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沉睡的资本:农地抵押贷款的收入撬动效应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块鲜明短板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长期滞后.如何快速补齐这一短板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难题.缺少信贷途径被普遍认为是使农民陷入持续贫困的关键所在,而缺乏有效抵押品又是导致农户信贷难的根本原因.文章利用2005-2017年全国1 831个县域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研究了农地抵押贷款试点政策是否撬动了农民的收入增长.研究表明:第一,从效果来看,该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民收入,这一结论在进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从趋势来看,该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增加具有可持续的长期影响.第三,从机制来看,该政策的收入撬动效应不仅可以通过信贷渠道实现,还能通过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等多个机制来实现.第四,从异质性来看,该政策的增收效应在经济基础条件好、农地抵押价值高以及制度质量好的地区发挥得更好.农地权利的放松是撬动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一环,其能通过"唤醒沉睡的资本",让农民的"死资产"转化为"活资本",进而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关键抓手.而提高政策有效实施所依赖的经济环境和制度质量则有助于政策作用的发挥.文章的研究为未来相关政策的出台和调整提供了重要启示.     

陕西农民增收比较研究

本文分析了"十一五"期间陕西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着力改善民生,大力提高农民收入取得的显著成就,通过深入调研,与四川、云南、宁夏、新疆农民收入状况,以及土地资源、主要农产品占有量、劳动力资源和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发展状况的系统比较,多角度剖析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障碍,提出促进陕西省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着力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着力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着力改进惠农支农补贴方式,进一步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着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发挥农业资源在农民增收中的基础性作用;着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进一步挖掘人力资本在农民增收中的根本性作用;着力发展非农产业和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进一步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民增收质量;着力培育农村市场,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经济效益;着力推进城镇化进程,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空间;着力发展县域特色经济,进一步提高农民增收水平;着力探索财政支农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益;着力探索制定农业保险政策,进一步帮助农民规避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解决农业增产不增收问题了吗?——基于中部A省51个县域数据的双重差分检验

农民的脱贫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任务。为评估2016年从中央层面启动的支持贫困县统筹使用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政策实施效果,本文基于2013-2018年中部A省51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对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能够显著推动农业的发展,即产生"增产效应",但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并不显著。进一步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发现政府间转移支付和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表现为遮掩效应而非中介效应,其中"增产效应"被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增长遮掩了13.72%,"增收效应"则被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遮掩了64.22%。因此,加快涉农领域政府间权责划分、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升财政支农支出绩效是进一步优化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优化选择。     

地权稳定性如何影响农民的进城选择?

就近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方向之一。以往农民在县域定居多归因于户籍制度和生活成本等因素，但却难以解释在户籍制度松动和经济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农民就近进城的基本趋势。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村社中，农民将土地视为“命根子”，地权稳定性成为农民行为决策的重要准则。因此，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民进城路径选择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民就近进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地确权产生的财产功能效应和生产功能效应分别给农民带来了“离乡非农就业”“留乡守土务农”两种激励导向，而就近进城则成为农民选择的兼容性策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更能促进东中部地区农民和家庭女性劳动力占比低的农民选择就近进城。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在农地确权情况下，农民农业兼业的意愿增强，从而促进其就近进城。笔者认为，农民进城路径选择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含义，这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以县域经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的理解。     

发挥新型城镇化带动农民增收作用的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实现较大幅度提高,但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相比仍显缓慢,影响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有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足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新型城镇化可有效减少农村人口、提高农产品的有效需求、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受教育水平、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因此,发挥新型城镇化带动农民增收作用应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产城融合发展,提高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加大统筹城乡教育力度,提升农村教育水平;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依托,实现农民就地市民化。     

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财政支农对于增加中国农民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财政支农各项资金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对中国1990—2010年财政支农支出总量及结构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和农村救济费支出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有利因素,而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对于农民收入增加具有滞后性,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应当将有限的支农资金进行合理配置,以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保护农民利益

城镇化与农民增收是一致的。当前我国城镇化存在将城镇化理解为城镇建设过程 ,政府推动替代市场机制 ,各自为阵 ,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和发展规划等误区。现行的农地制度、户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是导致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失利的主要因素。以农民增收为出发点和归宿点 ,加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 ,选择循序渐进的多元城镇化推进战略 ,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     

农产品对外贸易促进农民增收的区域差异——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用中国1999—2008年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了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促进农民增收的区域差异。结果显示:东、中部地区农产品进、出口依存度与农民收入增长正相关,且中部地区要明显强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农产品进、出口依存度与农民收入增长负相关。在对实证结果进行讨论和解释的基础上,就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县域农贷能促进农民公平增收吗?

如果农贷资源仅由市场进行配置,虽然存在明显的信用约束,但此时的农户信贷配置可促进农民收入更有效率地增长,同时也会引起农民收入不平等加剧。因此,政府希望在不损害农户信贷效率的同时又能促进农民公平增收,这就需要在尊重农贷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对农户信贷进行调控。基于中国2037个县的截面数据,本文对县域农贷的增收效果进行了区域分层差异检验,研究发现:县域农户信贷对农民的增收效应不仅在农民内部而且在地区之间均有明显的差异,其中,西部地区的农户信贷对中低收入农民的增收效果显著,中部地区的农户信贷只对最高收入农民的增收效果显著,东部地区农户信贷对各收入层次农民的增收效果均不显著。因此,要促进农民公平增收,有必要采取差异化的农户信贷调节政策。     

我国财政支农现状及改进对策研究——基于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研究财政支农问题对于促进农民增收意义重大。从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的相关性入手,以1978—2009年财政数据为支撑,充分考虑各种影响因素,通过OLS回归,探索财政支农与农民收入之间的联动关系,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财政支农效果的政策建议。     

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与西部农民收入问题研究

西部城镇化历史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前,西部就陆续出现了一批小城邑。西部城镇化建设面临的问题与西部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从宏观上分析,西部地区城镇化与西部农民增收之间存在积极的正面效应;在政策措施不科学的情况下,西部城镇化与西部农民增收之间又存在很大的负面效应。因而要妥善处理二者关系,推进合理的城镇化,从而实现西部农民收入的增加。     

农民权利配置与收入增长关系研究

农民权利配置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也存在着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情况。本文力图明晰农民收入增长中权利配置的主要问题及产生原因,找到解决对策。本文首先对农民权利配置与农民收入关系做了理论及描述性分析,进一步实证分析了1994-2011年农民权利配置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长期以来,国家配置为主的配置方式,与国家支农支出、农地流转比例、农用机械总动力有关的权利配置和其对农民收入增长影响系数的匹配不当,收益权配置为主的配置偏好共同导致农民权利配置效率偏低,影响到农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本文建议控制直接补贴规模,加大农业科技投入,适度控制农地流转的比例及速度,引导农民开设家庭农场,扶持专业化农业生产,从而提高农民权利配置效率,有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公共财政政策支持农民增收的效应评价

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在我国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过程中,公共财政支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该文利用有关数据对财政支农资金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绩效性进行了分析,并根据计量结果,指出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促进农民增收的财政支农政策的取向。     

促农增收的若干对策问题研究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收入问题。正确处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采取有力措施,千方百计促农增收,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重大任务。当务之急是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思想,对农民收入政策进行全面调整。第一,全面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第二,千方百计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第三,积极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第四,扎实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第五,抓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培训转移;第六,努力加快城镇化进程;第七,继续加强扶贫开发工作;第八,加快建立起农民的基本保障制度。     

江苏省土地整理与农民增收实证研究

居民点土地整理是土地集约利用和转变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也是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差距的有效途径。以1978—2010年江苏省徐州市下辖各县市的相关数据为分析样本,对土地整理所带来的耕地面积、从业人员和城镇化程度的变化与农民收入水平的关系进行了机理和实证分析后发现:第一,耕地面积增加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的经营方式和种植作物的品种,规模化经营和经济作物的种植能够显著地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二,从业人员的增加能够有效地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但其作用力度取决于地区的产业优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第三,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能够带来农民收入的增长,但幅度的提高应进一步建立灵活的流转机制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演变与效率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演变和财政支农支出在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的变化反映了我国财政支农投入带有明显的"人治"特征,缺乏有效的体制与制度保障。虽然财政支农总体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有促进作用,但由于支出结构不合理,各分类支出间效率差异较大,使得总体效率较低。之所以在国家不断调整财政支农政策和扩大支农支出规模的情况下,城乡差距与"三农问题"却日益严峻,一方面是由于财政支农缺乏有效的体制保障,另一方面可归因于支农支出结构安排不合理。     

云南省农民增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农民增收乏力严重阻碍了云南省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构建富裕文明开放和谐云南的步伐。我们对云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描述,通过双对数计量经济学多元回归模型对影响因素的检验表明,农产品价格、农产品产量、城镇化水平、政府支农惠农政策及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增收有较大的影响,并具体分析了这些因素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程度,进而提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三农"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虽然近些年来,农民收入得到一定程度的增长,但相对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不断地拉大。寻找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促进农民增收,一直是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人力资本作为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通过影响农民的信息获取、生产和资源配置等方面能力来影响农民收入增长。文章通过对人力资本理论进行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寻找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对策,以期待为农民增收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一村一品”示范政策促进了农民增收吗?——基于多时点DID的实证检验

“一村一品”示范政策已成为地方政府推进产业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一村一品”能有效带动所在村镇农民收入增长,但是否对周边农民增收具有溢出效应尚未明确。本文基于2009-2020年广东省县级面板数据,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认定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模型评估“一村一品”政策对县域农民的增收效应。研究发现：总体来看,“一村一品”认定对县域农民增收的溢出效应不显著,但对农业大县和非农业大县农民收入具有异质性影响,对农业大县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增收效应存在一定长期性,对非农业大县农民收入没有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一村一品”认定能显著促进县域农业发展,但未能有效带动农民增收;从农业大县样本看,“一村一品”能通过推进县域农业产业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促进农民增收。建议认真总结“一村一品”示范政策带动周边农户增收的一般规律和典型案例,不断扩大政策影响范围,积极探索该政策通过农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的多维路径。     

我国农民增收的制度创新分析

"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理论,以制度创新来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跨世纪难题.具体说来,一是要稳步推进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二是要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的农村土地制度;三是要彻底改变城乡有别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