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视角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7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普惠金融的深度、广度和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测度各个地区普惠金融的实际发展水平。随后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和贫困减缓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当普惠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时,普惠金融发展会阻碍贫困减缓,只有当其跨越自身低水平门槛0.0822时,才能有效促进贫困减缓,且当经济发展水平程度较高时,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下降。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减贫的效应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技术优势，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绿化度、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扶贫政策效果四个维度构建绿色减贫指标体系，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绿色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减贫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但这种促进效应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不断提升略有减弱。此外，从传导途径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来促进绿色减贫发展。     

普惠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分配失衡调整——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在变异系数法确定指标权重的基础上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算了200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关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省域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理维度的渗透性"子维度在现阶段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中起到主导效应,省域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大部分省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缩小本省域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作用,但普惠金融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在省域层面上表现出非完全一致的关系;周边省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本省域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不过这种溢出效应或区域辐射效应还不明显。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天水市县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下发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为基础,依据天水市普惠金 融发展现状,分别从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服务质量三个维度选取了 15 个指标测度天水市 5 个县 2014-2019 年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通过计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对比分析了各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差异;其次运用面板 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估计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交通水平以及信 息化水平对普惠金融发展正向影响显著;最后提出以金融统计为抓手、加强普惠金融指标数据分析,以金融 素养为前提、加大普惠金融应用环境建设,以金融科技为契机、加速普惠金融产品服务供给,以金融风险为 底线、加深普惠金融战略目标规划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融资约束与企业价值 ——基于中国2011—2018上市A股公司的经验数据

伴随着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成为金融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以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匹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企业价值提升具有显著影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是促进企业价值提升的主要作用维度;企业融资约束发挥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有效拓宽了企业资金来源,提高了融资效率,缓解了融资约束,促进企业价值的长期提升;财务柔性和社会责任发挥调节效应,正向调节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     

金融科技创新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三重中介效应研究

文章以2018年上线的金融科技指数作为研究基础,基于文本挖掘法构建金融科技创新指数,并从金融服务的效率、质量、数量3条路径探究金融科技创新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文章结合我国共31个省级行政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相关指标数据,参考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3个基本维度构建出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通过影响机制研究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金融科技创新有助于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具体路径与效用。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金融科技创新能够通过影响金融服务效率、质量和数量3条路径的指标来共同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研究——基于S省县域普惠金融示范区试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亟需有效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普惠金融实质上是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着力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进社会福利。为积累普惠金融发展经验,S省在Z市、P县、Y县三个县(市)探索开展县域普惠金融示范区试点建设。本文从普惠金融发展供给与需求的角度,运用实证方法对S省三个示范区的试点进展情况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县域普惠金融示范区试点建设的政策建议。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文章分析了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在于:县域普惠金融服务深度不够、县域普惠金融服务广度不足、县域金融服务成本较高、县域普惠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压力较大,制约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根本症结源于金融排斥,从制度创新、体系创新、产品和服务创新、技术创新四个维度,提出促进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县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养老服务体系的影响研究

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地方养老服务体系的影响效应和机制,利用熵值法构建综合指标,并基于北京大学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以及我国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地促进地方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且使用工具变量法的结果仍显著;（2）区域异质性表明东部地区效用最强、西部其次;（3）数字普惠金融能提高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间接地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据此,从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的发展,吸引多元化服务主体参与来提出建议。     

福建省普惠金融发展实践与思考

本文基于普惠金融指数模型,根据福建省9个地市(包含厦门)2012年至2017年的72个样本数据,测算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结果表明:福建省普惠金融水平处于较好水平,地区间差距较大且呈加剧趋势,但发展趋势良好。从普惠金融各维度看,金融服务渗透性和使用性维度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效果,最后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完善福建省普惠金融体系的政策建议。     

县域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融合发展研究——基于山西省90个县（市）的实证研究

普惠及绿色金融是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关键方向，在推动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各自深入开展的同时，中央强调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还要“融合发展”。本文从理论角度梳理县域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相融合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对山西省90个县（市）普惠金融、绿色金融以及绿色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结果表明：近几年县域绿色金融与普惠金融融合发展增长缓慢，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单独推动具有局限性，绿色普惠金融的目的在于引导长尾群体和优势群体平衡发展。最后，从融合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激励机制、建立多元化县域绿色普惠金融市场、探索建立绿色普惠金融试点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发达省份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广东省的实证研究

论文测度了广东省20个地市2015～2018年间的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门槛回归和面板模型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每提高1%,贫富差距会缩小5.5%,且随着普惠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其减贫的边际效果会逐渐减弱。2.分地区看,只有粤东地区存在门槛效应,其中普惠金融发展对粤北地区减贫作用最强,粤西、粤东地区次之,珠三角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没有起到减贫效果。根据上述结论,得出推进金融机制改革、平衡区域间的普惠金融发展以及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协同发展等对策建议。     

外资银行进入与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基于传统与数字对比视角北大核心

伴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对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探讨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传统与数字普惠金融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相比于依赖“硬信息”的传统普惠金融，外资银行进入更有效地推动依托“软信息”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从作用异质性看，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金融发展程度低和互联网技术水平高地区的普惠金融促进效果更明显。从作用渠道看，除直接效应外，外资银行进入会通过竞争和技术两个渠道对中国普惠金融产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且其中的竞争效应主要作用于传统普惠金融，而技术效应更显著地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此，本文建议通过鼓励外资银行积极参与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激励中资银行拓展普惠金融业务、统筹外资银行进入区域分布等措施推动中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改善金融"脱实向虚"局面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梳理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内在影响机理,其次运用固定效应和空间静态面板模型,以2011—2018年中国3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和异质性.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但存在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显示,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都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但空间上使用深度存在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他两个维度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建议加强区域之间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扭转"虹吸效应"局面,促进各地合作共赢.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的延续和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2011—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TOPSIS、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享受数字金融技术红利更充分,而西部地区则享受了数字金融政策红利.此外,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的影响也呈现出异质性,金融数字化还不能发挥正向影响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错配、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中介渠道.     

普惠金融评估指数构建及其监管应用研究

发展普惠金融是银行业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补短板、惠民生"的重要渠道。然而,国内长期缺乏有效的标准来直接测度和清晰描述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进程,政策的制定、实施与市场开发均缺乏数据支撑。为科学评估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不同地区、不同机构间的差距,有效指导银行业监管工作开展,本文从金融服务的覆盖率、渗透率、便利性、服务质量以及区域特色五个维度出发,构建了福建银行业普惠金融评估指标体系"CPFQS",采用层次分析—模糊综合评价法(AHP-FCE)确定指标权重,并通过欧式距离法首次编制出福建辖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以及分地区、分机构指数。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普惠金融评估指数在准确衡量普惠金融发展进程、引导发现薄弱环节并针对性改进金融服务等监管实践中的运用,以及将该评估体系和指数从单个地区向全国复制推广的可行性。     

农村普惠金融运行障碍及改革策略研究——基于金融供需视角

当前我国农村金融存在需求与供给"两不足"的现象,农村金融供需矛盾依旧突出,有必要改革、完善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在国家宏观经济进行供给侧改革的大环境中,普惠金融发展也步入新阶段,而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金融排斥、政府监管错位、征信体系建设滞后等因素均阻碍了农村普惠金融运行或发展。鉴于此,文章通过分析农村普惠金融供需现状、剖析农村金融供需存在的问题,从政府、金融机构、社会信用及产权制度四个维度对普惠金融的运行障碍进行了阐释,在此基础上,根据普惠金融的运行原则提出相关改革策略,以期为创新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突破运行障碍提供参考与借鉴。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从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使用性和地理渗透性三个维度来测度普惠金融指数,选取了2015—2018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数据对普惠金融的指标进行测度并通过随机效应回归对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全国31个省(区、市)的普惠金融状况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其中经济发展、交通便利性、居民受教育程度、城市化程度对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加强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加大教育投入和金融知识的普及、提高保险在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保障作用、提升信息技术和移动互联网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建设信用共享平台和信用信息体系、建立严格的考核评估体系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农民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来自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具备了数字化、普惠性和可持续性等特征,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河北省11个地级市2014-2019年的面板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一级维度对农民收入具有普惠效果;第二,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也能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但是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要大于城镇居民;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和数字化水平能够显著地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其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收敛效应。鉴此,在政策方面,未来应做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同时也应防范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发挥其应有的普惠效果。     

普惠型金融与农村金融改革

从整体上来说,农村金融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农信社在各地发展还十分不平衡,近十年来农村与农业的快速发展,给农信社的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普惠型金融指的是一个能有效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在农村,普惠型金融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不到的小农户、贫困户及贫困地区的人群提供金融服务。最近开始的浙江丽水的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是继温州金融改革试点后推动普惠型金融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也是农村金融改革又一新的里程碑,值得密切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