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H之谜”在省际的应用及其理论解释

用FH方程来解释省际的资本流动状况,通过面板时间序列方法检验发现储蓄率与投资率都是非平稳的,但它们存在协整关系;对FH系数进行估计,得出系数不是很显著,因此认为资本在我国省际具有很高的流动性。这种高流动性是地方政府干预的结果。一方面资本流动对长期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晋升考核中对经济绩效非常偏好,使得地方政府倾向于基础设施投资以吸引资本流入。这些因素使得省际有很高的资本流动性。     

要素流动视角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与制造业升级

数字政府、机器换人以及智能制造等现象为审视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新视角，也为国内制造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本文基于2006—2020年283个地级市样本数据，探究地方政府竞争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有效促进制造业升级，并且通过资本、劳动要素流动分别对制造业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负向间接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要素需要跨越流动规模“临界点”才能对制造业升级产生正向影响；此外，地方政府竞争对其他地区制造业升级、资本要素流动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劳动要素流动发挥的空间溢出作用有限，通过要素流动对制造业升级的间接空间溢出效应均不显著。鉴于此，倡导政府间进行“适度竞争”、优化地区资本配置、合理引导劳动力流动并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是推进制造业升级的有力举措。     

对我国国际资本流动与FH关系式的再考察

本文考察的是资本流动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衡量资本流动性。首先采用我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计算得到FH关系式的β系数为0.62,并将这一结果与国际国内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对比。然后进行了分时期对比,发现我国在国际资本流动性较大的时期,其FH关系式的β系数较大,这与FH假说所预期的结果恰好相反。这一发现也同时否定了我国同类研究中常见的基础假定。经过进一步计算,否定了常见的经常账户目标假说与跨时预算约束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     

资本集聚、税收互动与纵向税收竞争

依据2003—2007年中国26个省区2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造3维误差成分结构的空间计量模型,以及工具变量两步sys-GMM估计、双重固定效应法和多重空间权重矩阵设置,本文发现政府层级之间存在显著的纵向税收外部性。这种互补性质的策略互动影响不同于西方理论考虑的具有充分和稳定税收管辖权的各级政府会由于共享税基产生交互影响,而是上级政府基于政治和行政权威,面向辖内下级政府实施的具有利维坦特征的税收驱赶和"挤压"影响,是一种纵向政府层级间的"税收竞争"。     

FDI进入对我国区域资本流动的影响

本文从区域资本流动的角度研究FDI对地区资本的影响。我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框架下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地区竞争模型来分析FDI对区域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FDI的进入会引起地区资本在区域内形成一个先流入(FDI进入的地区)后流出的过程。借鉴空间计量的研究方法,我们在实证方程中引入FDI的空间滞后项,实证的结果支持了模型得到的结论。检验结果表明,在全国范围内FDI对进入地区存在挤出效应,FDI的进入导致了地区资本从我国西部流向东部,从而加剧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政府行为下创新要素流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8年中国内地31省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法探讨政府行为与创新要素流动的内在机理,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就全国而言,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对R&D人员和R&D资本要素流动存在倒U型影响,且地方政府竞争与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与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行为可以协同发力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另外,地方政府竞争和政府支持能够促进周边地区创新要素流动,而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仅能影响周边地区R&D人员流动。在分区域研究中,东部地区3种地方政府行为对创新要素流动均存在倒U型影响,中部地区政府房地产投资偏好行为发挥倒U型作用,而政府竞争和政府支持行为发挥正U型作用;地方政府行为协同对中西部地区创新要素流动发挥正向促进作用,但在东部地区影响甚微。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动态关系:1994—2007——基于BGT模型抵消和冲销系数分析

本文通过修正的BGT模型,重新构造净国外资产变化(△NFA)与净国内资产变化(△NDA)变量,同时使用OLS和联立方程方法估计了中国自1994年汇改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定量关系,并采用递归系数方法估计了其动态变化过程。结果显示: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冲突加重,货币政策虽对资本流动冲销力度充分大,但资本流动的抵消效应也十分大,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很大挑战,央行冲销工具面临无效性难题,正被迫寻找其他措施化解外汇占款。     

税收竞争、区域环境与资本跨区流动——基于企业异地并购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我国经济转型背景下,资本跨区流动作为市场化资源配置方式,表征着市场化进展程度,同时受制于政府干预导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本文旨在从税收竞争角度考察资本跨区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长期以来,税收竞争的资本流动效应是公共经济学与投资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既有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本形成与FDI等方面。但是,前者忽略了资本流动的方向性,后者囿于投资方式的同质性。企业异地并购是资本跨区(跨国)流动的微观过程,也是企业基于区位选择的成长路径。本文从企业异地并购这一独特的微观视角切入,运用因子分析法度量我国30个省份税收负担和环境得分,以2009-2011年间发生的国内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事件为样本,基于Logistic计量模型考察税收(环境)的引资效应和企业成长效应。研究发现,地区间税收竞争显著影响了企业异地并购行为,引致了资本跨区流动;企业异地并购未获得节税收益,环境效应已成为企业异地并购的成长动因。这些发现对于匡正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和企业成长区位选择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地方财税竞争与异质偏好劳动力的空间流动——以京津冀大都市区为例

文章通过对Hindriks、Rochet和Stole(2002)模型的拓展,将劳动力流动引入含有空间属性的区域财税竞争框架,研究异质性偏好的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决策,及其对地方税收竞争一般均衡的影响。文章解析了地方政府效用最大化的税收和支出组合条件、罗尔斯式政府效用与线性政府效用函数下均衡解的影响因素,以及均衡时要素流动性对地方政府效用和地方福利分配的政策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与地方政府的政策集合、政府效用之间存在相互的决定和影响关系。在罗尔斯式的政府效用设定下,博弈均衡仅与技术工人的流动性有关,但地方再分配的程度与技术工人的流动性成反比。     

地方政府行为与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基于甘肃省相关数据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以2015年甘肃八个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的截面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对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变量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和空间异质性,应采用空间计量模型;(2)不同权重矩阵均表明,地方政府的行为显著提高了本地区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的绩效,但不同程度地抑制了临近地区的循环化改造绩效。因此,应有效统筹、整合各领域资源,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功能,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     

公共投资对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截面数据的分析

研究政府公共投资对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效应,是以特征价格模型为基础来构建二者之间关系模型的,用2010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截面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具体考察公共投资各个资本变量对住宅房价的不同影响效应。计量结果显示:公共投资各个资本变量对商品住宅价格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不同公共投资特征变量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力度不同,公共投资对商品住宅价格具有资本化效应。政府应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和房地产政策,使这部分被资本化入商品住宅中的价值得到合理分配并起到对房价的调控作用。     

社会网络资本与空间经济性研究——基于中国283座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城镇化战略的方向应为显著提升空间经济性以节省土地,而发展社会网络资本是实现包括人口在内的要素资源向大都市为核心的城市群集中的重要前提。本文深化了社会网络资本概念,进而提出了计量其对空间经济性影响的方法。实证检验采用OLS回归模型和283座中国地级市及以上层级城市的数据。研究发现,社会网络资本、城市规模与城市空间经济性正向相关,政府等公共部门规模呈现负相关,不同类型的城市间变量存在显著差异。     

地方保护主义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旨在考察地区政府保护对地方产业结构的作用,对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首先提出理论模型,在一个厂商投资行为模型中,从改变地区间贸易成本和政府直接投资两个方面引入地方政府行为变量,讨论政府行为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模型分析发现贸易成本的增加会促使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而政府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不确定,在一定情况下会促进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化。这些结论在随后进行的对中国近年地区和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趋势分析发现样本年间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差异的全国平均水平在逐年增大。而以地区为着眼点的计量回归分析则发现,在控制了运输条件、地区资源差异和产业结构等历史因素之后,政府变量对地区间产业结构差异变化有显著影响。政府设置贸易壁垒增加地区间贸易成本,会促进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政府的投资行为则在整体上促进了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化。     

人民币离岸套利对在岸外汇市场的动态影响——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状态空间模型,选择2010年10月至2012年9月的月度数据,估计了离岸与在岸人民币汇差、利差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对我国外汇储备和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离岸与在岸即期汇差的扩大在推动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增加的同时,会引发短期资本流入;在岸与离岸利差对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增加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并推动短期资本流出;人民币升值预期对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增加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并可能促使短期资本流入.三个因素当中,在岸与离岸利差变动对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变动的贡献率最大,而人民币升值预期对短期资本流动的解释能力最高.     

军民融合协同创新、空间关联与国防创新绩效

采用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变量,基于地理邻接和要素流动两种权重矩阵,实证分析军民融合协同创新对国防创新绩效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国防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集聚特征;在地理邻接权重和研发资本流动权重下国防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从对本地区的影响看,产-研和产-学两类互补型协同对国防创新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研和研-学两类替代型协同则不利于国防创新,区域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均对国防创新有益;从对周边地区的影响看,研-研协同显著提升周边地区的国防创新绩效,产-研协同则对研发资本流动关联紧密地区的创新绩效有积极作用。     

政府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首先选取“税收—公共品”组合,利用数据包络方法分析了1997~2004年我国30个省市地方政府的相对效率;然后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回归计量模型研究了政府效率的空间特征。研究体系结果显示,政府效率具有空间溢出作用,并且这种空间溢出作用还在逐年增强;政府效率在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互补效应说明地方政府之间有“邻里模仿”行动。     

互联网产业集聚能否缓解地区资源错配——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经验分析

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要素流动、空间溢出、政府干预等视角,运用多步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互联网产业集聚对资源错配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①互联网产业集聚能够有效缓解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②互联网产业集聚和资源错配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表现为互联网产业集聚能够促进第二三产业协同集聚,从而抑制无效的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提升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质量,进而缓解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③互联网产业集聚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显著改善本地区和邻近城市劳动力错配,同时,改善邻近地区资本错配;④政府干预具有显著的单门槛效应,互联网产业集聚对劳动力错配和资本错配的缓解在一定程度上受政府干预的影响。鉴于此,研究提出,长三角地区应进一步推进互联网产业集群建设与产业协同集聚发展,发挥互联网产业集聚对要素流动量与质的调节作用,同时,政府干预也要适度。     

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能够缓解“二代”现象吗?——基于CHNS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社会"二代"现象的现实背景,从公共教育支出的视角,依据代际收入流动理论,采用我国各地区教育经费支出和生均教育经费数据以及"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多重门槛模型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影响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机制与程度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会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大小,加入公共教育支出变量后,代际收入弹性为0.548,公共教育支出对子代收入的弹性为0.154;(2)随着政府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增加越显著;(3)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程度并不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不同。因此,无论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都应该持续进行,只有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缓解"二代"现象。     

中国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选取中国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地方竞争、债务绩效及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地方债务竞相扩张，且呈现显著的边际效用递减特征；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地方竞争对债务绩效和规模的效应，发现地方政府税收和投资竞争因“棘轮效应”和“挤出效应”均推动了债务规模的快速攀升，对经济发展质量产生负面效应；行为动机作用下，地方政府发债规模对经济发展质量呈显著的非线性特征；空间准自然实验分析结果表明，预算约束硬化在限制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冲动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降低了地区财政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将对新时期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核心通货膨胀理论综述

本文基于实体经济运行的视角主要探讨了金融系统是否发挥了改善我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功能.文章以1999-2006年间中国30个地区27个工业行业为样本,借助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构建了非国有部门信贷比重等衡量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并运用系统广义矩面板估计方法等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促进了中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当进一步考虑地方政府对银行信贷决策干预的影响时,地方政府的干预却会妨碍金融系统对中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改善功能的有效发挥.