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投入、融资能力和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以汽车制造业为例

汽车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技术创新成了汽车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文章以2014—2018年汽车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重点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融资能力对二者的调节作用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融资能力和研发投入不存在显著关系;滞后2-3期的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内部融资能力会加强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根据研究结果对汽车制造业的今后发展提出建议,可能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和寻求融资渠道提供新思路。     

数字化转型、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

数字化转型不仅改变了国际创新网络的创新分工,也影响了企业研发国际化战略的价值布局,是企业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以2006—2021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利于促进企业展开研发国际化;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释放研发国际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研发国际化战略布局的多元化更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异质性分析中,研发国际化对国有企业、高技术产业样本企业及低创新资源城市样本企业的创新绩效展现出更强的提升效应;环境不确定性、供应链集中度在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分析师关注则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营造繁荣有序的产业国际协同创新生态,构建具有抗冲击能力、较强韧性的国际创新网络,发挥数字化转型在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间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高管任期、企业技术创新与环境绩效实证研究——以新环保法施行为事件窗口

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以2012-2017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新环保法施行为事件窗口,考察企业技术创新对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高管任期在这一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企业技术创新与环境绩效呈显著正相关;既有任期在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环境绩效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呈倒U型;预期任期在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环境绩效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考察新环保法施行后发现,新环保法施行之后,企业技术创新与环境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以及既有任期和预期任期的正向调节作用均更加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深入认识新环保法的重要性,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企业家导向、组织能力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东北地区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服务创新理论尚存在很多空白,如大中型制造业企业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机理架构如何。为此,本文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多案例研究构建了以服务创新绩效为因变量、以企业家导向和组织能力为自变量、以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的研究框架,并使用我国东北三省193家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家导向的创新性、先动性对服务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企业的资金能力、网络能力和管理能力与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家导向、组织能力与服务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新兴市场企业跨国并购促进技术创新了吗——基于PSM-DID的实证研究

跨国并购是新兴市场企业实现创新能力追赶的重要途径。采用2010-201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跨国并购数据,运用PSM DID方法实证研究了跨国并购的创新效应,检验了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跨国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异质性的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跨国并购创新效应强于国有企业;企业吸收能力越强,从跨国并购中获取的创新收益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质量对跨国并购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跨国并购与技术创新相关理论,对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实践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作用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频繁的政策实验使得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企业在不确定性政策环境中的行为选择及内在机理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检验不同类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人才和资本两个维度分析研发要素流动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总体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与研发要素流动。具体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研发要素流动具有负向影响,需求层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层政策不确定对其无显著影响。人才、资本等研发要素流动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需求层和环境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促进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     

校企合作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吗？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实证研究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研究校企合作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将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划分为产品创新绩效和流程创新绩效,使用世界银行最新的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探究校企合作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校企合作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其对产品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大于其对流程创新绩效的影响;企业的校企合作行为具有“自选择”特征,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能够有效克服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得出更为可靠的估计结果。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校企合作对不同规模、年龄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当今社会，技术创新成为了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必由之路，研发投入作为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对其绩效提升具有重大影响。文章以2017—2021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激励机制对二者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适当加大研发投入强度能够提高其绩效水平；制定高管货币性薪酬激励制度能够强化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而股权激励则会削弱二者关系。文章丰富了企业绩效的相关文献，为创业板上市公司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高管激励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外部学习、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机制和路径——基于苏浙沪等地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

虽然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一些学者已经揭示了技术创新中外部学习和研发模式的重要性,但现有研究并不清楚外部学习能力、研发模式选择、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怎样的作用路径和影响关系,并且在自主创新情境下类似研究更是缺乏。本文以苏、浙、沪等地的制造业企业研发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结构方程分析,对吸收能力能否影响及如何通过自主研发模式影响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如何影响企业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学习能力能够提升企业技术竞争能力和企业绩效,自主研发模式在吸收能力—技术创新—企业绩效链环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通过外部学习能力提升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的瓶颈。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RCEP 框架下企业 OFDI 技术利益的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合作框架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及其技术利益格局会深远影响成员国的后续科技创新与合作。本文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测算技术利益，结合企业、环境、东道国与OFDI特征研究中国企业对RCEP国家直接投资的技术利益实现问题。研究发现：对RCEP国家直接投资对实现技术利益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管理效率的提升强化技术利益的实现能力，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强化技术利益实现的动机。进一步分析表明，国有企业能实现更多的技术利益，而民营企业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效率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升技术利益实现水平；企业OFDI水平越高、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技术利益实现效果越好；投资到RCEP国家的企业相比投资到“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会获得更多技术利益。     

环境规制工具与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双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热点,已有大量基于“波特假说”的实证研究。然而，对于环境规制工具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而且，从理论上讲，“波特弱假说”涉及双重外部性问题，即技术创新的正外部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需要环境规制和知识产权保护合力解决，而知识产权保护未引起普遍重视。采用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2004－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基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动态门槛模型，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在环境规制工具影响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3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具体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呈现由负向抑制到正向促进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跨过第二门槛值呈现由正向促进到负向抑制的阶段性突变趋势；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介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显著。     

制度与合作环境对企业开放式创新路径的影响——来自中美两国26家企业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我国企业开放式创新面临全新的机遇和挑战,其开放式创新路径选择尤为关键。制度与合作环境是影响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外部环境。选取中美两国26家典型企业,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分析制度与合作环境对企业开放式创新路径的影响,并对比分析中美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多重路径。结果发现：中国企业存在4条高开放式创新绩效获取路径,美国企业存在两条高开放式创新绩效获取路径,核心条件均为知识产权保护或合作广度;当中美企业开放式创新路径中缺少知识产权保护或合作广度时,开放式创新绩效欠佳;中国企业开放式创新过程中,获取外部技术的主要途径是对外直接投资或外商直接投资,长期来看,这并不利于我国开放式创新的持续发展。     

海外研发、贸易摩擦与创新绩效：来自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海外研发被视为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有效路径,现有文献基于经贸自由化的前置条件证实了海外研发提升创新绩效的反哺作用。然而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愈发困难,海外研发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尚不得而知。为此,基于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探索了中美贸易摩擦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研发绩效。研究发现,中美贸易摩擦非但没有侵蚀中国企业的海外研发绩效,反而产生倒逼效应,推动中国企业提升投资效率并积累国际投资经验,继而增强了海外研发的反哺作用。通过区分海外研发目的地,本文进一步发现倒逼效应在赴非美国家的样本中更显著。赴美研发受到贸易摩擦的冲击更为直接,稀释了提升投资效率和积累国际化经验所带来的收益。研究结论深化了国际商务理论关于贸易保护和壁垒如何影响跨国企业投资绩效的相关研究,为中国企业在高度不确定的投资环境下如何充分释放海外研发的潜能提供启示。     

CEO环境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创新模式选择关系研究

基于高阶理论与调节焦点理论,通过中国373家企业问卷调查数据,探讨CEO环境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CEO环境不确定性感知对企业渐进性创新与突破性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在CEO环境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创新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CEO特质调节焦点正向调节CEO环境不确定性感知与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之间的关系,同时正向调节上述中介机制。     

基于技术创新模式的我国风电装备制造业创新能力分析

全球风电市场的发展为我国风电设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有利条件。分析了我国风电设备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对该产业所采用的技术创新方法进行了分类,归结为模仿创新、合作创新和自主创新3种模式。基于此创新模式分类,绘制了我国主要风电设备整机制造企业的技术能力演变路线图,总结了技术创新模式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并指出模仿创新模式和合作创新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我国风电设备制造业发展的需要,我国风电设备制造业只有在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同时,通过自主创新,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开发更多具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才能抓住发展机遇,走出困境,做大做强。     

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

探讨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特别是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体现制度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实证分析沪深A股2009—2017年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结果表明：①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②环境不确定性显著负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环境不确定性弱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③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正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结论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成果,为考察企业所处外部市场与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业绩期望顺差、知识产权保护与绩优企业创新

研究绩优企业创新行为,探讨了产权性质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情景效应,回答了企业组织是遵循“富则思安”的行为惯性抑或是“富而思进”的可能性。基于2011-2017年主板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业绩期望顺差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投入,且这种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强,总体上绩优企业创新行为遵循“富则思安”的行为惯例。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企业创新投入,且能有效降低业绩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这一作用机制在知识产权保护越强的情况下,越能引导绩优民营上市公司从“富则思安”向“富而思进”转变。     

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双重中介效应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广受关注,其传导机制更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2000-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税收优惠一方面可以直接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中介效应值为39.5%,且两者还存在着正向的协同效应。同时这种内在的传导机制存在着区域异质性: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同时发挥中介效应;但是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非研发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且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逐渐增加呈递增态势。因此,进一步地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的同时,合理规划自主研发和外源技术的资金安排,有利于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