生计：一位身有残疾的下岗工人，为了一家老小疲于奔命，却怎么也看不到生活转机的任何希望：一位因公负伤的打工者，因为没有劳动合同，只能无奈地接受终身瘫痪的命运…… 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周围发生得还少吗？ 在现实条件下，…     

钓鱼的哲学

我有位朋友非常喜欢钓鱼，每到假日都要戴着草帽、背着竹篓、扛着鱼竿到河边垂钓。有一天我问他：“钓鱼到底有什么意思啊？日晒雨淋地在岸边枯坐，有时等上半天，连个小虾都没看到，这么乏味的事，你却如此热衷，真是令人费解。想吃鱼，何不到菜场买两条呢？”     

残雪、近藤直子及其猫

记得3年前，我在长沙市河西英才园残雪的家中作客，当时谈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可她家中那一大一小两只猫却仿佛还蹦跳在我的眼前。于是就想，那两只猫肯定读不懂残雪的小说，也肯定不知道残雪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可它们却一天到晚缠绕在残雪的周围，残雪呢，也居然视它们为知已且怜爱有加，这世间的事谁又说得清呢？谈到猫，自然而就要谈到日本的近藤直了。1988年的酷暑，近藤直子从东京出发，第一次来到长沙会见残雪。在上海至长沙的“闷罐”火车里（空调坏了），近藤女士汗流浃背地手拿《突围表演》的书，向周围旅客热情介绍中国女作…     

再来一次“公私合营”

任何一个人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出国，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所去国家的经济状况有所感觉：食住行是否方便？社会富裕程度如何？物价高低？社会秩序怎样？等等，想不了解都不行。而且会很自然地和自己的国家相比。倘是去美国、日本等世界一流的经济发达国家，无论见到怎样的经济奇迹，也不会感到惊奇。因为世界上天天都是关于他们的报导，你所见到的往往还不如听到的。但是当你去一个你对它所知不多、名气不大的国家。所见到的情况和中国相比也可称得上是创造了经济奇迹，那你受到震动就非同一般，感慨很多，想的也很多。我的马来西亚之行就是这…     

有时候放弃是无奈的

《沪港经济》记者：有没有本来想放弃的事情,却又很难割舍？ 马骏：有的,我是北京人,在我的生命里,文化是很难割舍的。我是最早跟着梁湘（原海南省省长）从广东去海南开辟事业的八个人之一。在海南的时候,我就做过一些文化产业。我有3个与文化相关的“第一”：1993年建设了海南最大的文化城——京通文化城,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以文化产业做房地产开发,我们是全国第一个;     

也谈乡村干部的领导艺术

我是乡里一般干部，不是掌管全局的书记、乡长，不知道当领导者是什么滋味。但我们想从被领导的角度来揣摩一下乡级主要干部的“领导艺术”，这对于在职的领导者，或许也会有些启发。     

从政界到商界

我出生在湖南醴陵农村，高中毕业后就回乡参加工作。参加工作两年后，恰好一个公安特派员调走，我马上就补上去了。1979年，22岁的我就担任了当地管委会主任，那时候，公社叫管委会。现在管委会就相当于乡、镇，当官的叫镇长、乡长。当了一年半的管委会主任，24岁又当上了公社党委书记。后来，我又被调到醴陵市当经委副主任，再到市里外贸局当局长、党委书记。在外贸局干了不到四年，到1988年初，我被调到省里面，就是处级干部了。就是现在，31岁的处级干部也并不多见，那个时候就更难。我在省外经委应该说干得也是不错的。     

一个处级干部自我罢官去“种地”的经历

辞官去“种地”是不是有点“前卫”，尤其是在传统观念浓厚的陕北。其中必有隐情。 杨红玮是１９９８年自我罢官去当“农民”的。 初中毕业后，他回农村当了“回乡青年”。不久，就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当兵．入伍不久就在部队上了铁道兵工程学院而且提了干。后来复员转业到了陕西省榆林市工作，当了榆林地区一家国有公司的总经理，成了一名正处级领导干部，被誉为企业家，很有些名气，朋友们也都很为他得意。 １９９８年春天。一位朋友猛然来告诉我：“知道不？杨红玮不当经理种地去了！” 那片地面积 １０００多亩，是推倒沙丘覆盖了粘土…     

金融危机与货币政策——读弗里德曼的《大衰退1929～1933》

先讲一个关于经济学家的故事：话说科学家爱因斯坦死后升天，上帝铺下红地毯，派三位天使迎接。受此礼遇，爱因斯坦大为兴奋，在赴宾馆路上，他问A天使：“你的IQ多高？”A天使答道：“201。”爱因斯坦颇为吃惊，道：“201，我将不愁寂寞，因为你有资格和我谈论相对论。”又问天使B：“你的IQ又有多少？”B天使道：“150。”爱因斯坦说：“那还不错，我们可煮咖啡论天下事。”最后问天使c：“你又如何？”天使C答道：“75。”爱因斯坦想了一会说：“请问阁下对明年度财政赤字有何看法？”     

找不着北

闷人有很多特征，其中的一个特征是：若有什么疑惑，宁愿闷在心里，也不跟别人提及。宁愿“吾将上下而求索”，也不牵累他人。很显然，这个特征在我身上表现得很突出。譬如，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经常想到一个问题：世上有南瓜、西瓜、冬（东）瓜，为什么没有北瓜呢？想的次数多了，却依旧找不到答案，于是成为疑惑；疑惑的数量多了，层峦迭嶂，迷雾重重，反而不在意了，     

雕刻时光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普通人能够很自信地告诉你音乐是什么,音乐家却不能,普通人知道什么是雕塑,雕塑家却对此感到无奈和迷茫。雕塑家们的苦恼是,常常面对物件就会质疑：这是雕塑吗？这不是吧？可能是吧？     

书讯·经管

看到过去200年的变迁，我们会问：到底是什么使人的生存能力、财富能力发生如此大的跳跃，实现了此前几千年所没能完成的事？又为什么即使到今天还是有的国家富、另些国家穷？财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正是本书所回答的问题。我想，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财富能力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