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行信访模式及其再构建

信访是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是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民主政治权利的具体形式。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宏观背景下,进行体制现代化变革,改革现行的信访制度,推进信访工作的制度、内容和方法的创新,在法治框架内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建设中国特色的法院信访机制之我见

信访是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也是公民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涉诉信访是司法民主的一种特殊形式。目前，中国法院在纠纷处理尤其是信访制度的设计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应从信访工作法制化、加强立案和司法救助工作以及加强信访一体化建设等方面入手，进一步建立和健全法院信访制度。     

从信访制度的困境看行政体制改革应注意的问题

信访制度的困境折射出了现行行政体制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为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因素。在行政体制改革的框架内思考信访制度的出路,就要抓住时机,以完善信访制度为突破口,在尊重规律的基础上,科学规划平衡点,同时以法治建设为重点,有步骤地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     

法治为本化解涉法信访

涉法信访是一个社会学与法学的交叉性问题。近年来,这一现象的大量涌现既与行政执法、司法机关的执法、司法行为相关,又受到信访群体法治意识和观念的制约。本文从这两类主体入手,分析了涉法信访的成因及其在现实中所处的尴尬境地,国家应从行政执法、司法公正,法治观念的增强,信访体系的完善以及基层信访工作的落实诸方面进行努力,以法治为本,化解涉法信访,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     

律师参与信访初探

当前的信访内容介于政府和法制之间，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完全法制的中国。在当前和未来之间，伴随着社会历史进程，信访制度要适应国家环境的需要，找到一个历史的平衡点。进行信访制度改革，要让信访制度增加法制概念，体现法律精神，从而真正发挥信访职能，加快法制化进程。律师在法律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法律化身的角色，要求信访亟待引入更加完备的律师参与信访机制，发挥律师应有的作用，对于树立党和政府形象、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压力型体制与基层信访的困境

文章认为,压力型体制构成了基层信访的体制生态。基层信访身处上层压力与基层过高期望的夹缝之中,却因其功能有限性而无法承受其重。信访制度本身以及运行过程中的部分创新,顺应了压力型体制的运作逻辑,加剧了信访困境。在考究国家政权建设异化的原因后,文章指出,如果基层信访要走出困境,就应着力找寻自下而上的权威资源,建设回应型政权。     

重建信访政治——超越国家“访”务困境的一种思路

当前,中国信访总量与治理成本双双高企,不断触痛着国家与社会的敏感神经,并危及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国家治理所面临的“访”务困境同信访的政治变迁密切相关:1978年后,国家逐步弱化信访的政治动员功能,并确立了基于“维稳”原则的工具化治理策略,致使信访由社会治理的手段演化为被治理的对象,从而陷入利益收买与行政压制的尴尬两端.在社会转型与政治生态充满弹性的背景下,“去政治化”带来信访的政治“掏空”效应,而泛政治化、民粹主义等思潮可能乘虚而入,演化成为访民的心理支持系统,从而实现反向的政治动员并带来巨大社会风险.应当在回归信访制度的经典设计、恢复和创新群众观念的基础上,重建信访的政治属性,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依法规训信访行为,从而回到信访对社会的治理这一本义上来.     

《信访条例》立法缺陷评析

2005年的《信访条例》存在重大立法缺陷。其一,信访权利实质上是宪法赋予公民的直接监督权,在没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关法律规定作为立法依据或经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授权的情形下,行政法规无权对公民的直接监督权进行法律规制;其二,《信访条例》有许多明显违背中国宪法的条款规定,对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构成重大侵蚀;其三,信访工作的属地管理原则有违一般的逻辑常识,不但不利于信访困境的解决,反而有可能积累、加剧社会矛盾,同时,条例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处分主体机关规定模糊不清,表明信访监督机制仍不够完善,不利于建立畅通的信访秩序。     

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

受国家发展战略转型、意识形态的约制和压力型信访治理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在当前乡村社会中。谋利型上访开始凸显并呈现出蔓延趋势。在此基础上,还涌现了一批上访专业户群体,对基层信访治理工作构成了极大威胁,上访产业渐趋雏形。基层信访治理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上访钉子户治理问题,而裹挟着更为浓厚的治理谋利型上访尤其是上访专业户的色彩。解决信访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调整国家的信访维稳战略,还原专断权力行使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让国家权力能够在正常的治理轨道上运作。由此,通过谋利型上访这一概念的建构,不仅可以更为真切地理解农民上访行为逻辑的变迁,而且能够深化对信访制度的理解,进而来检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转型的成效。     

信访制度存在的基础及其功能定位

信访制度的存在不仅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有着现实的宪法依据,是将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予以落实的一种制度安排。信访权利属于救济权的范畴,信访制度作为一项中国特有的制度,具有政治参与、权力监督以及权利救济的功能。正确的功能定位,是信访制度得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好重要作用的前提。     

我国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措施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民事矛盾等也在逐渐增加,群众信访也在逐年增加,多次形成了信访高峰.但与此同时,信访制度的各种问题也相应出现,如何处理好信访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是信访制度改革的根本和前提.     

论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关系定位的基本原则——以公私法二元观为视角

私法与公法的二元划分，其最基本的价值论意义就在于揭示了保障权利和限制权力二者之间的法治状态。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作为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进路，为公法和私法的界分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在现代法治理念之下，私法自由和国家强制的划定，都需要遵循如下基本原则：人们的自由领域应当获得优先确认，若要对该领域施加强制，则必须通过严格的法律程序予以正当化论证之后才能确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之间的动态平衡。     

浅论我国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与改革路径选择

政治制度改革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信访制度是一项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在政治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结合目前信访工作的实践，对信访制度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改革和发展信访制度应遵循的原则和可以选择路径进行了探讨。     

行政信访法制化途径研究

行政信访制度作为一种在我国已经沿用几十年的行政法律制度,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当今对于行政信访的研究多数却停留在行政学、政治学或社会学角度,从行政法角度对其展开研究的却少之又少,文章从该角度展开了对行政信访制度的研究与探索。文章主要对行政信访制度的认识、现状分析以及当前我国信访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可行性探究等角度进行了分析与探究。     

信访制度价值意义探析

信访制度是我国现实国情所决定的.有人认为信访是在挑战法律权威,笔者认为信访不仅是民意诉求的重要渠道,而且也是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中的“均衡器”、“减震阀”.通过信访反映的大量信息不仅反映了当今社会管理中的不足和漏洞,而且也是社会管理者和执政者创新社会管理、加快推进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参考.至于信访的治理又必然是法制的,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只有制度不断地加以完善,其现实价值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     

美国的宪政税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宪政税收是以宪法来控制和限制国家税收权力、保障人民财产和自由权利、实现税收正义的一种社会治理机制.我国在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之后,更应该及时进行税收立宪,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     

瑞士财政平衡体制改革及其启示

瑞士虽然是人口和领土规模较小的国家,但国内却是多元文化和多种语言并存。在这种条件下,维持社会公正和国家的政治统一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得益于二战后建立的财政平衡体制,瑞士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别。2008年,瑞士对其财政平衡体制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和改革。文章将以这次改革为主题,分析改革的原因、梳理改革的基本措施、探讨瑞士财政平衡体制有效运行的保障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反思瑞士财政平衡体制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信访机制困境及改革之刍议——以信访风险评估及信访信息通报制度为视角

信访是我国一项传统的司法途径以外的救济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了不同功效.在目前社会变革发展的转型期,整个信访机制暴露出种种缺陷,对它的改革迫在眉睫.除了信访机制的重新架构外,信访风险评估及信访信息通报制度必须得以落实.     

权利与诉讼

在现代社会,权利必须依靠法律与诉讼才能获得最有力保障。权利必须法律化和诉讼化。相对于立法而言,诉讼不仅更加有助于保障人和公民的权利,而且也有利于社会冲突的解决和国家的民主与法治进程。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要重视宪法的诉讼化、司法权的统一与独立,增强法律的确然性、可接近性和可利用性。     

控权:通向法治之路的关键

本文在分析当代中国民众法律和法治观念演进过程的基础上,认为认识体现和维护民众权利对于良法和法治的重要性固然十分重要,但还应当进一步认识维权(利)与控权(力)的关系。维权是法治的基础和核心,而控权则是法治的关键。社会改革和转型过程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控权。转型时期的法律应当高度重视和强化有效控权功能,以便完成促进和保障社会变革的时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