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对62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当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异;出于市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关系;而出于劳动力、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正相关关系。本文考察营商环境的具体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开办企业、建筑许可等5个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信贷则起到负向作用,而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和登记财产则不具有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部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了母国的要素需求结构,从而影响了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差距。本文从直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和结构调整三个方面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部门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结合中国2003—2014年31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缩小了收入差距,但在不同的时间区段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低技术部门及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缩小了收入差距,高技术部门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了收入差距,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没有明显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缩小了收入差距,而结构调整扩大了收入差距。本文的结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和收入差距调节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以中国为投资国的视角

文章对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观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阐述;利用2007～2011年中国在61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并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从东道国的公共治理水平的视角分析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其国际收支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阐述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收支影响的基本理论。然后,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之上,采集1983年-2004年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国际收支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显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于规模较小等方面原因,对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影响不大,对金融账户影响不稳定,与国际收支余额不存在因果关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近几年,在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急剧上升,对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为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本文依照邓宁的理论将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为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和政策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四种基本类型。在此基础上,加入利润和效率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得出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导向型和资源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为主,应该逐步向技术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PSM-DID实证方法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背景下,分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对母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机制,并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及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为克服样本选择和内生性,采用了倾向匹配得分和双重差分的方法。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为技术创新带来积极影响,其中技术寻求型对外投资给企业带来的作用最为显著,以资源寻求的对外投资没有显著影响。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探究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然而,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相对较晚,导致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经验不足,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方面缺乏合理的参考依据．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从理论角度探讨了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工资水平、两国贸易量、两国距离、汇率水平、国家类型等,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计颦分析模型,采用2009年的截面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赍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本文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供了可能的解释,进而指出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化提供了建议。     

“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探讨了“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和效果。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要素流动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路径和方向,并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本文利用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受到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正向或负向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和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应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与FDI区位选择

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了考察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选取2001~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84国家(地区)的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作用,以及东道国工资水平因素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分析

大力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方面。正确认识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本文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内涵、类型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然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规避措施与政策建议。     

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政府作为信息通信技术的产物，不仅能有效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也影响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基于2005—2020年的统计数据，本文实证研究了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且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越高，这一促进作用越强，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同时，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发展不仅能直接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能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本文探索了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的影响因素，对东道国数字政府建设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和效应进行了分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和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对外开放提供了参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影响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对外投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入手,阐述了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并因此来分析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力机制的实证研究——基于“战略三角”的分析框架

本文基于“战略三角”的分析框架,利用117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7-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的微观数据,通过建立计数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R&D投入、企业规模、产业竞争程度、产业技术密集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积极显著的影响,企业资源尤其是技术能力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产业特征的影响,竞争激烈的产业和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产业对外直接投资进程快于其他产业,民营企业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企业FDI中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与区位决策

本文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现状出发,分析了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并对国际各地区的区位特点进行了阐述,由此提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成果举世瞩目。与此同时,对外投资区位分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本文选用文献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现状和特点,并指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中国的现状,总结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最后分别对政府和企业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母国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1982-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度流量数据,建立多元时间序列模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母国影响机制进行研究发现,内向国际化与货币化扩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人均G D P的年度增加值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度增加值具有正向影响;"走出去"制度体系在效应发生点对当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值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最后得出相关结论与启示。     

“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的影响

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利用投资引力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东道国数字化政府水平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化政府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双边贸易成本，从而吸引了中国的直接投资。在异质性方面，西亚、中亚、独联体、中东欧地区的数字化政府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南亚、东南亚地区则没有影响。在合作共赢的理念下，研究结论对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扩大母国企业间工资差距了吗——基于我国微观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趋势,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企业间工资差距存在动态非线性影响,其影响趋势取决于OFDI母公司与其他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吸收能力。在实证层面,基于2002-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合并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间工资差距存在动态非线性影响的理论假设。研究还发现:在对外直接投资一年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企业间的工资差距并没有造成影响;在对外直接投资三年后,工资差距在显著扩大;在对外直接投资五年后,国内工资差距虽仍在扩大,但其扩大速度明显减弱。     

中国企业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对策分析

在长期的对外投资发展实践中,由于受到资源及市场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企业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不同的特征及趋势。因此,本文基于中国企业农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分析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并整理境内企业主体及境外投资企业的相关数据,对从事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进行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从不同维度对从事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现状特点进行具体阐述,总结归纳并深入分析目前中国企业农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现状并提出相应的投资优化对策,以期促进企业农业投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