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三生”功能的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协调度评价与优化

目的 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关于“生态宜居”的总要求,基于“三生”功能界定农村人居环境内涵,构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探索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的内在协调机制及其时空演变规律,对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程度进行定量分析,为政府部门高水平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构建城乡协调发展格局提供决策依据。方法 文章运用熵权TOPSIS模型测算2011—2019年我国30省（市、区）农村人居环境质量与区域经济发展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二者协调发展程度。结果 2011—2019年我国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呈现逐步改善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优化空间很大;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地区间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农村人居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程度普遍较低。结论 根据量化分析结果将30省（区、市）划分为经济超前型、趋于同步型、经济制约型和低质协调型4大类型,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策略。     

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识别及评价研究

目的 通过对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进行识别研究,分析各驱动因子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程度,并对其驱动因素进行评价,以期为济宁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实施提供科学参考。方法 文章运用DEMATE方法和熵权法对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进行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两种方法从主观和客观的角度综合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 在济宁市乡村振兴驱动因子中,休闲农业产值对济宁市乡村振兴发展的影响度最大,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受其他驱动因子的影响最大,综合来看,基础设施投资额、文化产业支出比重、农民工返乡创业人数、人均受教育年限、休闲农业产值、环保资金投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天然气普及率、乡镇卫生院个数共9个因子为济宁市乡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因子。结论 从结果因素来看,贫困发生率、乡村就业人数、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较易受到其他因子影响,充分掌握重要驱动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巩固济宁市乡村振兴结果因素效益的关键;正确协调乡村振兴中的重要驱动因子,对其相互关系进行梳理是促进济宁市乡村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因素是济宁市乡村振兴发展的制约因素,加快补齐济宁市农村民生短板是其乡村发展的关键。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北京市乡村人居环境研究

目的 基于“三生”空间理论建立北京市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其演变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分析,并分别从不同功能区和各区层面,对其人居环境空间格局进行评价,探析北京市乡村人居环境优化策略。方法 文章通过分析“三生”空间系统与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关联性,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以北京市各区为研究单元,并基于GIS10.2平台分析其空间格局。结果 （1）各区域三生空间变化趋势：海淀区、朝阳区、丰台区等城市功能区的耕地面积所占比重较小,且呈快速下降趋势,生产发展空间在不断缩小;顺义区、大兴区、通州区、房山区等城市拓展区的耕地面积所占比重较大,其中大兴区和顺义区耕地面积有所增加。（2）北京市乡村人居环境评价结果：城市功能区>生态涵养区>功能拓展区。其中生产发展空间的高值区集中在生态涵养区;社会保障空间则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城市功能区对其具有明显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生态环境空间的高值区则集中在自然景观资源丰富的生态涵养区。结论 2011—2021年北京乡村人居环境容量先表现为逐步变大的趋势,后表现为乡村人居环境容量下降趋势。生产和生态空间以生态涵养区为主,生活空间中距离城市功能区较近的区域,依靠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使得其社会保障空间明显高于远离功能区的区域。     

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及空间格局分析

目的 基于“三生”空间视角评价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水平并分析其空间格局特征,对制定差异化的乡村发展定位及实现乡村人居环境优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方法 文章构建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三大维度系统评价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并基于全局Moran''s I 指数分析其乡村人居环境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 （1）建模评价发现,2018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整体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皖中、皖南地区,低值区主要集中在皖北地区。其中,乡村生产发展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合肥、马鞍山、滁州,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淮北、阜阳、亳州、六安、安庆;乡村生活保障水平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合芜马”皖江经济带,低值区主要集中在阜阳、六安;乡村生态环境水平的空间分布高值区主要集中在黄山、宣城及“合芜马”,低值区主要集中在六安、阜阳、宿州。（2）空间格局分析发现,乡村人均环境水平的全局Moran''s I为0.462 5。其中,合肥、马鞍山、芜湖为高水平聚类区（HH）,阜阳、亳州、淮北、宿州为低水平聚类区（LL）。结论 （1）2018年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水平存在较大空间分异,呈现“中部与南部偏高、北部偏低”的特征;（2）安徽省乡村人居环境水平呈正的空间自相关,其中生态环境水平与生活保障水平互为关联,两者空间分布特征也较为吻合。     

广西县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时空分异特征

目的 基于乡村人居环境五大子系统评价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并解析其时空演变分异特征,以制定有效提升广西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对策与建议。方法 文章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改进熵权法、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广西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测度,探究其时空分异特征。结果 （1）2006—2020年广西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整体提升显著,空间上呈现由“散点状”向“东北高西南低”的演变发展特征;但在东西方向,呈现出由东、西部水平相当,到西部高于东部,再到东部逐渐又高于西部的交替演变发展特征;而在南北方向,呈现出由“南高北低”向“北高南低”的演变发展特征。（2）广西乡村人居环境自然系统质量整体稳定发展,空间上呈现出“东北部、西部高,东南部低”的演变发展特征;人类系统质量整体提升明显,呈现由“南高北低”向“散点状”的演变发展特征;社会系统质量整体提升显著,空间上呈现出“西部降低,东部提高,东、西部差距不断扩大的演变发展特征;居住系统质量整体提升巨大,空间上呈现由“散点状”向“相对均衡”的演变发展特征;支撑系统质量整体提升较大,呈现“相对均衡”向“散点状”的演变发展特征。结论 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演变发展的时空差异特征明显,应实施差异化、针对性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提升措施,以有效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定量评估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该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选择2012—2021年陕西省的相关指标数据,采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ArcGIS软件和GeoDa软件对两者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时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 （1）2012—2021年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趋向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空间差异变化不大;（2）各区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发展不均衡性得到改善,在空间上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3）随着各地区水平提升的不同,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距加大,个别城市存在明显的单系统发展滞后问题,陕南地区受区域高水平城市带动效应不强。结论 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正处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阶段,两者发展趋势呈正相关,未来需加强区域间合作,突破区位限制,推动陕西省向多元化驱动的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高质量发展。     

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耦合协调研究基于黔南州喀斯特地区的实证

目的 通过对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对该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在构建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评价2005—2019年三者系统的发展状况,通过耦合模型计算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黔南州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成效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三者系统发展均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强。（2）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和石漠化治理的耦合大致由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向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演化。两者系统耦合协调等级由严重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3）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度大致分为低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和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两者系统协调等级由中度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尚存在一定提升空间。结论 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助推黔南州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选之路。     

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及障碍度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目的 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实施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根基,研究超大城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 文章选取拥有超大城市典型特征的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北京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以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1—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北京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 （1）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振兴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产值和教育经费是制约该市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子。（2）同时北京市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为扩散的“W”型结构,2009—2018年乡村治理协调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缓慢发展阶段,直到2019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是该超大城市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3）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结论 超大城市乡村区域需要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继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生态建设,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创新治理方式,提高自治能力;充分发挥治理内生动力,挖掘乡土文化价值;促进产业振兴,实现人才回流,以协调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     

城乡融合中的耦合协调：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目的 测算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分析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性,为促进城乡融合、识别城乡发展战略的薄弱点提供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方法 文章基于城乡融合视角,构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结果 山东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区域特征,其中,菏泽、聊城等地为城乡发展的“低洼地带”;在样本期间内,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度轻微下降,城乡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之中;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之间具有较好的融合发展态势;菏泽、聊城等边缘地市存在明显的“低耦合度—低协调度”特征,城乡发展关系需进一步优化。结论 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应摒弃粗放型发展模式,结合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制定具有地域特色的发展规划。     

基于DPSIR-TOPSIS模型的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以安徽省颍上县为例

目的 通过测算县域尺度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为耕地数量、质量与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提供参考,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方法 文章根据DPSIR模型构建安徽省颍上县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改进的TOPSIS方法与障碍度模型,测算了2010—2019年安徽省颍上县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并识别了制约当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障碍因子。结果 （1）2010—2019年从承载力指数看,颍上县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总体呈现出“波浪式”上升的态势。其中,2010—2013年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数0.36下降至0.33;2014—2019年耕地资源承载力指数从2014年0.41上升至2019年0.70,承载力水平实现了从中级向良好的转变。（2）从障碍因子看,影响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关键因子由高标准农田比例、农药施用强度、土壤有机质平均值、免耕面积比转变为人均农业产值产出、人均耕地面积、土壤pH。结论 颍上县耕地资源环境承载力目前处于良好水平,同时在基础设施、体制机制等方面还有提升空间,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耕地产能。（2）科学合理利用耕地,推进农业绿色发展。（3）加强土壤环境监测与治理,建立耕地保护的激励与管控机制。     

肃南县2019年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乡村人居环境质量问题,展开乡村人居环境的评价工作,并且提出乡村人居环境的提升策略,为人们理解和认识乡村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当前全国大力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背景下,对乡村人居环境展开研究,可以大幅度的了解肃南县乡村人居环境的具体特征以及其大概的分布特征,因而发现肃南县在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中存在的缺陷,存在哪些建设和发展上的矛盾。基于2019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统计年鉴,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分别选取明花乡、马蹄乡、大河乡三个地区作为研究区,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住房条件、生态环境、制度文化五个方面对肃南县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并且分析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运用泰尔系数分析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区域差异和地区内部差异,通过数据分析对已选三个研究区的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进行评价和排名,研究结论得出肃南县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较好,但是在区域内部还存在较大的差异与不足,并提出若干建议和意见仅供参考。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驱动力分析

[目的]为了全面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建设美丽乡村为导向,研究影响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的驱动因子,为青岛市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城乡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文章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的基本情况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通过技术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特征值和贡献率分析影响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的主要因素。[结果]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一直处于升级的状态,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可以代表绝大部分信息,第一主成分与X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2(乡村人口)、X4(农业产值)、X6(农村恩格尔系数)、X7(工业生产总值)具有很大的相关性,第二主成分与X3(农用机械总动力)、X5(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结论]经济发展因素和农业人口因素是影响青岛市农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主要驱动力。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该增加固定资产的投入,重点整治农村污染和公共卫生,加强村容村貌整治,促进青岛市美丽乡村的全面建设。     

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与驱动机制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目的]研究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以熵值法与变异系数法综合确定指标权重,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0—2019年青岛市城郊4区3市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空间布局的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1）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协调度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农村可持续生计水平呈现波动增长。（2）从时空分异特征来看,2010年各区市多呈失调状态,2015年以中级协调为主,2019年黄岛区实现优质协调,其他区市达到良好协调状态。（3）单一影响因子分析显示人口密度对2010年耦合协调度分布状态解释力最强,乡村旅游景点密度对2015年、2019年耦合协调度分布状态解释力最强。（4）因子交互影响分析表明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结论]各地区应着力于发挥乡村旅游资源要素集聚的推动力,培育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产业集群,实现资源合理开发与持续利用;聚焦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     

山东省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

[目的]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场硬仗。[方法]文章从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三个方面系统构建了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和加权综合法对2007—2017年山东省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及时空分异展开研究,并进一步分析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变化趋势。[结果](1) 2007—2017年山东省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基本呈直线增长趋势,发展态势良好。其中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均整体得到一定的改善。(2) 2007—2009年山东省乡村人居环境协调指数呈现上升趋势。2010—2014年乡村人居环境协调指数整体呈现降低趋势。2015—2017年协调指数有所提升,但增幅较小。(3)研究阶段内各地级市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均呈递增趋势,但区域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相对发展水平较高,鲁西南地区比较落后。随着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地区差异越来越明显。[结论]各地市应充分发挥地区区位、产业、交通等优势,继续统筹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稳步协调发展,不断缩短地区差异,综合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     

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空间差异及优化策略

[目的]评估陕西省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水平及其空间分布和区域关联性,为乡村人居环境的区域协同优化发展提供参考。[方法]文章通过构建陕西省乡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加权法对其进行综合评价,同时结合ArcGIS软件和空间关联测度模型综合分析其空间格局及区域空间相关性。[结果]（1） 2010—2020年陕西省农村人居环境综综合指数呈逐年递增的态势;按照变化趋势可以分为2010—2013年缓慢发展期、2013—2018年快速增长期、2018—2020年稳定增长期3个发展阶段;各年份不同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的差异表现为“先扩大后缩小”。（2）区域层面来看,陕西省乡村人居环境综合指数以陕北平均值最低为0.469,陕南和关中较接近,分别为0.542和0.534;相对于陕北和陕南,关中各区域人居环境水平发展极不平衡,区域差异最显著;地级市中,西安市综合评价指数最高,安康市和汉中市次之,渭南市和延安市最低。（3）乡村人居环境体系各子系统在区域之间差距较大,不同区域各具优劣势。陕西省乡村人居环境水平指数存在空间聚类现象,表现为明显的高值集聚和空间自相关性,各地区子系统人居环境水平差距较大,热点和冷...     

河北省县域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面向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现实需求,科学客观评价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并分析影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对因地制宜实施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方法]文章通过构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排列综合图示法测度结果,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分异格局,借助逐步回归、GWR模型讨论影响因素效应水平的空间异质性。[结果]（1）河北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显著,以中等水平为主;（2）在空间上表现为显著集聚特征,热点区和冷点区呈现“双核”分布特征;（3）年平均气温、人口密度、第一产业占比、人均GDP、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农用机械化总功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率7个因素为影响乡村人居环境的主要因素,各因素影响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且在不同分区上影响效应存在一定差异。[结论]该文揭示了河北省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以中等水平为主,冷热点区均呈现“双核”的格局特征,探讨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影响因素效应的空间异质性,为因地制宜制定乡村人居环境整治策略提供参考。     

曲周县盐碱地改良区农村聚落演变与驱动机制研究

研究目的:研究位于盐碱地改良区的曲周县1973—2016年农村聚落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方法:景观格局指数、GIS空间分析、主成分分析等。研究结果:农村聚落面积上升、人均面积下降、形状更加规则、规模之间差距减小,但近15年来出现面积增长速度加快、零散农村聚落增多的现象;不同乡镇农村聚落演变具有区域差异性;耕地、城镇、河流、道路在空间上对农村聚落演变具有驱动作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科技化水平以及农业生产规模是影响聚落演变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研究结论:作为综合功能承载体的农村聚落的发展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村土地利用规划等工作中,要依据农村聚落发展规律,充分考虑各项因素,因地制宜开展相关工作。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研究

[目的]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战略性调整经济结构的关键环节,通过构建指标体系以及评价研究,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质量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以农业大省湖南省为例,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进而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评价研究。在分析新型城镇化内容的基础上,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发展、城乡统筹和生态环境等4个方向构建了具体的20个评价指标。进而对主成分分析得出的4个主成分进行研究。[结果](1)主成分1在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森林覆盖率等指标中载荷较大,主要是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指标;(2)主成分2在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比重和养老保险覆盖率等指标中载荷较大,主要是城乡统筹指标;(3)主成分3在地表水达到Ⅲ类标准的比重和工业综合能源消耗量等指标中载荷较大,主要是生态环境指标;(4)主成分4在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普通高中在校生等指标中载荷较大,主要是人口城镇化指标。(5)湖南省14个市区新型城镇化质量从高到低依次为长沙市(1.911)、湘潭市(1.567)、常德市(1.537)、郴州市(1.422)、株洲市(1.408)、岳阳市(1.325)、衡阳市(1.312)、益阳市(1.302)、娄底市(1.224)、怀化市(0.988)、邵阳市(0.928)、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0.926)、永州市(0.890)和张家界市(0.766),说明湖南省各市区新型城镇化质量发展不均衡。[结论]为有效促进湖南省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的提高及各市区均衡发展,应推进人口城镇化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善生态环境的建设。     

南阳市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力分析

[目的]通过研究乡村聚落的空间结构和影响因素,可以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形成的机制,对南阳市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优化和重构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利用渐变尺度空间结构度量法、最近邻指数模型和分布密度对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用探测力指数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定量探究南阳市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和驱动因素。[结果]VCM曲线分析结果表明63.70%的乡村聚落与相邻聚落的距离在500~1000m内,该范围内乡村聚落比较集中。通过研究距离城镇的距离与乡村聚落分布的关系,发现距离城镇越远,乡村数量越少;距离城镇越近,乡村的数量越多。南阳市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最邻近指数N=0.8863,属于集聚分布,各县乡村聚落的分布密度差异较大。[结论]该文利用不同的模型对南阳市乡村聚落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探测到乡村分布的特征及影响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决定性因素。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乡村空间分布的重构应该以集约用地、提高有效耕地面积为前提,合理安排土地结构的有效利用,并结合当地的资源条件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