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管制放松与中国经济转轨绩效

基于信息成本约束的政府放松对分散决策单位的产权管制会带来资源配置的激励机制和行为角色的重大变化。由于市场分散性决策的信息成本过高成为政府资源权利配置的约束条件,所以政府应逐渐放松对配置资源权利管制的范围,并让位于分散决策单位进行产权运用和调配。产权管制放松对经济转轨绩效的影响显著,是提高中国经济绩效的关键因素。     

转轨经济中的农村金融:管制与放松管制

在转轨经济中,国家试图通过对农村金融的管制,来汲取农村的金融资源,从而保证对国有经济的金融资源供给。在国家对农村金融的管制之下,农村金融体系正常的金融功能被异化,这正是多年来的农村金融改革之所以没有产生预期效果的要害。近年来。“三农”问题凸现,农村经济发展迫在眉睫,而这需要农村金融体系正常金融功能的复归。这种复归要求国家放松对农村金融的管制。     

中国转轨经济中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产业绩效水平的决定因素

本文利用 1 995年全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检验了中国转轨经济中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对于产业绩效的影响作用 ,发现国有产权结构变量对于产业绩效具有明显的负效应 ,产业集中率和规模变量则具有正效应。绩效的优劣主要是根据这几种因素的力度大小和相互抵消的结果来决定的。研究发现 ,国有企业通常是与垄断、缺乏竞争的市场结构密切相关 ,而可竞争的市场结构是与非国有产权或民营产权结构密切相关的。竞争市场与较低的国有产权结构的结合产生了良好的绩效 ,而竞争市场与较高的国有产权结构的不相容性则产生了不良的绩效结果。高度的国有产权结构和垄断性市场的结合 ,则会具有国有结构的负效应和某种较高垄断利润的综合效果。     

经济转轨时期的价格管制分析

分析我国在经济转轨时期价格管制政策，通过对价格管制在不同情况下对企业产出的不同影响，得出价格管制应在市场经济趋于成熟的条件下逐步放松的结论,但还应考虑到企业的不同性质，予以区别。     

国家与产权：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

回顾我国的土地制度变迁过程,由于国家对于产权界定、侧重的不同,造成了我国不同时期的土地制度安排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而造成了不同的经济绩效。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主要的土地制度安排的绩效进行分析比较,尤其是对重点分析近年来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些制度创新的分析,我们发现,制度约束和锁定是造成经济低效的主要原因,为此,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如何使制度安排的绩效更大,为农村土地制变迁减轻压力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     

地方政府、土地产权管制与经济增长：理论与证据

地方政府的土地产权管制解决了其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财政压力,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理论分析表明,土地产权的政府管制虽然会促进短期经济增长,却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31个省份1998～2012年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和同时期面板数据的分组实证检验以及时间序列模型的回归残差分析,证实了地方政府土地产权管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为促进我国长期经济增长,政府应该逐步放松对土地产权的管制。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一个产权的视角

农地制度历来是中国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本文从产权角度对建国后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作了简要分析。作者认为,产权的界定与实施决定着产权的经济绩效。土地改革以来各种农地制度创新形式的不同经济绩效都与产权清晰程度和实施机制有关。     

转轨经济中的所有权与竞争: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国内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分析市场竞争和所有权结构对其产出增长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所有权集中度与公司产出增长率之间存在U形关系 ;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产出增长率具有正向影响 ,而且这种正向影响只有在股权分散和股权高度集中的企业中才较为显著。因此 ,可以认为市场竞争和所有权结构在强化公司治理方面存在互补关系     

管制的经济绩效分析

政府实施经济管制中,在管制立法、执法、监督等环节都存在大量成本,该文试图对管制的成本收益做出制度经济学分析,并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成本收益分析法做出评价,提出可以通过运用交易费用的边际分析法来弥补传统分析方法的不足,最后对管制经济的绩效进行了评价。     

基于制度变迁条件下中国私营企业产权制度模式分析

制度变迁由于受到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的影响,其变迁模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表现特征。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私营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变迁模式所做的实证研究,深刻分析了中国在进行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时期影响私营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主体因素,并通过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私营企业四大主体之间存在的相互博弈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私营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模式应该是一种由企业主导、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作为润滑剂或者中介并与中央政府相互协调与相互制衡的“双回路制度变迁模式”。最后就如何优化该产权制度的变迁模式提出了政策建议。     

The Coevolution of Finance and Property Rights: Evidence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

The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was necessarily accompanied by a sudden and abrupt increase in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society. This increase occurred in an environment that, even now, still has little experience with or expertise in financialization. Given that financialization occurred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growth and evolution of oth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e question arises: What was the effect on these other nascent institutions like property rights? This article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ization and property rights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Using a unique monthly database of twenty transition countries over a period from 1989 to 2012,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the influence of financialization depends on which definition of “financialization” is used. In particular, increases in basic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improved property rights. However, higher-order “financialization,” proxied here by the size of capital markets and the wage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appeared t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broad-based property rights in transition.     

产权保护、业务变更与企业绩效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频频发生的业务变脸行为,本文考察了产权保护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变更的影响及其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在产权保护越差的地区,由于研发投入的不足和已有竞争优势的较快散失,公司更易变更自己的经营主营业务;国有公司由于更多地得到政府支持,产权保护对其主营业务变更的影响较弱,且这一结果主要集中于政府绝对控股和直接持股的公司。短期内,通过改变经营主营业务,公司业绩得到改善,但长期来看,由于竞争力的缺乏和发展后劲不足,主营业务变更公司的市场表现较差。     

Contract-Intensive Money: Contract Enforcement,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We introduce a new, easily accessed and objective measure of the enforceability of contracts and the security of property rights. This measure, called contract-intensive money or CIM, is based on citizens decisions regarding the form in which they choose to hold their financial assets. Country case studies show that CIM varies over time in response to political events in ways predicted by our arguments. We also show that CIM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investment and growth rates, and to the relative size of contract-dependent sectors of the economy.     

转型期中国产业中间组织的制度变迁

清末民初和改革开放均属于经济转型期,前者为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后者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本文比较了这两个转型时期的产业中间组织的制度变迁。在前一时期,传统行会通过变革趋新,逐渐与新型商会和同业公会融为一体;在后一时期,体制内的官办协会与体制外的民间商会也出现了合流的趋势。本文还通过对地区产业中间组织最新截面数据的检验,发现行业组织的发展与工业化水平正相关,与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负相关,这些经验证据加深了我们对中国行业组织制度变迁规律的认识。     

经济转型中的制度移植与非正式制度约束

经济转型的实践表明,制度移植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制度设计.而制度移植成功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将移植来的正式制度形式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如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只关注目标制度的形式,而不关心其内涵,必然会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形成冲突,导致移植失灵,陷入制度陷阱.文章的主要观点通过对中国和俄罗斯制度创新模式的实证分析得到支撑.     

制度环境约束下的企业绩效分析——基于中国东北地区企业的实证研究

针对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增长之谜,现有研究分别基于社会关系和分权制度进行探讨。本文综合上述两种观点,将社会关系和正式制度微观化为企业的关系资本和制度资本,并进一步把关系资本细分为商业关系资本和政治关系资本,从而将宏观制度环境纳入到微观企业绩效的分析框架中。实证研究采用基于残差正态分布的有序选择模型对东北地区313家企业进行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商业关系资本与绩效水平和绩效增长均显著正相关;政治关系资本与绩效增长呈倒U型曲线关系;制度资本与绩效水平呈二次曲线关系,而其与商业关系资本的综合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水平,促进绩效增长。     

经济国有化与行政垄断制度的发展——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经济史研究

文章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对新中国的经济国有化和行政垄断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行政垄断与国有经济存在很强的共生关系。当今中国的行政垄断是以法律法规形式存在的社会正式规则,它与国有经济、市场经济长期稳定共存,是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制度的一大特色。     

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修正

在经济学领域,关于制度变迁问题的研究已经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著名学者的长期关注。但是,现有的文献大多只是对制度变迁的某些方面作局部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可以理解该课题的各个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以贯之的研究范式。因此,有必要通过回顾和梳理制度变迁经济学研究中的一般性理论演进历程及其在中国的应用和产权管制放松等文献成果,把相对独立的几个话题统一在一个范式下,以厘清争论的焦点、形成线索,为下一步讨论提供清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纲领。尤其是,在研究内容、理论创新和方法论这三个方面还需进一步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