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变乘数效应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政策效果测定

财政政策效果测定历来是国家政策制定与改革关注的重点。本文基于约束的VAR模型提出了具有微观基础的财政政策时变乘数指标,并分解测算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和政府融资的时变冲击乘数、时变累积乘数以及时变现值乘数。同时,结合中国实际,通过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投资乘数呈减弱趋势,政府消费乘数亦呈小幅下降态势。政府税收乘数显著为负且相对较为稳定,但债务发行乘数呈明显下降趋势,并于2006年起由正转负。基于模型校准和经验分析可知,目前政策当局依然可通过增加消费性支出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需要管控政府投资规模,因为随政府投资产出弹性下降和规模扩大,政府投资乘数急速下滑势必削弱财政政策效果。同时,由于中国税收并未引发大规模挤占效应,因此目前税收格局相对合理。此外,鉴于当前债务发行存在负经济增长效应,表明政策当局仍需重点盯住和管控债务规模。在此基础上,结合微观主体流动性约束强弱和结构性参数走向,本文提出了增强财政政策效果的对策建议。     

最优财政和货币政策及其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建立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模型,并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福利效应为最优政策的评估标准,研究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机制。分析表明:在Ramsey最优均衡下,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于通货膨胀和产出目标,以严格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最优货币规则会使得政策的福利损失最小,但货币政策在产出目标、通货膨胀目标以及政策福利损失三者上不能同时兼顾;最优财政规则是趋向缩小收支差,从而趋近于福利损失最小。本文同时使用贝叶斯分析,对中国经济政策2005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的福利效应进行了评估,实证分析表明:样本期间政策的无条件福利损失处于波动状态,经济增长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条件福利损失,即经济增长导致跨期消费成本增加。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与通货膨胀——来自中国转型期的证据

依据当前我国通货膨胀严重和地方投资过热同时并存这一经济现象,建立模型实证研究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投资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投资是我国通货膨胀形成的一个因素,地方政府投资通过乘数效应拉动社会需求,同时不断增加的投资加强了对土地财政依赖,两者共同作用推动了通货膨胀上升。     

我国财政政策是否起到“自动稳定器”作用——基于区制转移DSGE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区制转移特征的DSGE模型,考察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不同时期联合动态效应,回答我国财政政策在不同时期是否起到"自动稳定器"作用,并对我国在不同区制下静态和动态财政政策乘数进行测算,同时对我国2008—2010年的四万亿财政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1)区制转移模型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反应系数结果说明我国在经济高涨期和经济衰退期采用货币政策调控主要目标是产出,对通货膨胀容忍较高,我国财政政策对政府发行债券收入反应非常不敏感,税收与政府支出及产出间关系密切;(2)模型脉冲响应结果说明在不同体制下我国政府支出影响均衡的传导是相同的,我国财政政策实施能够使主要经济变量受到冲击后回到均衡状态;(3)对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测算结果小于以往学者测算结果,我国四万亿财政政策实施效果模拟显示政策拉动了产出,四万亿投资较好地熨平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意外冲击,对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负面效应则是同时挤出了私人消费,通货膨胀加剧。     

宏观政策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模拟

文章通过建立一个包含货币政策、具有自动稳定机制的财政政策、金融中介机构以及粘性价格、粘性工资等特性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在校准模型结构参数的基础上,运用脉冲响应技术手段分析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贷款、消费偏好等8个外生随机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货币供应量、消费偏好和政府购买支出等冲击均导致我国经济上升,即产出和通货膨胀均上升,贷款和技术冲击导致产出增加而通货膨胀下降,投资调整成本冲击导致产出和通货膨胀均下降,价格加成和工资加成冲击均导致产出下降、通货膨胀上升;货币供应量、技术和投资调整成本冲击是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     

财政分权、地区间竞争与中国经济波动

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多级政府结构往往为传统的财政政策文献所忽略。本文将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结构引入主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考察财政分权下地方性财政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1)具有财政分权的多级政府基准模型可以解释约64%的总产出波动、47%的投资波动以及62%的消费波动;(2)地方性公共投资对本地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同时通过地区间贸易对其他地区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且该溢出效应会随着地区间财政竞争程度的加深而显著加强,因此财政竞争为地方性投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传导机制;(3)反事实分析表明,深度财政分权会在短期内加强地方财政支出的波动效应而削弱中央财政支出的波动效应,同时又在长期提高整个经济总产出与社会总福利。本文为定量研究我国经济转型期的财政政策动态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试论财政政策的乘数理论、挤出效应及其有效性

近年来,中国政府为扩大需求,稳定经济增长,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在适当的货币政策的配合下,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然而,随着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不断下降,政府的支出乘数也不断降低,并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影响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因此,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不能主要依靠财政投资来推动,而应采取能够增大政府支出乘数的政府措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结构性财政调控与新常态下财政工具选择

本文综合考虑李嘉图和非李嘉图两类居民个体行为,构建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结构性财政工具经济效应研究框架。研究发现,不同财政工具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政府在进行财政宏观调控时应区别对待、审慎选取。模拟冲击结果表明减税效应相对优于支出扩张效应。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支出为主的刺激政策渐显乏力之际,政府应转变以往财政政策调控思路,逐步由大规模政府支出刺激政策向结构性减税政策调整。本文认为,应深入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支出重点向社保、医疗、养老及公共服务倾斜,促进政府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过渡;税收政策应主要以对消费结构性减税为主,以有效促进需求结构向消费驱动转型。     

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困境及出路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的重要职能,而社会保障支出则是完善这一职能的物质基础。学术界通常把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主要指标。政府不应只将其看作一种消费,而要看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确保社会保障支出的稳步增长。本文着重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现状及影响因素做出分析,并提出提高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政策建议。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幻觉"分解与计量检验

在财政支出中,由于公众无法正确识别公共物品价格,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预期幻觉"和"赤字幻觉".这些"财政幻觉"导致公众低估公共物品价格,从而形成公共物品一定程度上的供给短缺,体现在政府投资需求快速增长,最终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实证检验发现,我国经济当中同时存在"预期幻觉"和"赤字幻觉",为此需要适当降低公共物品支出,注重财政支出的产出效果,以增强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     

关于我国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的探讨

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目前到了收尾盘点阶段,如此规模的政府投资除了满足社会公共品需要外,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如何是大众关心的重要问题,因而关于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政府投资乘数大小作为衡量政府投资效果的重要依据和基本工具,对其进行具体研究有利于增强和改进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等路径并运用生产函数法对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投资乘数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拉动作用,但同时也发现政府投资产出弹性小于非政府投资的产出弹性,在一定范围内同等数量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低于非政府投资。     

中国财政政策理论乘数和实际乘数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分别测算了我国的理论财政政策乘数和实际财政政策乘数.测算结果表明,这两种财政政策的乘数值都不大,尤其是实际作用乘数的值明显偏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也不明显.就乘数的影响因素来看,其可能原因在于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过低,同时消费存在很大的刚性.根据上述乘数的测算值,我们还分别估算了在两种模型下财政政策的综合乘数效应.显然,财政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主要杠杆,其中政府购买支出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此外,尽管理论和实际作用乘数相差很大,但两者最终形成的乘数效应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差不大,甚至财政政策的实际乘数效应在多数年份超过理论乘数效应.     

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比较的多案例诠释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作出的重大调整。本文聚焦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对经济复苏的作用机制,选取六个典型国家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进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多案例比较研究。通过组内分析和组间分析发现,虽然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能够通过收入效应、替代效应、乘数效应、挤出效应、公众预期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和消费外溢效应等机制作用于经济复苏,但具体情形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国情不同而异。基于中国现阶段特点,笔者建议:在提升中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的同时,推进税制改革;完善消费券发放机制,充分考虑国民消费和储蓄习惯对具体补贴形式的影响;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有效发挥规模驱动就业和技术驱动就业对市场发展的积极作用;建立政府管理的预警防范机制,使政府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更具前瞻性。     

长期经济增长与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研究

财政支出结构政策与总量政策相比具有更重要的一面,它可以在不改变财政支出规模的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理论模型,然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得出我国的财政投资已超过最优规模,生产性财政消费与非生产性财政消费均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缺乏弹性.     

我国有对外贸易的社会再生产中的乘数加速数初探——基于两大部类投入产出表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根据乘数加速数形成原理和有对外贸易的两大部类社会再生产具有特殊的投入产出结构，借助投入产出分析中所阐述的最终需求向量的生产波及效果与产出乘数效果，推导有对外贸易的社会再生产中的投资乘数、消费乘数和加速数公式，辨识进出口在投资乘数、消费乘数和加速数中的作用，基于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认识开放经济条件下实施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有对外贸易的社会再生产中的投资乘数、消费乘数分别与生产资料、消费资料进出口顺差(净出口)成正比。有对外贸易的社会再生产中的乘数加速数，是经典的马克思社会再生产中的乘数加速数的延伸和拓展。     

通货膨胀和紧缩下经济政策乘数作用的对比

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环境下，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新凯恩斯经济学认为，在通货紧缩环境下，由于价格粘性和调整成本等原因，将导致经济政策乘数作用更为显著。但是我们通过模型检验发现，在我国经济运行的不同价格变化阶段，这种新凯恩斯经济学有政策命题并不成立。在通货紧缩环境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乘数均出现了明显降低，其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政府投资乘数作用下降和货币政策实际作用减弱。     

财政支出预期冲击——来自金融市场的识别

公众对财政政策的预期是否具有重要的宏观经济效应?为探究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财政支出预期对宏观经济动态系统和SVAR设定的影响;接着,基于中国财政政策实践和股市运行特征,构造适合中国财政政策实践的财政政策预期变量;最后,建立SVAR模型,识别出财政支出预期冲击效应和未预期到的财政支出冲击效应。研究发现：(1)本文基于上证180基建指数季度简单超额收益率构造的财政支出预期变量,对政府投资支出和总财政支出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财政支出预期冲击能够产生明显的宏观经济刺激效应。(2)不含财政政策预期变量的SVAR模型将不同程度地高估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3)未预期到的政府投资并不拥有明显高于政府消费的支出乘数。本文最主要的边际学术贡献是构建了一个适用于中国数据的财政支出预期的代理变量。     

人口老龄化影响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吗?

文章将人口结构、财政支出结构和货币政策引入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重点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宏观调控经济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除了人口老龄化自身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留给宏观调控政策的腾挪空间也越发有限?影响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增加政策实施的成本.(1)除了加重财政养老负担,人口老龄化更损害财政刺激效果和财政绩效质量,限制政府实施反周期政策的能力,压缩财政政策发挥的空间;(2)老年人主导的社会对通货膨胀的容忍度将不断下调,势必削弱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能力,增加政策实施成本,迫使中央银行改变货币政策操作方式,可能采取更激进措施以实现相同效果,强化金融脆弱性;(3)相比增加人口生育率,提高劳动参与率既是缓解短期财政养老负担、保障养老融资可持续性的关键,也是有效增加劳动供给、改善政策发挥生态环境,进而提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权宜之计.     

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动态效应研究

文章分析了1978—2007年中国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以期正确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大规模财政支出和减税政策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但由于政府支出乘数和减税乘数效应都在降低,并且财政支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政策实施的效果与预期存在差距。因此,提出从财政支出结构、税收结构和投融资体制三个主要方面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职能。     

财政刺激计划、货币供应量、公众预期与通货膨胀——中国1996-2008年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试图分析政府财政刺激计划、货币供应量和公众预期这三大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实际发生所分别产生的冲击。文中采用中国1996年1月—2008年12月的财政支出、货币供应量及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月度数据,运用VEC模型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力很低,货币供应量和物价自身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力最强。而从时间效应来看,物价自身在短期内对通货膨胀起决定作用,而长期看货币供应量是影响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