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定性风险探析

国有企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居于主要地位。近年来不断爆出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遭遇巨额亏损的事件,折射出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着巨大的特定性风险,其中主要有国家政治制度不相容风险、企业治理的国际化差异风险和境外国企领导人道德风险等三大风险。     

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一、国外国有企业董事会的治理模式 1．美国国有企业的董事会治理。在美国,与通常所称的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对应的称呼是联邦公司,联邦公司的董事会的任命和构成因联邦公司的类型不同而有所不同。在全部拥有公司中,一般60％以上的董事会成员是由总统任命的,其余的则按法定要求由联邦有关方面的代表组成。在总统任命的董事中,其中约有半数是各方面利益集团的代表,     

国有企业纪委的治理参与能否抑制高管私有收益?

本文基于我国2003—2012年国有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纪委的治理参与对高管私有收益的可能影响。在将高管私有收益分为货币性私有收益和非货币性私有收益之后,本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纪委参与公司治理(与纪委未参与公司治理的情况相比)对高管的非货币性私有收益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高管的货币性私有收益则无显著影响。在进一步考察国有企业纪委的治理参与在不同情景中的作用时,本文发现:当国有企业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与参与董事会治理的情况相比)、国有企业总经理是中共党员(与总经理不是中共党员的情况相比),以及在中央国有企业(与在地方国有企业中的情况相比)时,纪委的治理参与对高管的非货币性私有收益的抑制作用更强。     

美国联邦实验室与私营机构之间的技术转移机制

美国联邦政府拥有700多个联邦实验室,每年的研究与开发费用高达200多亿美元。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如何将联邦政府实验室掌握的先进技术和技术诀窍转移到美国私营企业中去,成为他们提高自身竞争能力的有力手段,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已成为美国联邦政府帮助工业界提高竞争能力的主要努力方向之一。     

山东省国有独资企业治理效率实证研究

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乃至国民经济的增长,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地区国有资产状况的重要标志。本文构建山东省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的指标体系,对山东省国有企业治理效率诸多因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实证分析,从而为国有企业的有效治理和国有资产的科学监管提供了可操作性的评价方法。     

从三个联邦企业看美国的国有经济和垄断行业

美国信奉自由竞争理念,对国有经济存在根深蒂固的天然排斥,但联邦政府仍然直接拥有一些企业或像企业一样经营的政府机构,类似于各国的国有企业,或更准确地称为公共企业。这些企业目前主要集中于邮政、铁路客运、流域管理、高压输电系统和电力批发、公共广播、特殊贷款和保险、气象服务等具有垄断性和特殊属性的领域。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美国邮政服务(USPS)和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Amtrak)作为联邦企业已经存在几十年,这三家联邦企业分别分布在电力、邮政、铁路等垄断行业,虽然经历多次改革和放松管制但始终保持"中央企业"的身份,即使在20世纪80~9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中也免于私有化。上述三个联邦企业体现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管理国有经济和垄断行业的做法,国内对其研究和了解还不够深入。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美国国有经济和垄断行业的发展与改革,澄清一些模糊认识,并为我国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和垄断行业发展与改革寻求可供借鉴的经验。     

世界主要国家对高技术产业的财政投入

一、美国2001～2003年财政对高科技产业的投入 美国的财政年度是从头一年的10月1日开始的,因此2001财年是指2000年10月1日到2001年9月30日,2002财年是指2001年10月1日到2002年9月30日(以下年份一般都指财政年度)。 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和投入,主要通过如下两种方式实现:一是直接财政支     

党组织治理、政策响应与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

纪委是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履行监督和检查的职能,其参与公司治理能够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文章以2016-2018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国有企业纪委治理这一制度安排对企业参与脱贫攻坚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纪委治理能促进国有企业积极响应脱贫攻坚战略;(2)在区分了扶贫类型之后,纪委治理更能促使国有企业选择造血式扶贫方式而非输血式扶贫;(3)纪委参与董事会治理和纪委参与监事会治理均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响应脱贫攻坚战略,纪委治理还保障了企业脱贫攻坚投入的持续性;(4)机制分析表明,证券监管距离较远、国家审计监管距离较远以及企业聘用小规模审计师事务所时,纪委治理对国有企业响应脱贫攻坚战略的促进作用更强。本研究丰富了国有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影响因素研究,证明了纪委在国有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治理中所发挥的积极监督作用,研究结论对于新时期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助力国有企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公司制拒绝走过场

<正> 1998年12月14日至16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国际研讨会,在位于海口市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来自中央有关部委、大专院校、大中型国有企业的专家及美国、德国、墨西哥的专家学者90多人,参加了会议,并从经济、法律、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对如何完善和建立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探讨。     

德国企业治理模式对我国构建国企治理结构的启示

德国企业治理模式的显著特点，是强调股东和雇员共同治理；在共同治理中，股东和雇员拥有同等权力；企业治理人员结构由法律规定。受德国企业治理模式启发，我国国有企业应确定为股东、雇员和债权人共同治理。     

美国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

美国公司治理机制主要由外部治理机制、内部治理机制和社会约束机制构成 ,其核心是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 ,2 1世纪初美国一些大公司的财务丑闻直接引发了美国公司治理结构最新一轮改革 ,改革主要集中在投资者获取公司信息的准确性和可得性、加强公司管理者的责任和外部审计的独立性等几个方面 ,美国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所采取的措施 ,对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和完善 ,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重组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思路与政策建议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主要应该在以下三个基本层面进一步深化:(1)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功能界定,对国有经济的总体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平稳有序地组织国有经济进入、退出或保留于特定产业,实现国有资产的合理配置,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2)依据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在国有经济合理布局的前提下,对除极少数企业外的国有企业实行产权多元化改革,形成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大批企业家的生成;(3)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功能界定,积极推进国民经济运行的市场化,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在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分类治理——基于七家国有企业的调研

文章以"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分类治理"为基本思路,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将国有企业基于目标和功能划分为公益性国有企业、(合理)垄断性国有企业和竞争性国有企业,并实际走访调研七家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探索目前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调研企业普遍认可国有企业分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然而,虽然三种类型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和社会功能的性质存在显著差异,其公司治理机制设计却没有因"类"制宜。文章因此以调研结果为基础,针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提出了国有企业未来可行的改革方向和治理机制设计方案。     

加拿大企业领导人员能力和制度建设之考察

一、加拿大国有企业的基本情况及领导人员管理体制(一)国有企业基本情况。加拿大的国有企业分为三类,一类是指完全由政府拥有的独立企业法人,也称为皇冠公司(CrownCorporation),截至2004年10月,加拿大联邦政府拥有这样的企业46家,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能源、邮政、金融、文化、运输等领域,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第二类是与私营部门联营的企业(MixedorJointEnterprise),目前只有3家,对这类企业而言政府只是一个被动的投资者的角色;第三类是所谓的共同治理公司(SharedGovernanceCorporation),目前有139家,这些公司是一些非盈利性的企业,…     

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模式现状及对策研究

董事会作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对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加强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建设,提高董事会治理效率,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相关理论分析,在分析总结美国、德国、新加坡三种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模式典型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模式的现实情况和存在问题,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完善激励机制、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完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董事会治理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模式现状及对策研究

董事会作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对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加强国有企业的董事会建设,提高董事会治理效率,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相关理论分析,在分析总结美国、德国、新加坡三种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模式典型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国有企业董事会治理模式的现实情况和存在问题,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完善激励机制、提高独立董事比例、完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董事会治理效率提升的对策建议。     

国有企业财务监督机制的探讨

本文根据财务监督机制与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国有(控股)企业财务监督现状的分析，得出国企内部难以形成一个有效的直接监督经营者财务的机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资本“所有者缺位”导致国企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外部证券市场又未充分发育难以形成对国企财务的间接监督机制。因此，本文认为，理顺国有企业财务监督机制的根本途径在于深化国有企业产权结构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大型国有企业风险管理体系现存的问题及创新型设计

大型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其经营管理的优劣直接对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的和谐起着重要的影响。在我国现行的管理体制下，大型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往往失效，从而导致各种风险事件的发生，如中航油的“陈九霖”事件。文章从大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现实问题分析八手，在现行经济体制下，提出了进行大型国企治理结构创新的原则和措施，并设计了以董事会为权力枢纽的创新性公司治理结构。这种创新设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     

反腐倡廉与企业经营绩效——基于业务招待费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2年末开始的反腐倡廉这一外生冲击事件作为研究背景,探讨反腐倡廉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机制。特别地,由于产权性质的差异,业务招待费用在国有企业中可能更多表现为高管腐败的代理问题,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为政府(国有企业)关系投资,因此,反腐倡廉可能对两类企业的业务招待费以及绩效的影响有所不同。基于业务招待费差异化的影响机理这个独特视角,本文研究发现:(1)反腐倡廉会显著降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业务招待费用,且国有企业下降的幅度更大(或上升的幅度更小)。同时,业务招待费用的下降与消费性现金支出、其他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存货的下降之间显著正相关,排除了业务招待费用下降是费用操纵归类的假设。(2)反腐倡廉后,业务招待费用下降企业的经营效率和业绩(包括会计业绩和市场业绩)显著改善,表明反腐倡廉使得企业管理者将精力更多转移到经营活动中,提高了企业的绩效。(3)对于上述结论,国有企业较之非国有企业变化更为明显,表明国有企业受到反腐倡廉的影响更大。最后,本文在反腐倡廉背景下考察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业务招待费用变化以及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为我国反腐倡廉的积极政策成效提供了直接、强有力的实证依据,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拓展了公司治理等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     

《美国地方政府》的启示

美国的联邦政治制度受到全球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学者们更多的着眼于美国联邦政府。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从美国地方政府的角度剖析美国的联邦政治制度。在简述《美国地方政府》的基础上阐述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提出多中心治理具有多种选择、减少搭便车行为以及合理的决策的优点。结合中国自身国情，说明多中心治理理论带来的一些启示：中国应从从单一的政府管制转向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加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增强民间公共服务的主题意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