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流动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基于外汇占款传导路径的分析

2011年以来,我国为了控制持续高涨的物价水平,货币政策已由适度宽松调整到稳健,然而回归常态化的货币政策效果低于预期。在此背景下,定性定量地分析国际资本的流动对我国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效果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利用改进的蒙代尔-弗莱明理论模型进行定性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资本流入的多少和汇率制度的浮动程度。进一步借助VAR模型分析影响程度,表明外汇占款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短期内,而且外汇占款增量对货币供应增量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基于此,我国可以考虑适当扩大汇率浮动的空间,并加强资本流动监控与管理。     

农业合作社发展演进中的“踏轮”效应——一个新理论假说及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笔者以美国农业合作社为例,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命名并验证了合作社发展演进中的"踏轮"效应,即随着农业生产商品化,农场主成立合作社自助使其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出增加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弱小合作社倒闭或被兼并,存续下来的合作社经营规模扩大,服务能力增强,成员人均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以应对不断加剧的竞争,而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竞争,成员人均劳动生产率再次提高,竞争再次加剧。这一"踏轮"过程循环往复,每个合作社的平均规模越来越大,成员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水平持续提高,合作社总数逐渐下降。笔者期望通过对合作社发展演进内在机制与规律的揭示,为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时配性政策安排提供参考。     

“四万亿”投资的增长效应分析——“反事实”方法的一个应用

在反事实框架下,考虑利用宏观数据构建反事实的现实困难,提出了一种新的宏观政策效应评估方法,并应用该方法对2008年三季度后中国政府实施的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事后评价。研究发现四万亿投资对2009年实际GDP增长的贡献为0.93个百分点,但其作用在2010年后迅速反转。结果表明,四万亿投资确实为阻止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陷入衰退起到了较大作用,但对2009年的保八目标来讲并非必须,其长期作用也不显著。     

中国价格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及工具选择——基于货币政策交互响应视角的分析

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更高要求。文章基于DSGE模型和SV-TVPFAVAR模型对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理论模拟与计量检验,进一步分析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发现:价格型货币政策具有产出和通货膨胀效应,冲击极值、效应维度、收敛性与政策工具选择有关;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不同代理变量下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效果存在差异,7天期同业拆借利率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下最优价格型货币政策代理变量。货币政策当局充分利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之间的"同频共振"效应,构建"价主量辅"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     

中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基于不同中介目标SVAR模型的比较分析

本文首先采集中国1999—2011年季度数据,构建由GDP、外汇储备、CPI和不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组成的四变量SVAR模型族,然后通过Cholesky分解施加约束,测算出不同货币政策冲击对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的具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冲击在中短期内对产出波动具有最多不超过11%的影响,且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冲击效应要强于价格型中介目标;多数货币政策冲击对物价波动的影响要大于其对产出波动的影响,且解释程度多在12%左右。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价格波动的根源,也是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手段;随着M2可控性的逐步减弱和国内信贷调节有效性的逐渐丧失,中国未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向利率转移。     

中国经济“双循环”战略的现实依据——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学界对此展开了热烈谈论,大部分学者将中国面临国内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作为"双循环"战略提出的背景或现实依据加以阐述,但目前较缺乏将"双循环"战略的理论基础与中国特色的具体国情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证研究。本文在总结前人理论及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世界经济新格局下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因素的变化,构建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消费已成为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驱动因素,而靠出口拉动经济的效果逐渐减弱,证实了"双循环"战略的现实依据。进而分析"双循环"战略实施的意义,最后从需求侧、供给侧两个角度,产品、要素、资本三个市场,提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瘀点堵点、深度融入国际大循环、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     

股价波动、社会福利与货币政策制定——基于中国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股票市场财富效应和稳态股利水平且反映中国现实特征的DSGE模型,通过扩展的货币政策泰勒规则,考察了面对技术冲击、利率冲击和股票市场冲击时,中央银行应如何制定货币政策以保持产出、价格和股票市场的稳定,并尽可能地降低社会福利损失.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考虑股价波动能够有效降低社会福利损失;中央银行存在多重调控目标时需要注意区分冲击的类型来相机抉择,在利率冲击下,货币政策应当对股价波动做出反应,而在技术冲击和股票市场冲击下,则需要在各个经济变量之间进行权衡.     

“限购令”对北京住房市场的影响——基于反事实分析

本文用一种新的方法对“限购令”的政策效果进行评估,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截面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反事实分析.我们使用国内3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限购令”对北京市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我们得到的结论是2010年5月至2010年9月这段时间内北京市商品住宅销售量的下跌几乎完全是由“限购令”引起的.     

中国货币政策的区域经济稳定效应分析——基于2000-2008年省份月度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TVP-GARCH模型构建货币政策反应函数,利用时变参数模型构建包含货币政策变量的省份宏观经济波动模型,发现货币政策对各省份经济的稳定性作用并不明显,可预期的货币政策的省份稳定效应高于不可预期的货币政策,而经济冲击和货币政策制定层面引发的货币增长的不确定性,加大了省份经济波动;货币政策的经济稳定能力存在明显的省份差异,和经济周期同步性以及货币、信用和汇率三个传导渠道的省份特征密切相关。     

体制转型时期中国的货币政策乘数与M_2/GDP关系——基于变参数IS-LM模型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M2/GDP不断攀升,并超过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本文尝试用货币政策乘数效应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①,本文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建立了变参数IS-LM模型来估计中国的动态货币政策乘数,并证明了中国货币政策乘数效应的不断下降是导致M2/GDP不断攀升的原因。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货币政策乘数下降的原因,发现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边际进口倾向上升、税率的提高使经济体中的漏出倾向增加,货币交易需求对收入的敏感度增加、货币投机需求对利率的敏感度增加共同作用使我国的货币政策乘数呈下降趋势。研究结论说明中国M2/GDP居于高位,并不是中国金融深化或金融体系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由于中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受体制因素的影响,通过货币政策乘数的各项参数传导,引起货币政策乘数效应下降所致。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对外贸易收支的关系——基于中国与东盟5国贸易的实证研究

东盟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利用协整方法,使用季度数据对中国—东盟5国的贸易收支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东盟5国实际GDP、中国实际GDP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这四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东盟5国贸易收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中国—东盟5国贸易存在"反J曲线效应",即短期内人民币升值会改善贸易收支。因此,中国和东盟5国的双边贸易收支状况可以通过变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来调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析

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分析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在区分沿线国家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从出口方面看,我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会产生出口替代效应,在南亚地区、独联体地区的直接投资会产生出口互补效应,但在西亚地区、中东欧地区的直接投资并没有表现出出口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从进口方面看,我国在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会产生进口替代效应,在西亚地区和中东欧地区的直接投资会产生进口互补效应,但在东南亚地区和独联体地区的直接投资并没有表现出进口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基于此,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中,应注重与不同国家优势互补,实现双方共赢。     

美国对华光伏产业实施“双反”措施的经济效应分析——基于COMPAS局部均衡模型的实证研究

笔者运用可计算局部均衡的COMPAS模型,就美国对华光伏产业实施"双反"措施对中国和美国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对于中国,美国"双反"措施对涉案光伏电池产品有明显的贸易抑制效应,使其在美市场份额和出口金额大幅下降。(2)对于美国,一方面,"双反"措施对其国内光伏产业有一定救济和保护效应,表现为产品市场价格上涨、行业产出和相关企业收益增加,同时也吸纳了更多的就业人数;但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光伏电池产品消费成本大幅提升,超过了生产者剩余增加额和关税收益之和,导致美国社会总福利受损。因此,美国对华实施"双反"措施是以牺牲国内消费者当前利益为代价的,能否促进美国光伏产业的长远发展尚需观察。笔者以此案为例,就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和国际化过程中如何应对"双反"措施引发的贸易摩擦提出政策建议。     

东道国科技创新、制度质量与中国OFDI门槛效应分析——基于“一带一路”视角

“一带一路”应当成为科技合作之路和创新之路。以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0个东道国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门槛回归模型,以东道国制度质量为门槛变量考察东道国科技创新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施政有效性、规制质量、法治程度、贪腐控制和公民参政与问责6个制度质量指标均存在单一门槛,说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对其科技创新及中国直接投资具有影响。但是,6个制度质量指标的回归系数各不相同,说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各指标的相关影响也不尽相同,中国企业在投资决策时应具体分析。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水平普遍不高,而其较低的制度质量更是制约了各国科技创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时应注意防范“技术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