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所谓股权分置,是指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一部分股份上市流通,一部分股份暂不上市流通而导致的“同股不同权不同价”现象。不同的利益导向造成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分置,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对完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极其不利。截至2004年底,我国上市公司的总股份为7149．43亿股,其中非流通股数为4542．91亿股,占63．54%,而其中国有股份占74%。股权分置问题是中国股市与生俱来的先天缺陷,有着最现代     

国有股权社会化问题研究

我国的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国有股份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存在诸多问题。在目前推进股权流通的浪潮中,国有股份的社会化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本文从国有企业股权现状和引发的问题着手,深入分析了我国国有股权社会化的某些主要问题,包括国有股权社会化的市场障碍、途径以及定价。     

国有股权社会化问题研究

我国的大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国有股份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存在诸多问题.在目前推进股权流通的浪潮中,国有股份的社会化问题被提到日程上来.本文从国有企业股权现状和引发的问题着手,深入分析了我国国有股权社会化的某些主要问题,包括国有股权社会化的市场障碍、途径以及定价.     

股权分置改革是『瓜分国有资产』吗?

一、何为股权分置 所谓股权分置,是指上市公司的一部分股份上市流通,另一部分暂不上市流通。股权分置问题是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建立初期,改革不配套和制度设计上的局限所形成的制度性缺陷。截至2004年底,我国上市公司总股本为7149亿股,其中非流通股份4543亿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3．55％;国有股份占非流通股份的74％,占总股本的47％。     

试论股权分置改革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所谓股权分置,是指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一部分股份上市流通,一部分股份暂不上市流通而导致的"同股不同权不同价"现象.不同的利益导向造成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分置,使公司治理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对完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极其不利.截至2004年底,我国上市公司的总股份为7149.43亿股,其中非流通股数为4542.91亿股,占63.54%,而其中国有股份占74%.股权分置问题是中国股市与生俱来的先天缺陷,有着最现代化外套的股市却从一开始就植入了计划经济的心脏,它的存在演绎了中国股市不知多少的"悲欢离合".因此,股权分置改革期望通过非流通股减持流通来优化股权结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     

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与公司治理结构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后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即实现股份全流通和逐步的股权分散化。从根本上说,股份全流通和大股东适度减持股份有利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完善和绩效提升。但是具体作用效果还取决于法律对股东利益的保护,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等制度性因素,并且对不同行业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     

浅析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1．股权结构不合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划分为国家股、国有法人股、社会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四个部分,其中只有社会公众股是可以上市流通。长期以来,社会公众股在上市公司总股本中的比重仅占30％左右,其余70％的股份目前无法上市流通。经过一年多的股权分置改革之后,国家股、国有法人股、社会法人股等已实现可流通,但目前绝大多数仍处于锁定期内,故现在仍旧无法在市场上流通转让。     

国有股权、经营风险、预算软约束与公司业绩: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发现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例,本文首次采用分量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的复杂影响。我们发现:在经营表现较差的上市公司,国有股东监督内部人的积极作用超过了行政或政治干预公司经营的消极作用;而在经营表现较好的上市公司,以上作用没有显著差异。源自国有股权并受经营风险影响的上市公司的预算软约束预期损害了所有公司的业绩。与经营表现较好的公司相比,在经营表现最差的公司,国有股东监督内部人的积极作用以及国有股权导致的预算软约束预期的消极作用都更为显著。虽然国有股权对公司业绩影响的净效果在所有上市公司中都为负,但在业绩最差的上市公司里负面作用最为突出。政策含义在于国有股权的调整应当从业绩最差的上市公司开始。     

所有制、股权集中度和经营业绩

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但这种相关性在不同性质的企业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方向却不一样。国有单位控股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经营业绩负相关，而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经营业绩正相关。从全部上市公司来看，这种相关性则不甚明显。     

论股权分置改革的制度安排

股权分置是指中国股市因为特殊历史原因和特殊的发展演变中,中国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内部普遍形成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股票”（非流通股和社会公众股）,这两类股票形成了“不同股、不同价、不同权”的市场制度结构。在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股权分置的问题十分突出：约2／3的股份尚未流通,仅有1／3的股份流通,尚未流通的国有股约占股份总数的一半,占全部非流通股的七成以上（敬景程,2005）。股权分置不但导致股权结构扭曲、     

股权结构、经营业绩与高管人员报酬的相关性研究——基于江苏高技术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笔者运用江苏高技术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来综合考察股权结构、经营业绩与高管报酬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国有股比例与经营业绩呈现正方向影响,企业规模与经营业绩呈现负方向影响,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均与高管报酬呈现高度正相关,高管年度报酬与企业经营业绩、企业规模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国有股比例的负相关程度也不显著.高技术企业应构建基于经营业绩的高管人员综合激励制度.     

不同风险特征下国企混改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视角

国企混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从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方面，国企通过获得互补性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国企通过融合非国有股东制度活力激发创新动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验证混改程度对国企创新效率的影响关系，并证实不同内部经营风险与外部竞争风险下，国有股比例对创新绩效具有差异化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较低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非国有资本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国有股权比例较高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国有股东的资源优势。国企经营风险过高或市场竞争风险过低，能够强化国有股权与创新绩效的U型关系。分组研究结果显示，国有非制造企业股权与创新绩效呈U型关系，而国有制造企业中二者关系不显著。结论可为分类推进国企混改，提升国企创新绩效提供参考。     

国有股减持新思路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重约2/3.这种股权结构不利于上市公司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国有股需要进行减持,但即使是存量调整,资本市场也无法承受.国有股减持新思路可以有效解决资本市场容量不足这一过去国有股方案所无法克服的障碍.同时,有利于规范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使现代企业制度事半功倍.     

混合所有制、股权激励与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基于动态权衡理论的证据

文章基于动态权衡理论,以1999-2014年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一“自然实验”条件,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对其融资决策中防御行为的影响,分离出激励和治理双重效应。研究发现：(1)股权激励有助于抑制高管融资决策中的防御行为,但这种效应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2)对于国有企业,只在股权分置改革后才观察到类似效果,而股改前高管在减少债务融资的同时,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自我激励问题明显;(3)公司股权混合度越高,其在赋予高管股权激励上越谨慎,但在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混合所有制改革显著提高了股权激励水平;(4)股权混合安排显著改进了股权激励契约在抑制高管防御行为方面的效率,这种效应在非国有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更强。     

国有上市公司治理转型、治理要素提炼与公司绩效

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改革呈现出由传统的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演进转型的过程。选取2005-2009年持续经营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了行政型治理指数;进而对行政型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从不同维度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行政型治理度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其中,国有股权集中度是行政型治理“负效应”的“主要贡献者”;而政府经营政治化、高管人员的政治联系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升;最后,揭示了行政型治理对公司绩效的作用路径,行政型治理度越强,资产利用效率越低,进而影响到公司绩效的提升。相关结论有利于政府作为公司重要外部监管力量来界定监管和干预的边界;为探索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的有效途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公司治理、经验学习与企业连续并购——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决策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4-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的1 480起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事件历史分析方法研究了公司治理和经验学习对企业连续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并购管理程序熟练程度和以往并购绩效反馈都会增加连续并购决策的发生概率;(2)国有股权、管理层持股比率的增加、CEO和董事长两职合一会促进企业连续并购的发生,而具有较高独立性的董事会则可能会降低企业并购的发生概率;(3)国有股权、管理层持股比率、董事会领导结构和董事会独立性会强化经验学习对并购决策的影响效果。     

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者保护:基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检验

目前的研究对国有上市公司在投资者保护方面的效果褒贬不一.从控制权私有收益理论出发,以1997～2006年10间发生控制权转移事件的公司为样本,对国有上市公司中国有股权与控制权私有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了国有股东在投资者利益保护方面的双重作用:总体而言,国有股东相对于非国有股东能够提供更好的投资者利益保护,但在相对控股的范围内,更高的持股比例将导致投资者利益保护更差.     

政府控制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0-2012年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政府控制与上市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在社会效益、绝对水平的经济效益、营运能力及劳动生产率方面优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而在成长能力、公司价值、公司治理等市场化指标方面却逊于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本文认为,当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应摆脱唯产权论的束缚,着力于政府的角色定位、职能转变及机制体制改革。最后,本文基于系统的视角从宏观引导、市场推动和企业自发这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非流通股对股票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文构造了一个股票市场均衡模型来分析非流通股的存在对中国股票市场和上市公司的影响。我们发现非流通股的存在,使得股票市场价格发现机制扭曲,一方面使得股票价格不能真实地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另一方面使得流通股市场的股价波动与流通股比例密切相关。而且从我们的实证分析证实,非流通股比例越高,流通股市场的股价波动就越大,股票价格中含有的非流通股的放大作用越大,非流通股的存在也会影响经理人员的激励和报酬水平。     

上市公司CEO变更、继任选择与公司业绩

文章以2003-2007年为时间窗口,以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CEO变更前后,公司经营业绩与CEO变更的关系,不同继任模式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公司经营业绩下滑会引起CEO发生变更,非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可能性高于国有上市公司。CEO变更后,公司经营业绩得到改善,国有上市公司业绩提升幅度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在常规变更样本中,外部继任公司业绩改善程度优于内部继任公司;在非常规变更样本中,回归结果则相反,内部继任公司业绩提升幅度高于外部继任公司。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业绩提升主要来源于线下项目、非经常性损益类项目,而非公司的主营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