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价值工程——与肖大文同志商榷

肖大文同志在“陕西省企业管理协会”成立大会上宣读了《对价值工程(VE)底数学方法和实际应用的探讨》的论文,作者对价值工程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价值工程费用C 的范围,功能F 与费用C 相比的定量问题,评价系数表的问题等。就肖大文同志提出的观点,愿提出商榷意见。     

也谈盈亏分析理论问题：与韩潮峰,谢振芳同志商榷

1990年第6期《经济问题》登出韩潮峰、谢振芳两位同志的“盈亏分析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以下简称《韩文》),文中所述的确为经营决策分析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笔者亦有同感。然而,读罢《韩文》,总有一种言而未尽之感,再说笔者这对《韩文》的论述方法也不敢苟同,故撰此文与《韩文》作者及有关专家商榷。     

也谈经济发展目标的结构——与刘伟同志商榷

<正> 刘伟同志在《经济发展目标的结构解释》(下称刘文,见《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一文中认为,只有结构转换进展度才真正表明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质的进展程度;只有在结构高度逐渐提高,并且是在结构效益扩张和结构高度化进展的基础上,总量目标的实现才真正可能且有效。对此看法,我表示赞同。事实上,经济发展过程的总量增长与结构质量的提高是互相关联的。 但刘文接下去所作的各类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三大产业结构对应关系的比较及进而得出的推论,却存在有待商榷之处。     

也谈自然物的价格决定——与张亚同志商榷

张亚同志的《关于自然物的价格决定》(载《经济问题》1986年12期)一文,对自然物如何计价作了有益的探讨。但是,笔者认为,张亚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张文)理论上存在着错误,特提出来与张亚同志商榷。     

也论经济学的科学性：兼与丁文锋同志商榷

也论经济学的科学性——兼与丁文锋同志商榷谢识予一、讨论经济学的科学性的意义在《当代经济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３期读到了丁文锋先生《经济到底是不是一门科学》一文（以下简称丁文）。丁文很好地归纳了有关经济学科学性问题的一些争论，对经济学的科学性作出了一个正面...     

也谈当前农业发展问题——与马建堂同志商榷

<正> 1994年我国高达20％以上的通货膨胀虽已成为过去,但它所产生的种种冲击和震荡将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由此而反映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更会激发我国很多富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理论工作者去探讨、去思考。     

也谈绝对地租和垄断价格——与卫兴华同志商榷

<正> 卫兴华同志在《经济研究》1982年第4期写的《绝对地租和垄断价格》一文,探讨了当代资本主义农业绝对地租的问题。其中关于农业的发展并不是永远落后于工业的见解,关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土地私有权垄断即使是劣等地也总要支付地租的见解,以及这种地租因为与原来意义的绝对地租产生于同一个原因可继续称之为绝对地租的见解,我认为都是正确的。但他对于这种绝对地租的来源问题的看法和对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些论述的理解则值得商榷。     

也谈西方国家物价上涨问题——与罗承熙同志商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持续的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已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之一。国内外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也有着不同的认识。本文仅就《世界经济》1981年第9期刊载的罗承熙同志的《再论物价上涨问题》(以下简称《再论》)一文中有关通货膨胀的几个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与罗承熙同志商榷。     

也谈什么是第二职业——兼与戴园晨同志商榷

<正> 还当人们将职工从事本职以外工作获得额外收入视为“社会分配不公”,从而要求对此限制的呼声一直不断的时候,戴园晨同志在1991年第11期《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第二职业初探》一文,明确表示,第二职业有其存在基础,并预料今后还会呈现增长趋势。无疑,这给第二     

也谈国有股权管理的范围——与张冀湘同志商榷

<正> 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在我国的实行,有关国有股权管理的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经济研究》1993年第2期发表的张冀湘的《论国有股权管理》一文(以下简称《张文》)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但其中有关国有股权管理范围的一些论点笔者不能苟同,现特提出来请教于张冀湘同志及其他学界同仁。笔者以为,所谓国有股权管理范围是指国家或其代理者行使股权权能的可计量的界区。之所以可计量,是因为国有股权可计量。有国有股权才有其管理,国有股权有多大,管理范围就有多大。因而国有股权管理范围实际上是由国有股权多少决定的,或者说,国有股权总量的大小就是国有股权管理总范围的大小。股权的地区、产业和公司的分布,只意味着股权总量分成若干分量,从而使股权管理总范围由不同的小范围构成,总范围等于若干特定小范围     

也谈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学说——与徐节文同志商榷

<正> 《经济研究》1981年第10期徐节文同志《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学说》(以下简称《徐文》)一文,系统论述了作者关于生产劳动应以物质产品生产为限的主张,读后颇受教益。但《徐文》把这一主张说成是马克思生产劳动学说的核心论点,是这一学说同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分水岭,则似不完全符合马克思原意。兹不揣鄙陋,说一些不同看法。     

也谈保护生态环境与“生态农业”——与刘巽浩同志商榷

当前,鉴于能源紧张,环境退化等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正处于生态热中,刘巽浩教授于1987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上提交了《生态农业口号的利与弊》论文,认为我国发展生态农业是“弊大于利”应“不急于搞”。随后将此文稍加整理,并以题为:《保护生态环境与“生态农业”》发表于1987年12月13日的光明日报上,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榷。     

也谈劳动是谋生手段的问题——与赵人伟同志商榷

赵人伟同志的《关于劳动是谋生手段的问题》一文,着重阐述了这一观点:“劳动作为谋生手段”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事实,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中所特有的,因而不能用它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按劳分配的历史必然性;否则,既违背了人所共知的经济事实,也误解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家的原意。事情果真如此吗?我并不以为然。劳动,是人类社会生存的“自然条件”。这对于一切社会形态来说,都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任何民族,任何社会,只要停止了劳动,很快就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常识。宣传这一简单而伟大的真理,对于我们在人民内部进行劳动观点的教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