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背景下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研究北大核心

创新性地使用碳中和量作为非期望产出,利用非径向非角度SBM模型与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绿色发展效率。基于2004—2017年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传统GTFP核算框架对城市总额碳排放量造成了高估,忽略了城市通过植物碳汇的间接减排方式实现主动环境治理。无论是东中西部地区分组还是五大城市群分组,城市绿色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对于西部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绿色技术进步是提升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并且在考虑碳固量水平后,绿色技术进步对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效应更加显著。     

城市群能否提高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

以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主体是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发展战略,而城市是中国能耗最大的区域,研究城市群经济联系程度对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以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理论为依据,通过引力模型对城市群规模密度进行测度。然后以十大城市群2001-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城市群规模密度对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前者能够显著提高后者,但不同的城市群发展规模和密度会对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异质性影响。最后,提出加快城市群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优势互补,从而提高能源效率等政策建议。     

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协同提高机制研究分析——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首先,采用超效率SBM模型与Malmquist指数法评价中原城市群2007—2018年的绿色发展效率。其次,分析绿色发展效率的协同提高机制。进一步地,在协同提高机制中嵌入区域、省份、资源禀赋等多种类型的异质性分析。最后,提出中原城市群绿色发展的优化路径,以期为加快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研究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值整体水平偏低;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增长速度缓慢。(2)重视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政府干预和科技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的积极作用,降低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利影响。(3)东部地区绿色发展的推动力弱于中部地区;中心省份与外围省份的绿色发展大体一致;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推动力强于非资源型城市。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评价

<正>文章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出2006-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十三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通过对各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得出整体上京津冀地区绿色发展处于中高水平,但存在一定的地区差异,并结合实证结果提出了笔者个人对政策的建议,以期对京津冀城市群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不同规制工具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运用Super-SBM模型,测算了我国2000—2015年各个省份的绿色发展效率,并且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检验了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和传导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的正向促进作用更为突出;不同规制工具在东部、中部地区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倒“U”型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在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此外,命令型和市场型规制工具都可以通过影响研发强度,进而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且命令型规制工具对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更为强烈。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区域差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中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算了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省域绿色发展效率,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比较了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特征,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绝对值偏低,东、中、西差异明显,东西部较高,中部地区较低;从发展趋势看,长江经济带省域绿色发展效率稳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有“倒U型”的影响,人口规模与受教育水平正向影响绿色发展,即随着人口规模增加与受教育水平提高,绿色发展效率也会增加;产业结构与绿色发展效率显著负相关。     

城市群扩容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扩容为例

本文基于我国2006-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以长三角城市群扩容为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城市群扩容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扩容对城市群原有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提升作用,对新进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无显著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该结论是可靠的。机制检验表明：扩容未影响原有城市的技术效率,但通过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来促进原有城市技术进步,进而提升原有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扩容通过降低功能专业化水平来提高新进城市技术效率,通过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来促进新进城市技术进步并降低其技术效率,由于技术进步效应和技术效率降低效应相互抵消,扩容未影响到新进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此外,扩容对原有城市中的大城市、高创新能力以及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有更大提升作用。     

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时空发展特征及动态演变分析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对2010-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工业绿色创新效率进行测度，考察其空间分布和动态演进情况。结果表明：(1)在时序发展上，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2)在空间演变上，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呈现空间不均衡分布，其中，东南区域和西北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显著；(3)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绿色创新效率总体呈正相关性，且存在显著的“高高—高效型”和“低低—低效型”各自集聚的空间结构特征，时空跃迁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稳定性。     

城镇化效率区域差异与推进模式

本文结合2002—2012年我国279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对我国城镇化效率的时空特征以及城镇化推进模式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动态测量中,我国的城镇化效率在整体上处于效率变动的无效状态;从空间分布来看,我国的城镇化尚处于"摊饼式"的粗放增长状态,且区域差异显著;从城镇化推进模式来看,强有效型城市群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的特征;弱无效型城市群的城镇化在激进与低效之间徘徊;强无效和高无效两类城市群的城镇化推进模式具有"重增长轻发展"的粗放式特征。     

中国五大城市群生态效率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实现最优生态效率对于改善环境条件同时确保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基于城市群视域,运用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99个城市2010—2019年的生态效率,揭示五大城市群生态效率时空演变规律,进一步通过Tobit模型识别五大城市群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五大城市群生态效率总体发展较为稳定,呈上升趋势。2010—2019年,五大城市群生态效率均值由大到小依次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2)京津冀城市群呈现升—降—升—降的“M”型结构,珠三角城市群呈现升—降的倒“V”型结构,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呈平稳上升趋势,且长江中游城市群增幅最大。(3)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对城市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技术创新和政府支持起到了负向影响,而城镇化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基于此,提出重视区域异质性,发挥政府在经济和产业结构中的宏观调控作用等政策建议。     

城市群能否提高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以中国十大城市群为例

以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进程的主体是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发展战略,而城市是中国能耗最大的区域,研究城市群经济联系程度对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以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理论为依据,通过引力模型对城市群规模密度进行测度。然后以十大城市群2001-2012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城市群规模密度对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前者能够显著提高后者,但不同的城市群发展规模和密度会对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异质性影响。最后,提出加快城市群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优势互补,从而提高能源效率等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效率研究——基于三阶段DEA与Tobit模型的实证分析

采用三阶段DEA及Tobit回归模型对中国17个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的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环境影响因素作用,提出优化配置方案。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综合效率平均水平较高,但城市群间差异较大;环境因素对效率影响显著,拥有高新科技、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城市群对农地城市流转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更合理;剔除环境和随机影响因素后,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效率提升的主导因素由技术效率变为规模效率,且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的城市群数量变多。政府应加强城市群间联系与交流,推广和运用节能环保技术,调整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和结构,注重城市用地内涵挖潜,抑制城市土地过度扩张,从而提高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效率。     

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评价与区域差异

运用基于跨期生产前沿的SBM-DEA模型测算了中国省际1999—2012年的绿色发展效率,对中国绿色发展效率的演变特征与区域差异进行了考察,并对其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不高,总体呈“先降后升”的演变趋势,且节能减排无效率是绿色发展无效率的主要来源;东部在样本初期没有显著拉大与中西部的绿色发展效率差距,而始于1999年实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2006年以后严格推行的节能减排政策在高新技术产业向东部集聚和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大量内迁的双重影响下,却引致东部与中西部的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格局;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效率不存在显著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但存在显著条件β收敛,而东中西三大区域呈现出典型的“俱乐部收敛”特征,说明由于三大区域之间的绿色发展效率差异在不断增大,导致中国省际绿色发展效率差距在逐步扩大,并没有朝完全相同的稳态水平收敛趋同,然而各个区域内的绿色发展效率差距在逐步缩小,并以不同的收敛速度向各自不同的稳态水平趋近。     

基于SBM-GIS的绿色发展效率评价及时空分异研究——以中原城市群为例

绿色发展效率是衡量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文章以中原城市群3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及时空分异特征。首先,从时间维度出发,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对2007—2016年中原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中原城市群整体绿色发展水平不高,2016年绿色发展效率的均值仅为0.809,10年间技术进步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较大。其次,从空间的角度出发,利用空间分析技术探究中原城市群绿色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中原城市群各城市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在空间上呈现"西北外围高,南部较低"的特征,各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偏弱,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城市对周围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强。最后,提出了提高中原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生态文明建设相对滞后的矛盾日益凸显,生态效率的研究对于协调城镇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重大。基于2003-2017年长三角26市的面板数据,以改进的熵权TOPSIS计算新型城镇化水平,通过随机前沿模型量化生态效率,运用空间混合模型分析其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城市群的生态效率保持稳定的增长趋势,生态效率较低的城市拥有更大的提升空间。②较高生态效率的城市分布格局呈"Z"型集聚,长三角城市群已由中等效率主导阶段向较高效率主导阶段转变。③长三角各省市均达到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效率二次关系的拐点值,另外,提高能源利用率、合理引入外商投资、以技术推动经济转型能有效提高生态效率。     

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的演变及驱动因素

文章采用熵权法和SBM-DEA测算了2006—2021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金融水平与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耦合协调、空间自相关和空间滞后的Tobit模型对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效率的时空耦合协调状况及其驱动因子进行识别分析。研究发现：(1)时间序列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金融和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关系虽有波动但整体仍呈稳定上升趋势,近年来出现了上升状态疲软的趋势。(2)空间特征上,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金融和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水平由低到高、由混乱到稳定,区域差异表现为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都市圈。(3)驱动因素上,正向驱动因子的影响强度表现为人力资本>地区科技支出>政府干预>经济基础,负向驱动因子为产业结构。研究提出,要筑牢绿色金融与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增长的动力系统、联动各地区核心区域带动周边区域和建立绿色产业联盟等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建设如何推动共同富裕?——基于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两大关系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2010—2019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从发展端和共享端测算出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共同富裕水平，并将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结合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该政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推动共同富裕产生了积极影响，相对于非试点城市，该政策使得试点城市的共同富裕水平平均提高约2.6%。进一步发现，新型城镇化主要通过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来促进共同富裕，以城市内在品质提升为重点的空间城镇化对共同富裕也能产生一定积极影响。此外，新型城镇化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该政策在发展端的促进作用强于共享端；同时，该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东北、东部、中部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研究内容为进一步权衡效率与公平、更好实现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依据。     

资源扶助型政策促进还是抑制了当地绿色经济发展？——基于280个地级市样本的实证检验

现有关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多数为发展过程中绩效评价、资源的丰裕程度与当地经济增长关系,而往往忽略了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否能够帮助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否能够促进当地绿色经济的进步。因此,文章利用2008—2019年280个地级市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在资源型扶助政策的帮助下,资源型城市是否实现了绿色发展。结果表明：资源扶助型政策不仅没有促进资源型城市绿色绩效的提高,反而抑制了当地的绿色发展。在加入区域异质性分析与城市类型等因素后,实证结果表明,资源扶助政策抑制了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但并没有抑制东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除此之外,资源扶助政策对成长型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负向影响最深,成熟型、衰退型资源型城市次之,对再生型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并不显著。中央政府应在保障资源型城市经济稳步增长、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对地方政府建立绿色绩效考核机制,促进当地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综合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战略区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其协同创新效率提升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2005—2018年地级市数据,以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三阶段DEA方法测算四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并分析其时空特征,利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剔除外部环境与随机因素的影响,除山东半岛城市群外,其它三大城市群的平均综合效率值均较第一阶段下降;②外部环境因素对协同创新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区域经济水平和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与协同创新效率负相关,研发支持力度、产业结构和对外开放水平与协同创新效率正相关;③协同创新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内部城市等级存在空间不平衡性;④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促进不同城市群协同创新发展的相关建议。     

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评价及均衡特征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分析了我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在2011—2015年的变化情况,同时,通过构造均衡函数对城市群的均衡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时间维度来看,2011—2015年我国112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时空分布来看,我国城市的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分布发生了一定变化——从"西北、华中、华北低,东南高"逐渐演变成"西北、华中低,华北、西南、东部沿海高";我国城市群的绿色发展效率与均衡度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所研究的19个城市群主要集中在H-H象限(高效高均衡)、H-L象限(高效低均衡)和L-H象限(低效高均衡)。最后,根据各类型城市群的绿色发展特征,本研究对各类特征的城市群提出相应的绿色发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