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但城与乡之间、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存在多种阻碍城乡发展与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都市圈建设呈现较快发展的态势,但城市间交通一体化水平不高、分工协作不够、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严重、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现代化都市圈是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既有利于优化人口和经济的空间结构,增进社会福祉,又有利于激活有效投资和潜在消费需求,增强内生发展动力。本刊特别邀请几位专家学者,就加快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以期为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提供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下济南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研究

积极推进济南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提升整体竞争力,实现都市圈职能。当前,济南都市圈整体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综合实力明显上升,一体化进程加快。但是,济南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济南仍存在辐射能力较弱的问题,圈内各城市产业联系不够密切,公共服务共享程度不足,市场一体化进程仍存在较多阻碍。为了推进济南都市圈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建议应加强产业、交通、公共服务、人才等方面的顶层设计,加强中心城市建设,推进区域一体化;借助各地区比较优势提高都市圈产业协同能力,增强产业互补性;促进都市圈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有效整合都市圈市场资源。     

“十四五”时期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探讨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对塑造都市圈空间形态、优化产业和人口格局、打造宜居生活环境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是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十四五"时期,应立足都市圈自身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同运输方式的适应性,聚焦都市圈差异化发展,加快相关规划编制、有序发展轨道交通、强化公路基础作用、完善管理体制机制,全面提升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水平。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天津都市圈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新阶段，加快发展天津都市圈成为天津深入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在阐述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天津都市圈建设的互动关系基础上，借鉴日本东京都市圈发展经验，依据“核心—边缘”理论，构建“禀赋差异—制度冲击—经济集聚”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天津都市圈建设逻辑框架，分析天津都市圈建设面临的关键问题，提出天津都市圈发展路径与对策：一是加快推进天津都市圈规划编制，完善都市圈协同治理机制；二是以优化产业分工推动产业链发展，提升转移产业对接能力；三是强化点对点交通与市郊铁路建设，提高都市圈空间通达性。     

增强城市群都市圈综合承载能力培育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和动力源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壮大城市群和都市圈,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建设现代化都市圈,分类引导大中小城市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城镇化空间格局.进一步增强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承载能力,率先打造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对于持续稳定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扩大内需、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关键作用.     

健全城市群都市圈跨区域经济管理体制机制

健全跨区域经济管理体制机制是破解城市群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和推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突破口。我国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经济管理体制机制总体呈现典型的不均衡分布结构，尤其是市场层面的合作机制运用尚不充分。对此，应加快探索建立城市群都市圈跨区域协同管理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分类方法，着力从政府层面、市场层面、社会层面、法治层面完善体制机制场景谱系和创新举措。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度困境与对策建议——以通州与北三县协同发展为例

推进通州与北三县协同发展,不仅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北京大都市圈发展的应有之义。纵观全球都市区域发展规律,区域间的关系都是从竞争走向竞合、从功能隔离走向功能融合、从分治走向共治。研究发现,自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处于由竞争向合作、功能隔离向功能融合的阶段,但同时也面临一系列阶段性的发展困境。建议设立通州与北三县协同发展改革试验区,以通北协同发展为突破口,通过促进通州与北三县在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制机制等方面创新探索,既有利于加快城市副中心建设,促进高质量的都市圈发展,更能够探索突破现有治理格局,创新京津冀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为京津冀乃至全国区域协同治理积累经验。     

加快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2018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提出,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同"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相互配合,完善中国改革开放空间布局。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加快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内在要求。鉴于此,本刊特组织相关专家,就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建设中的城市合作问题、区域协调发展问题、高质量一体化问题、动力机制问题等进行讨论,以期为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借鉴。     

京津冀都市圈协同发展与金融支持

伴随国家发展战略重心北移,以京津冀都市圈为核心的环渤海经济圈将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三极"。特别是首钢落户曹妃甸、天津滨海新区建立、黄骅港的运营与发展、唐山南堡油田的发现等等,都为促进京津冀都市圈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如何发挥这些优势,促进该都市圈经济的协同发展,金融支持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建立金融协调机制,加强地区间的金融合作,实施区域金融一体化战略,是其重要途径。     

以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研究

新时代,我国发展的中心任务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促进区域战略之间的有机衔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深入推进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以数字经济建设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理论框架研究

随着大科学、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区域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城市间的协同互动,都市圈日益成为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积极推动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不仅是新时期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建设创新型省份和创新型国家的有效途径。在界定了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剖析了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的基本构成,主要包括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和协同方式三个部分;并从自组织机制、耦合机制、网络驱动机制和协调机制四个方面研究了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的实现过程。     

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测度与提升路径

把握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水平及特征,能够充分发挥安徽融入主动性,有利于实现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基于“高质量一体化”和“融入”内涵,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水平。结果显示,安徽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整体水平稳步提升,社会一体化具有良好基础,协同一体化程度较高但仍需提升,市场一体化和空间一体化水平呈稳步增长态势,经济一体化变化平缓,创新一体化水平落后。针对上海“龙头效应”不足、安徽“洼地效应”不足、经济发展动能不足以及发展战略差异化不足等制约因素,安徽深度融入长江三角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路径要以产业共生夯实深度融合根基,以城市功能互补构筑深度融合载体,以创新驱动增强深度融合动力,以要素配置空间耦合提高深度融合效率,以协同治理落实深度融合责任。     

都市圈、城市群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

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增长乏力,区域差距不断扩大,且以省际差距为主要突出问题。制度壁垒阻碍生产要素流动和缺乏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因素。都市圈是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有助于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京津冀协调发展和提升京津冀承载力,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京津冀包含京津和石家庄两大都市圈,双圈耦合可形成京津冀的“圈”“群”结构,共同建设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因此,应重点发展京津和石家庄两大都市圈,京津都市圈已处于成熟期,重点在于提升整体竞争力,石家庄都市圈尚处于萌芽期,重点是提升石家庄城市能级。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北大核心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中国重大战略,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原则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五大区域发展战略相互配合,不断完善和提升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空间布局。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最具创业活力、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经济板块之一,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将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一体化的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等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对于加快建设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具有重大意义。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的关键时期,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将对长江经济带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带动作用,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先行探索也会对中国其他区域的一体化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长三角地区城市协同发展动态演变及其网络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等7个子系统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7～2020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协同发展指数。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但不同区域间、不同子系统间存在显著差异。两极分化现象逐渐消除,但内部差异呈现扩大趋势;协同发展类型转移存在路径锁定效应,演化路径具有不确定性。空间格局经历了从“Z”型到“>”型的转变;空间分布呈西北-东南格局,迁移方向由正南-正北转向正东-正西。绩效规模借用、功能规模借用可以提高城市协同发展水平,但存在空间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发现,两种借用规模作用于城市协同发展水平的路径存在差异。据此,应加强都市圈内部、都市圈之间板块链接,增强发展动能;促进产业分工协作,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推动城市网络结构不断深化,提高网络外部性溢出。     

促进长三角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优化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形成协同创新局面,有利于提高我国就业水平和打破城乡二元发展格局。加快长三角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应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在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和经济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机理研究

在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背景下,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问题尤为重要。考虑政府作用的情况下,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机理表现在制度协同、结构协同、空间协同、质量协同,推动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要建立政府间制度协同机制以构建都市圈创新生态系统,以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都市圈产业结构失衡,都市圈政府间要协同规划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园区和不断强化两个产业产出的质量协同。     

关于南京都市圈建设有关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构建南京都市圈的呼声日高，但各方对此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本文从发展经济学和自组织理论出发，结合该地区的发展实际，提出南京与周边地区社会经济一体化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后新一轮开放和竞争挑战的必然选择，竞争基础上的协同发展是各相关城市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文章进一步指出，都市圈的形成是一个社会经济主体自组织的过程，政府作为重要的倡导和实施主体之一，其作用发挥应着眼于制造和完善都市圈自组织的条件，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社会经济主体的跨地域协同行为。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重点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新时代化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重要抓手和重要支撑。“十四五”时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从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实现区域联动发展,注重各类政策和战略的有效衔接、融合与支撑等方面入手,把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七大重点。具体来讲,一是倾力支持“泥沼地区”走出困境、实现重振;二是增强城市群、都市圈对周边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引领作用;三是高度重视省际交界地区合作联动发展;四是注重大区域协同联动与小空间因情制宜的有机结合;五是强化推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政策安排;六是实现区域重大战略间的有机衔接、一体协同;七是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区域发展的支撑作用。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与高职教育理实一体协同一体机制研究

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深刻影响着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高职教育理实一体具有院校企业协同化、产业教育融合化、理论实践一体化等特点,高职教育理实一体人才培养取得积极的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院校与企业协同一体机制不够、产业和教育协同一体机制不够、理论和实践协同一体机制不够等不足。基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高职教育理实一体协同一体机制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构建院校与企业协同一体机制;构建产业和教育协同一体机制;构建理论和实践协同一体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