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条件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1999—2018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考察贸易条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条件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异质性分析表明：贸易条件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并且贸易条件改善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综合技术效率增长有积极影响,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综合技术效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金融危机前贸易条件改善对综合技术效率增长有显著抑制作用,金融危机后贸易条件改善对综合技术效率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贸易条件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科研投入强度路径实现的。     

服务业FDI的前向关联和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投入产出表构建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的前向关联指标,并基于DEA方法将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增长的基础上,探讨服务业FDI是否通过前向关联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研究发现,服务业FDI通过前向关联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提升和技术效率改善,但主要是通过提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金融错配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先将要素价格扭曲系数引入分析框架,构建要素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采用OP法分别估算出中国制造业29个子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金融错配系数,再通过1999—2013年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检验金融错配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错配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国有企业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更强;分行业研究显示,金融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影响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最为显著。因此,亟待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以减弱金融扭曲,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现内生可持续性经济增长。     

门槛效应、制造业地区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贸易开放的视角

本文采用门槛模型回归方法,利用中国27个省市1985-2007年的地区制造业数据,在贸易开放的视角下对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门槛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随贸易开放程度的加深逐步增大,存在门槛效应。在开放条件下,集聚主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影响,而集聚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却为负,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制造业地区集聚的负外部性以及重复投资等问题。     

山东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1978—2012年

全要素生产率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工具,也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依据。本文主要利用索洛残值法对1978年以来山东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紧接着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两个个方面,对1978年以来山东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进行定量考察并分析得出影响山东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我国是装备制造大国,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由大变强的必然途径。本文利用全局参比的DEA-Malmquist模型和耦合评价模型,采用2007-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间的产业融合水平,并构建面板Tobit模型分析产业融合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不断上升,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大于东部及东北地区;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较低,总体上呈现"金字塔"型分布特点,区域上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分布特点;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主要通过制度变革和技术变革双重机制,对装备制造业的纯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产生正向影响,促进了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业融合之初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随着装备制造业对新技术的消化、吸收、熟练以及两大产业间制度、管理水平上的深度融合,当期的技术进步效逐渐消退,纯技术效率增长成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     

制造业转型升级差异化路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调节效应和空间效应视角

基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背景，本文利用2005-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Super-SBM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偏微分分解效应考察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并利用调节效应和面板分位数模型解释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可以优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和影响机制存在区域差异性；以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水平为主导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特征，以绿色技术进步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主导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型”特征。     

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在构建大数据发展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大数据发展水平有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内在机理表明,企业创新、要素配置与数据赋能的中介效应显著,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优化资本与劳动要素配置效率,以及数据赋能来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异质效应表明,大数据发展对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要大于国有企业和大企业。     

中国装备制造业TFP增长的结构性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装备制造业1995年-2011年分行业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综合考虑劳动、资本、能源消耗等投入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从分行业的角度看,1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是电子及通信制造业。     

农村金融发展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技术进步还是技术效率——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

通过DEA 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在此基础上通过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影响与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农业技术进步效应,而不是农业技术效率效应;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并且东部、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同样来自农业技术进步效应的驱动。完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落脚点应是促进农村金融区域平衡发展,不断提高其服务农业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     

我国医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内增长的重要指标。通过对我国医药制造业2001-201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曼奎斯特指数法分析,得到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并将其分解。通过对产生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进行分析,给出政策建议。     

文化产业融合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分析

利用产业融合度指标衡量文化产业与制造业融合程度,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实证研究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结果表明:文化产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程度呈上升态势,产业融合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显著。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的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作为政府解决生产行为外部性的一种措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对工业绿色增长的测量指标。环境规制在实施过程势必对工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本文通过理论分析说明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可以解释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试论区域经济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

经济发展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旋律,在经济发展当中,区域经济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等,都是十分重要的指标,对于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区域经济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中,具有很多不同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机制。对其相关影响因素及其机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基于此,本文对区域经济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     

离岸服务外包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发包与承包双重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外包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发包与承包双重视角,深入考察了离岸服务外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运用2002—2014年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发包与承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发包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承包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发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随行业技术密集度的增加而增大;承包对劳动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对资本密集型行业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些经验发现为中国外包战略的发展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启示。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1978-2010

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经济增长来源的重要指标。本文利用经典的Solow生产函数,以资本存量和就业人数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生产函数进行了回归估计,测算出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并在此基础上测算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数值及其变动率。结果表明中国资本产出弹性远高于劳动产出弹性,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过度依赖于资本要素的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整体水平在下降。     

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服务是一系列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服务业自由化将对下游制造业有重要影响。基于中国银行业和制造业2003-2009年的数据,本文实证分析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外资企业进入、服务业私有化和服务业竞争水平的提高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作用,外资企业进入与服务业私有化相比更能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服务业 FDI的技术溢出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FDI是一国获取外国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本文采用DEA方法将中国13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就服务业FDI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2004～2008年期间,中国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服务业FDI显著地促进了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     

我国要素驱动增长模式的内在原因及应对思路——基于人口结构和分配扭曲视角的分析

一、中国要素驱动增长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要素投入膨胀为基础的要素驱动型增长。根据郭庆旺、贾俊雪（2005）的测算,1978年以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呈下降趋势。1978--1993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1／2;1994--2004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为1／3。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和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分析并检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提高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水平，但由于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增大和约束力的增强，抑制作用愈加明显，且这种影响在保增长压力大的地区更显著。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指标来看，财政分权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的压力更多地作用在对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