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育权"概念之辨

学界一般讨论的"生育权"的实质应当是"生殖权".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而非身份权.生育权主体包括男性,非为女性独享.生育权的主体是单个人,而非男女双方.     

浅析生育权及其纠纷的解决

生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指夫妻有依照法律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同时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夫妻双方既为生育权的权利主体,又互为生育权的义务主体。夫妻生育权的实现受到法律的约束,同时,也需要法律的保护。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问题"引发的纠纷,实质上是生育权纠纷,对于它的解决不仅需要法律的规范,更需要夫妻双方的相互协商,从而有效地解决纠纷,实现家庭的和睦与稳定。     

浅论非婚情况下的生育权

本文简略分析认为"生育权"是个人的基本人权,是人格权,从生育权主体的"生育权利能力"和"生育行为能力"两个角度分析几种常见的非婚生育现象,进而初略地讨论法律对这几种现象的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捍卫生育文明

繁衍生育是人类生生不息之源,随着社会进步,“生育”已从单纯的传宗接代走向现代生育文明。这意味着,保障女性生育权的责任理应由全社会共同承担,而非女性独自“埋单”。因此,在实行原劳动部1994年颁布的《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的基础上,各地积极探索,加强和规范生育保险制度建设,加速生育保险推进进程。这些探索是保护女工权益、培育生育文明的必然要求,生育保险对保障女职工权益、促进妇女就业、落实计划生育国策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论男性生育权

自2000年开始,生育权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热议的焦点话题。对于生育权的本质、生育权的内容等问题的论点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处在争议漩涡最中心的莫过于"男性生育权"问题。本文试图从生育权的内涵入手,通过列举学者对男性生育权的主要观点,来得出自己对男性生育权的观点。     

生育权法律问题探析——从婚姻法的角度

生育权最早出现于19世纪后期,是当时女权主义者要求的"自愿成为母亲"的权利。1968年联合国在德黑兰召开的国际人权大会上,第一次承认了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而我国在六七十年代始才提出"生育权"的概念,但是目前我国宪法和计划生育法规仅从国策和行政管理的角度对生育权进行调整,在民事方面对生育权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还不多,主要规定夫妻权利义务的《婚姻法》也仅仅只有"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这一原则性规定,这些相关立法是相当不完善的并且缺乏可操作性。给我们的立法工作提出了迫切要求,因此希望通过对生育权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提出相关的法律建议,推动我国关于生育权的立法进程,对促进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机关工作人员权力意识转变,构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正确关系,规范生育秩序以及对生育权提供切实有效的司法保护,进而使生育权具有真实意义。     

死刑犯生育权之思考

生育权乃是作为人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对于死刑犯而言,生育权是否丧失?若没丧失如何行使?都是一系列值得讨论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生育权的性质来论证死刑犯同样享有该权利,并对如何更好地实现该权利提供一个借鉴思路.     

论信托财产的主体性

传统观念秉持的信托财产“唯权利客体论”暴露了力所不逮的疲态。有鉴于此,立法与学界立场发生转变,表现为“客体实体化”“选择性主体化”“特殊类型组织化”和“一般性主体地位”四种对信托财产主体化的认知层次。主体性证成上,信托财产是目的财团,信托具备团体属性,特殊信托演化出组织特征;独立信托目的“冻结能力”是信托财产获得独立人格的根本原因,其引致的独立意思、独立财产与独立责任是直接原因。是以信托财产满足法人资格实质条件,未获主体地位是立法选择而非理论障碍。规范进路上,对信托财产主体地位的承认应采“信托法默示主义”,即尊重设立者意图,兼顾公共利益及对现实的追认,缺省性地肯定商事信托与公益信托法主体地位,赋权性地允许民事信托拥有权利能力,以对特殊类型的强制性规定为例外。     

财务控制新论——兼论现代企业财务控制的再造

本文从“财务管理 (FINANCIALMANAGEMENT)”而非“公司理财 (CORPORATEFINANCE)”的角度出发 ,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治理结构的要求 ,分析了财务控制的主体、目标、客体和方式的重新定义的主张 ,强调研究财务控制必须致力于具体实施方式系统架构和它们之间的融合。最后提出财务控制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预防问题远胜于解决问题

运用因果连结的战略性管理思维就能发现，我们所要管理的是问题的“根源”而非“乱象本身”。     

论我国婚姻法禁止结婚标准

婚姻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我国婚姻法关于禁止结婚情形的规定,有的是出于伦理道德考虑,有的是出于遗传学考虑.对于纯粹出于遗传学考虑的法律禁止性规定,其真实立法目的是为了限制其生育权.而该禁止性规定本质上混淆了结婚自由权和生育权,构成对当事人结婚自由权的干涉,不合时宜,应当在我国未来婚姻立法中加以修正.     

论统计信息的生产主体与使用主体的行为关系

虚假统计信息产生的根源在于统计信息的“生产”主体与“使用”主体之间的利益关联关系与隶属关系以及统计体制。“生产”主体与“使用”主体是相对的,两者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此,在对“生产”主体与“使用”主体进行较详细地分类之后,不论哪一类“生产”主体与任何一类“使用”主体之间,只要存在利益关联关系或隶属关系,就可能有虚假统计信息的产生。这是统计制度所带来的,“考核依据”是由被考核对象提供所造成的。     

稳增长的政策逻辑

近三年来GDP的首次“破8”,产生了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提“稳增长”而非“保增长”？二是当前”稳增长”会包含哪些政策手段？三是”稳增长”之后的经济形势会怎样？     

利益分化与社会整合的不平衡:改革中期危机的根源

改革是一种利益再分配。在改革初期,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再分配迅速进行,使得我国社会获得了巨大的改革收益;比经济繁荣更为重要的是,个人有了经济自由,整个社会有了发展的动力。但是中国的利益分化过程中也存在隐患,尤其是在改革中期。 第一,利益主体行为缺乏规范 各个利益主体对于利益的追求,采取“公开博弈”的公平、法制化竞争形式少且不规范,而非规范化的、不正当的方式则随处可见,除了“寻租”,向政府寻求特殊保护和优惠之外,还有:垄断,欺诈以牟取暴利,膨胀投资,集团消费,地区封锁,走私,逃税,转移成本,侵蚀国有资产,损害消费者利     

建议增强CTAIS的发票发售监控功能

在CTAIS系统“发票准购登记”菜单下的“准购登记”中有一项准购数量,其实际意义是指每次允许购买发票的量,而非“月供应量”。相对应的“票控设置”中“其他票控情况”一栏,     

被保险人作为如实告知义务主体问题研究

我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履行主体为投保人而非被保险人,本身并无争议,《海商法》第222条规定被保险人为如实告知义务履行主体,实质是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身份混同,我国司法实践中均未将被保险人作为如实告知义务履行主体。     

经济增速转换期的平稳换挡

用“硬着陆”或“软着陆”等概念描述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变化，比较容易产生混淆。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是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转换，而非同一平台上的短期波动。     

被保险人作为如实告知义务主体问题研究

我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履行主体为投保人而非被保险人,本身并无争议,《海商法》第222条规定被保险人为如实告知义务履行主体,实质是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身份混同,我国司法实践中均未将被保险人作为如实告知义务履行主体     

施耐德电气:一家跨国公司的中国镜像

自1980年代通过“合资合作”而非、“并购”的方式进入中国的这家法国公司．似乎特别喜欢自己的“中国”标签，热衷于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     

虚拟经济救中国

独家专访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在众多实体经济产能过剩的当下,中国更应该发展的是虚拟经济、金融行业,而非所谓的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